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的散文新作《山东甘旅》赏析

余光中的散文新作《山东甘旅》赏析导语：在2001年8月11～28日台湾《联合报》上，连续刊登了总题为《山东甘旅》的四篇，即《春到齐鲁》、《泰山一宿》、《青铜一梦》和《黄河一掬》。

这是余光中应山东大学之邀于2001年春前来讲学并访问齐鲁后的宝贵收获，也是这位享誉中国“两岸四地”与全球华人世界的诗人与散文家为新世纪中国奉献的名篇佳作。

黄河情何深阅读余光中的《山东甘旅》，第一个强烈的审美感受便是作者那溢满全篇的激动欣喜之情。

这种发自余光中内心真挚而强烈的情感，既如绵绵春雨，滋润着四篇散文的每一个文字;又如春天的小溪，在字里行间跳着、溅着，不断激起清亮的水花;更如一江春水，在文中冲涌激荡、翻卷奔腾，发出撼人心旌的涛声。

如果用“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来形容余光中在《山东甘旅》中的情感活动状态，当是最准确不过的。

如他在《春到齐鲁》中写自己第一次走进山东时的心情。

“邀请我去齐鲁访问的虽然是山东大学，真正远去郊外欢迎的，没有料到，却是整个春天”。

“两侧的柳树绿荫不断，料峭的清冷天气，千树新绿排成整齐的春天仪仗，牵着连绵的青帐翠屏，将我欢迎”。

这是典型的移情入景和景随情迁。

在激动不已的余光中看来，齐鲁大地一切自然之物，包括济南的整个春天，皆具有了人的灵性和情感，他们正在热情欢迎着中华游子的归来。

余光中将一个“爱”字撒向齐鲁大地，使整个《山东甘旅》处处洋溢着激动与欣喜之情。

查考原因，固然与他的诗人气质与性灵密切相关，但究其根本，还是他那思国怀乡的游子心情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生于南京的余光中，21岁以前的中小学时代和大学时代的一部分，一直是在战乱中随父母颠沛流离度过的。

他的流亡的足迹遍及华东、华南、西南和香港，但却从未亲近过自幼神往的黄河。

1949年到台湾以后，在海峡两岸完全阻隔的岁月里，余光中只能以《》这类伤别恨离的悲情，来如泣如诉地抒发着自己对大陆故土与黄河母亲的梦牵魂绕之情。

1983年，已入天命之年的余光中，还以《黄河》一诗表达了自己这样的感情：“我是在下游饮长江的孩子，黄河的奶水没吮过一滴。

惯饮的嘴唇都说那是母乳，那滔滔的浪涛是最甘，也最苦。

苍天黄土的风沙里，你袒露胸脯成北方的平原。

一代又一代，喂我辛苦的祖先，和祖先的远祖”。

“从河源到河口，奔放八千里的长流。

为何一滴，仅仅是一滴黄浆，沾也沾不到我的唇上”。

“一刹那剧烈的感受，白发上头的海外遗孤，半辈子断奶的痛梦”①。

这是何等强烈而痛苦的思国之情，又是何等坚忍与执着的黄河之恋。

大陆著名诗人流沙河曾写信问余光中，一个从未亲见过黄河的人是怎样写出《黄河》这样的诗来的?余光中回答说，这“是胎里流出来的”，“华夏子孙对黄河的感情，正如胎记一样的不可磨灭”②。

这种刻骨铭心的黄河之恋，在余光中离开大陆后的52年中，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

无论是在台湾、香港还是在欧美，中华民族的这条母亲河，都经常奔流在他的梦中。

在中华民族翻开又一个百年史册之时，山东大学的邀请与安排终于使余光中半个多世纪的黄河之梦变成了现实。

在《黄河一掬》中，余光中这样描写他的手第一次伸进黄河时的心情：?一刹那间，我的热血触到了黄河的体温，凉凉的，令人兴奋。

古老的黄河，从史前的洪荒里已经失踪的星宿海里四千六百里，绕河套，撞龙门，过英雄进进出出的潼关一路朝山东奔来，从斛律金的牧歌的乐府里日夜流来，你饮过了多少英雄的血难民的泪，改过多少次道啊发过多少次泛涝，二十四史，哪一页没有你浊浪的回头?几曾见天下太平啊让河水终于澄清?流到我手边的已经奔波了几亿年了，那么长的生命我不过触到你一息的脉搏。

