北洋大臣

北洋大臣

北洋大臣，清代官名。北洋通商大臣的简称。清朝末年官职设立于1870年全称为北洋通商大臣管理直隶(今河北)、山东、奉天(今辽宁)三省通商、洋务，办理有关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宜。

清末办理北部中国洋务的钦差大臣。1870年（同治九年）天津教案发生，工部尚书毛昶熙上奏认为，这是由于三口通商大臣无统辖地方之责，地方官不肯协助造成的。经总理衙门议复，同治帝批准，三口通商大臣改由直隶总督兼任，颁给钦差大臣关防。职掌承继三口通商大臣，又有所扩大。除对外交涉、通商、海防事务，还负责办理招商、电报、煤矿、铁路以及训练北洋海陆军、统辖海关关税等事务。第一任北洋大臣是李鸿章，专此责28年之久。王文韶、荣禄、袁世凯也先后任职。

北洋军

北洋军，是甲午战争之后，清朝为了弥补战争损失着手建立一批新式陆军，先是由胡燏棻Hu Yufen 在天津小站训练十营定武军，1895年10月，胡调任津芦铁路督办，由袁世凯继任新建陆军督办，接手定武军，后改名新编陆军，主要军官由袁世凯亲友、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和淮军旧部组成。1902年改名常备军，计划辖左右两镇，后扩编为三镇。1904年加入全国新军改编（计划全国36镇），常备军扩编为六镇，改名为陆军第一镇至陆军第六镇。原则属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管辖，称北洋六镇，也称北洋军。1916年袁世凯病故后因群龙无首分裂成北洋军阀。

北洋军阀是清朝末年由袁世凯建立的封建军事政治集团。清政府自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所依靠的湘军和淮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一败涂地，腐朽不堪。为了支撑危局，清政府于1894年冬天任命淮系官僚胡燏棻到小站训练新式陆军。1895年，清政府派袁世凯接统这支军队，旧例兼北洋大臣的直隶总督节制，这就是北洋军建立的开始。北洋军按照德国的营制和操典进行训练，与旧式军队不同。北洋军阀就是随着北洋军的建立和发展而产生的。为了控制北洋军，袁世凯从一开始就注重搜罗党羽，拼凑班底。其中最终要的有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和被称为“北洋三杰” 的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构成了后来的北洋军阀的骨干。1898年，袁世凯依靠北洋军，出卖维新派，换得西太后和荣禄的信任，袁世凯和北洋军初露头角。1899年和1900年，袁世凯又依靠北洋军镇压山东义和团，得到中外反动派的赏识。1901年，袁世凯继李鸿章后，担任举足轻重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利用职权，竭力扩充自己的实力，到1905年，北洋六镇全部练成，兵力六、七万人。随着北洋军的扩张，袁世凯和他的亲信逐渐形成了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封建军事政治集团--北洋军阀。1911年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依靠北洋军的实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一方面迫使清政府交出实权，另一方面又迫使革命党人妥协。1912年，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从此开始建立起北洋军阀对中国长达17年的反动统治。1913年，用武力镇压了“二次革命”建立并巩固了专制独裁统治，北洋军阀的势力达到了鼎盛时期。1915年复辟帝制失败，1916年，袁世凯死后，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北洋军阀分为直、皖、奉三系，各派军阀争权夺利，混战不已。1926年，皖系军阀段祺瑞被赶下台，1927年，直系军阀被国民革命军消灭，1928年奉系军阀政府垮台，北洋军阀对中国17年的统治结束。

北洋系”是怎样兴起的

■晚清变局丛谈

编者按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下，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标志着中国开始仿照欧洲国际关系体制来处理对外交涉事务。相对于以往的“朝贡体制”，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型。

但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一个专职外交机构，未能将事权完全统一，许多外交权力仍掌握在封疆大吏之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所谓的“北洋系”，即得名于此。提起“北洋”，人们自然会想起“北洋水师”、“北洋政府”、“北洋军阀”（甚至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等一系列与清末民初政治紧密相联的词汇，足见“北洋”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影响之深。而清王朝的覆亡，与其一手打造的“北洋系”却大有干系，这种历史的讽刺，的确令人深思。

清政府力图将对外交涉局限在“地方”

事情的原委，不能不从中国传统观念说起。中国向以自己是位于“天下”之中、文化最为发达优越的“华夏之邦”自居，四周都是文化、制度远不如中国的“蛮、狄、夷、戎”，中国是“天下共主”，而周边各国都是中国的“藩属”。在这种“宗藩”关系中，中国皇帝是“天子”，有“德化蛮夷”、“涵养四方”的责任，藩属国要到中国来朝贡，藩属国立新王也要经中国皇帝册封。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外交观念，自然也没有专职外交机构。在传统关系中，对外的交往就是“宗主”对“藩属”的管理，所以管理对外交往的机构就是“理藩院”。总之，当时只有“理藩”而无“外交”。

鸦片战争开始后，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等国打交道，虽然中国打了败仗，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观念和面子还很强，仍视此时的西方列强为传统“狄夷”，不屑也根本不想与之“外交”，所以每当有中外交涉事件，朝廷总是因事随时择人办理，没有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中英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后，中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中外交涉遽增。“五口”成为外国人从事各种活动的法定地点，也是中外交涉的法定地点，清政府于１８４４年设置五口通商大臣，处理这些地方的中外交涉事宜。传统的体制开始打开一个小小的缝隙。由于这“五口”都在南方，广州历来是对外交往较多的地方，所以五口通商大臣开始由两广总督兼任。但随着上海的开埠，外国人的活动重心向北移动，因此从１８５９年起改为由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兼任，如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时就兼任通商大臣。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其目的是将对外交涉局限在“地方”，不让外国人进京，以符中国传统体制。在清政府的观念里，中国仍是“天朝上国”，那些“蛮夷之邦”只能与中国的地方政府打交道，而不能（因根本无资格）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

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法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又以中国惨败、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而结束，英法等国取得了公使驻京的权利。对清政府来说，这可谓体制上的一次巨变。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恭亲王奕訢等于１８６１年初上奏“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对外交涉事宜，朝廷颁谕同意“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比奕訢等人的奏请多了“通商”二字，奕訢于是再次奏请在铸造关防时，略去“通商”二字，遂改名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另外，在列强的压力下又增加了许多沿海沿江开放口岸，长江以南由原来的５口增为１３口，长江以北新开牛庄、天津、登州３口。清政府于是将原来的五口通商大臣改为“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大臣”，设在上海，后来演变成为南洋通商大臣或南洋大臣；在天津新设“办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大臣”，后来演变称为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南北洋大臣都是为“通商”而设，若依朝廷本意，连总理衙门前也要加“通商”二字，反映出当时把“夷务”与“通商”看成一回事的观念，或者说仍想保持与“狄夷”只有“通商”关系而无外交、政治关系（因其无资格）的名分。

直隶总督在清政府外交体制中的地位的确立

南洋通商大臣从设立之初即由苏抚或江督兼任，因此苏抚或江督在清政府对外交往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北洋通商大臣在设置之初则是专职，专办洋务兼筹海防，而直隶总督不兼北洋通商大臣，因此从体制上说此时直隶总督与外交无缘。由于与北京近在咫尺，再加清廷仍是尽可能地将对外交涉活动局限于地方，所以北洋通商大臣在天津设立之初就参与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