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科学家的道德责任

试论科学家的道德责任【内容摘要】科学技术道德规范是每位科学工作者都要恪守的职业道德准则。

但现实生活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科学家队伍中违背职业道德的事例屡见不鲜。

本文试图从“汉芯事件”入手，初步分析影响科学家道德责任发挥的四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对科学家的道德责任提出三点想法。

【关键字】道德规范道德责任正文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曾有这样的评价：“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知识分子中间，欧洲都会面临一个比较高明的未来。

”①可见，科学家的科研成果固然令人称道，但科学家本身所具有的高尚品格和道德情操更是令人钦佩和仰慕。

1949年9月，国际学者联合会第五次大会规定了科学家的道德规范：要保持诚实、高尚、协作的精神；要了解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意义和目的，弄清有关的道义问题；要使科学的发展有益于全人类的利益；要促进国际科学合作，维护世界和平。

1999年6月的世界科学大会通过的主要文件《关于科学与科学知识应用的宣言》和《科学纲领——行动框架》则又提出了如下规范：科学家要做出承诺，通过自身行动，体现高标准的道德；国际科技界要制定科学家职业道德规范，特别是要促使制定与环境有关的科学道德准则；科学家要承担对社会应尽的责任，保证高标准的科学公正性及科学产物的质量；与社会分享知识，与公众交流，并教育年轻一代。

②作为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的道德行为规范，体现了将科学知识造福于人类和将科学应用于人类可持续发展这两个主题，是科学工作者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但是，随着科学家的社会地位的日益提高和科学家之间经费、职位等竞争的日益激烈，科学家违背职业道德的事例层出不穷，花样百出。

盘点2006年中国科技界，造假、剽窃、舞弊事件接二连三，按照《中国青年报》的说法，尤以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前院长陈进“汉芯一号”事件为“可耻之最”③。

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前院长陈进，仅仅靠雇人磨掉从美国买来的芯片原有标志，加上新标志，就变成了“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汉芯一号”。

所谓的“汉芯系列DSP”还申报了“国家863计划项目”，申请了12项国家专利，骗取了高达上亿元的科研基金，而其本人也一并荣任了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博导以及“长江学者”。

汉芯事件曝光后，舆论一片哗然，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各个层面，都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

科学家失范的案例时有发生，其道德责任感逐渐淡薄，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科学家道德责任的发挥呢？其可能的原因有四：第一，功利主义的诱惑。

这是导致科学家道德责任感淡薄的主要原因。

科学技术的功利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可以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另一方面它作为科学家的成果可以给科学家个人直接带来名利。

当然，科学家对名利的正当追求是允许的，也是道德的，如合理的报酬、优先权的竞争等等。

但是如果科学家一味追逐名利，放弃了科学①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39页②傅静著，《科技伦理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101页③刘效仁，《中国青年报》，2006年12月28日，第4版的原则和做人的立场，被权位、被金钱所奴役，就会本末倒置，导致科学家道德责任感的缺失。

当前，来自经费、学位、职称等的竞争日益加剧，在科研经费申请中，个人乃至团体性篡改、伪造试验数据；在职称评定中，假公章、假证明、假奖励时常可见，等等，这一切使学术失去了它的严肃性，科学工作者的集体声誉也由于少数人的原因而受到败坏。

第二，源自政府和企业的压力。

诚然，科学家最有能力预测和评估科学应用的前景，但真正左右科学技术如何应用的却是有权力、有资本的人或组织，虽然他们可能不懂研究、设计，但他们可以选择、支配。

当今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干预和控制越来越强。

科学工作者都有自己的国家，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对自己公民的最高道德要求，当国家的利益与科学的真、善、美发生冲突时，许多科学家都放弃了道德责任而从事于军事武器的研制或其他秘密工作。

如美国、前苏联两国的科学家在“冷战”期间纷纷投入军事竞赛的工作中，有的人明明知道这一工作背离了科学家的道德规范，可是面对政府的压力，他们别无选择。

同样，在市场经济、资本原则支配的条件下，科学家也不可能免俗，必然会受到企业追逐最大效益、资本追求最大增值的影响。

第三，狭隘的利己主义和民族主义因素。

二战结束后，大批战犯被处死，然而，石井四郎，这个日本关东军731部队的首领、细菌武器试验及细菌战的直接领导者和实施者，却轻易逃脱了亚洲东京国际法庭的审判，其中，参与审判的美国细菌专家起了“关键”作用。

本来，这些科学家参加审判是为了让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向人们证明和解释细菌战的灾难性后果，以给国际法庭的判决增加科学依据。

然而，这些细菌专家为了获得日本侵略者所取得的大量地丰富而又难得的实验资料，特别是为了把从200多名人工感染各种疾病致死的中国人身上取下来的8000张病变组织切片据为己有，以提高本国的细菌学研究水平，他们竟然认为：一旦将这些人推向国际法庭，则一切材料都将公开，无密可保，这对美国不利。

