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汽车公司收购费雪车身制造公司案例

通用汽车公司收购费雪车身制造公司的案例分析

罗纳尔多H. 科斯*

一、流行观点

关于导致费雪车身制造公司被通用汽车公司收购事件的流行观点认为，曾与通用签订向其提供车身的十年有效期合同的费雪公司通过采用低效率的生产安排（这种安排通过高于成本定价使得费雪公司利润增加）、并拒绝将其工厂迁至通用公司的装配工厂附近等方式而向通用汽车公司索要高价（hold up）。如此让通用公司“忍无可忍”的局面最终导致了通用公司收购费雪的结局。这个一致同意的观点源于大家都普遍接受一个的理由。这个理由曾在由Benjamin Klein、Robert G. Crawford及Armen A. Alchian合着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过，并在Klein 的随后几篇文章中得以详细阐述。1最终，费雪-通用收购案例一直被作为索高价问题的标准范例在无数篇文章和书中引用。2正如Klein所说，这个案例“也许是在有关由于特殊投资（specific investments）存在而产生无理要价问题方面的经济学着作中被最广泛讨论”的案例。3Joel Trachtmanzai 在谈及机会主义行为时，也提到了“关于费雪和通用公司的这个经典案例”。4最近一本由Keith J. crocker和Scott E. Masten合着的书中详尽的阐述了经济学家们一致达成的共识：

通用汽车公司和费雪车身制造公司起初一致同意签订了一项关于汽车金属车身生意的十年有效期合同。然而，在合同有效期的前些年份中，市场对汽车的需求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增长。致使双方在对超过合同份额之外的销售量的定价问题产生了摩擦，并使得费雪公司拒绝将其生产装置迁至邻近通用。最终双方形势变得忍无可忍，终于在1926年，通用汽车公

?在1997年召开的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我宣称我认为人们通常接受的对于通用收购费雪事件的原因分析是错误的，为此我还专门写了一篇论文。这使得我才知道Robert Freeland也已经写过一篇关于通用收购费雪案例的论文了。Freeland讨论的范围比我要广。我仅仅局限于讨论为什么费雪在被收购之前就向通用索要高价。如果在我们的论文中有什么重叠的地方，则说明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这个方法对于由Ramon Casadesus-Masanell和Daniel F. Spulber单独写就的论文来说同样适用，他们在论文中详细分析了通用汽车公司与费雪车身制造公司之间的关系。

1见Benjamin Klein, Robert G. Crawford, Armen A. Alchian，纵向专业化，适当租金，以及竞争的订约过程（“Vertical Integration, Appropriable Rents, and the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Process”），《法律与经济》，1978，，；Benjamin Klein，作为组织所有权的纵向专业化(Vertical Integration as Organizational Process)：再论费雪—通用间的关系，《法律、经济和组织》，1988，，，并再版于：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编辑：Oliver E. Williamson和Sidney G. Winter（1993年）；Benjamin Klein，无理要价缘何发生：契约关系的自我强制范围(The Self-Enforcing Rang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经济调查》，1996，，；Benjamin Klein，无理要价问题，《经济和法律方面的新帕尔格雷夫词典》，编辑：Peter K. Newman，1998，，。

2对于使用费雪—通用案例作为无理要价问题实例的书，见Jean Tirole，工业组织理论，1997，；Dennis W. Carlton and Jeffrey M. Perloff，现代工业组织，1994，；Oliver E. Williamson，资本经济制度，1985，；Martin Richetts，企业经济学，1994，。

3见Klein，无理要价问题，op. cit., p. 241

4见Joel P. Trachtman，公司理论及国际经济组织理论：针对比较制度分析，L. and Bus. 17(1996-7), , 521.

司收购了费雪。5

我认为上述对于导致通用收购费雪事件的流行分析是完全错误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索要高价。形势也从来没有变得“忍无可忍”。

二、美国之行

1931年，我被伦敦大学授予Ernest Cassel爵士访问学者奖学金。我于是决定在1931到1932年间去美国，研究在工业中我所称的“横向和纵向联合”问题。让我选择这个课题的动机在于我们似乎没有什么理论能解释为什么生产有各种不同的组织方式。于是我着手去寻找这个理论。虽然我去了一些大学，但我主要还是考察了一些商业和工厂，以寻找我那问题的答案。6首先，我考虑了资产特性在产生纵向专业化（vertical integration）中所可能起的作用。在我给一位朋友Ronald Fowler的一封信（1932年3月24日）中，我写到：

设想一种特殊产品的生产需要一台巨大的资本设备。而这个设备又是如此的专业化以致于仅仅能够用来生产一种与之相关的特殊产品，否则就需耗费巨大的成本来加以改造。于是这个只为一个客户生产产品的公司将会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风险——那个客户可能将其需求转向其他生产商，或者他还可能行使他的垄断权力来压低价格——而该机械却没有其他供给价。（the machinery has no supply price）于是这个风险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偿付给这项资产的利息率（the rate of interest）定会高得多。现在，假若这个客户公司决定自己来生产这种产品，风险将不复存在，而资本成本的差额将正好抵消在实际操作中的相对无效率。（）7

然后我去了芝加哥并和Jacob Viner一同讨论了如上的分析，他认为很有道理。但是在此期间我还和商人们一起探讨过，他们却并不以为然。正如我在给Fowler的一封信（1932年5月7日）中所说：

5见Keith J. Crocker and Scott E. Masten，再议规则和受限的契约，为研究公共效益规则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讲义（Lessons from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for Public Utility Regulations），《控制经济学》，1996，9，, 25.

6若要全面了解我的美国之行，请参见我的论文：R. H. Coase，公司的本质：起源、内涵、影响，J. L. Econ. and (1988), , 并再版于Williamson and Winter (eds), op. cit. (note1)。当后文谈及这些论文时，仅限于该书。

7Coase, op. cit. (note 6), p. 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