就这样，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竟置国际法于不顾，使得石井四郎等得以逃脱审判。

第四，惟科学惟技术的狭隘的科技观念的影响。

惟科学惟技术的科技观认为，技术的误用与滥用与科学家无关，追求真理才是科学家工作的永恒目标。

无疑，这种科技观是狭隘而又危险的。

少数科学家只注重寻求对技术的科学证明，忽视对技术的社会判断，不仅造成了科学家道德责任意识的淡薄，而且还可能导致科学家对技术的伦理责任的完全推卸，其后果无论对社会还是对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都是极其不利的。

正如巴伯所言：“这种态度的危险是，社会可能会把科学家认为是一个无责任感的群体，为保护社会本身，必须反对该群体。

”①毫无疑问，在科学的研究和运用过程中，承担道德责任的主体是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

”在当今技术化的环境中，怎样把科学技术用以造福人类，怎样更好地为全人类的福祉服务，对科学家来说就是他们的道德责任。

（一）要遵守科学活动本身的伦理道德规范默顿曾从“为科学而科学”的态度出发把科学家的共同精神气质和伦理规范归纳为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

后来又有人增加了谦虚、理性精神、情感中立、尊重事实、不弄虚作假、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等。

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本身还应遵守人道主义原则，以至动物保护原则和生态保护原则，这些原则实质就是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科技伦理义务。

正是出于这种伦理道德义务，才能使爱因斯坦成为反法西斯主义的勇士，使居里夫人成为高尚的人。

科技伦理的这些规范保证了科学的自主发展和科学知识生产的正常运行。

然而科学家仅从科技伦理义务出发仍是片面的，还必须有责任性(responsibility)，即科学家有责任去思考、预测、评估他们所生产的科学知识的可能的社会后果。

1931年爱因斯坦曾对从事科学研究①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73页的青年人说,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

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式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能成为祸害。

美国物理学家萨姆·施韦伯(SamScheber)同样认为，科学事业现在主要涉及新奇的创造——设计以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物体，创造概念框架去理解能从已知的基础和本体中实现的复杂性和新奇。

明确地说，因为我们创造这些物体和表述，我们必须为它们承担道德责任。

（二）要对科学的社会后果进行伦理评价如果把科学带来的福祉归功于科学家的话，那么科学家对科学的消极后果同样也应该负责，尤其是对于那些试图把科学理论应用于工业、军事等实际领域的科学家来说，不管他们的主观动机意愿如何，都应该要求他们对其科学活动的后果作慎重的考虑。

尽管他们的行为或许是出于自由意志，没有受到政治的压力，但既然他们在科学应用的因果链中是不可缺少的环节，那么他们对科学应用的后果就负有伦理责任。

科学家应当尽力防止和排除有悖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科学研究，担当起科学家应赋予的社会责任，遵守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准则，不仅对自己的科学研究负责，而且对他人、对整个社会负起责任。

对科学导致的社会后果，不同的共同体(利益集团)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从而出现不一致的判断标准。

随着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日益密切和复杂，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日趋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科学的道德标准也越来越丰富，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道德判断背后的价值判断。

由于科学家掌握了专业科学知识，他们比其他人能更准确、全面地预见这些知识的可能应用前景，更有责任去预测评估有关科学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并对民众进行科学教育。

同时，由于现代科学家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他们经常参与政府和工业以及公共事业的重大决策，他们的意见会受到格外的重视和信任，因此，他们应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去关心和评估科技成果将可能带来的社会效应。

（三）要遵守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伦理道德规范科学共同体是一个小社会，其内部的道德规范可以起到保障系统运作、规范个体的业内行为、惩处违规现象，从而使得科学共同体能高效、独立地运转。

科学家对人类文明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应该是道德的榜样，是同时代道德最优秀的人，是道德发展可能达到的最高典型。

但是，像陈进之流的所谓的科学家、学者，恐怕就只能是科学家队伍的悲哀、科学共同体中的害群之马。

因此，应当在科学共同体内创制一些较为严厉的大家都自觉遵守的行规，谁若违背了，谁将失去诸如申请课题、加入团体协会、参与评奖、在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晋升学术职位等方面的资格，严重者可予以清理门户，这样，有不良动机的人,面对高风险、高成本，可能就会三思而后行。

每个科学家都应有责任保持科学共同体的道德纯洁性，因此都要严格遵守共同体内的伦理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科学行为。

当然，最重要的是要通过道德价值的内化而形成科学家的良心和道德责任感，成为个人的职业道德观念。

赫胥黎曾经说过，良心是社会的看守人，负责把自然人的反社会倾向约束在社会福利所要求的限度之内。

科学家的科学良心本身就是一道道德屏障，它可以限制那些利用科学技术力量进行反社会倾向的活动，使科学家能够更多地专注于为人类造福的科学研究。

【参考文献】1、傅静著，《科技伦理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杨荣著，《当代科技伦理的焦点问题》，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3、李庆臻苏富忠安维复著，《现代科技伦理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4、[美]R·K·默顿著，《科学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