无论我握得有多紧你都会从我的拳里挣脱。

这算如此吧，这一瞬我已经等了七十几年了，绝对值得……至少我已经拜过了黄河，黄河也终于亲认过我。

在这里，充满激情与才气的余光中并没有对黄河风貌作具体描绘，而是着重在写自己对黄河的认识与感情。

发自作者心底深处的这一曲黄河颂，所表现的完全是抒情主体的感觉、联想、想象和心境。

作者面对着滔滔黄河，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深层挖掘着黄河的历史文化内涵，充分揭示了这条自然之河那久远深邃的'人文意义。

同时，他更紧紧抓住“游子”与“母亲”的会心之处，以感情为情怀，以知性为学养，以黄河为民族的象征符号，让灵性浸润着意义，酣畅淋漓地表达了一种民族血统意义上的“母子”亲情。

特定的历史场域造成了余光中这一代人与黄河母亲数十年的隔绝，同时也一度造成了其在海峡彼岸和异国他乡的儿女们与祖国母亲的疏远。

对此，余光中是深感忧伤与疚痛的。

他希望民族的这种分离悲剧不再延续，他一定要让自己的后辈记住自己根出何处。

因此，他带着自己的女儿一起来拜认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并这样抒写自己亲见女儿拜认黄河时那百感交集的心情：“我存和幼姗也相继来水边探求黄河的浸礼。

看到女儿认真地伸手入河，想起她那么大，做爸爸的才有机会带她来认河，想当年做爸爸的告别这一片后土只有她今日一半的年纪，我的眼睛就湿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

自己70多年的人生沧桑，伴随着中华民族自抗战以来的风风雨雨和海峡两岸人民半个多世纪的骨肉分离，在亲见女儿拜河认根之时，余光中又怎能不浮想联翩，情动于中。

而当他以传神之笔为我们勾画出满头飞雪的70老翁带着40多岁的女儿从海峡彼岸奔向黄河，拜认“母亲”这样一幅动人画面时，又有谁能不感到心灵震撼和悲喜交集。

余光中的黄河情是强烈、深沉和绵长的。

在这种情感的影响下，他竟然不忍刮掉自己鞋子上所踩的黄河泥土，并穿着这双泥鞋登上了告别齐鲁的飞机。

他说：“回到高雄，我才把干土刮尽，珍藏在一只名片盒里。

从此每到深夜，书房里就传出隐隐的水声”。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也是中华文化的代表符号和中华历史的见证，黄河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余光中所钟情的黄河，绝非只是自然意义上的黄河，更主要的是人文意义上的黄河。

他把中华游子的思国怀乡之情，台湾同胞的厌分盼合之心，炎黄子孙的文化认根之意和两岸人民的民族亲情全部倾注在滚滚黄河之中，以此很好地传达了既是他个人的，同时也是所有中华儿女共有的中国情结。

泰山情何浓在众多读者心中，往往把余光中和台湾现代诗连结在一起，并认为他在文化与文学上是钟情西方与现代主义的。

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余光中与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确有不解之缘，因为他曾以“蓝星”诗社创始人之一的身份参与了台湾现代诗几乎所有的论争，并曾是台湾现代诗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但这仅仅是诗人余光中的一个方面，其另一面则是他同时又是现代诗的批评者和叛逆者。

在“恶性西化”弥漫台湾诗坛之时，他曾经“最早著文批评这种幼稚的‘现代病’，并且毅然地和‘虚无’宣称‘再见’，回头重新省认传统，寻找诗和文学的民族归属”③。

可以说，从旧诗的信徒到情系新诗继而热衷于“现代”再到回归古典传统，正是余光中诗歌艺术观念发展变化的四部曲。

虽然他曾经饱受欧风美雨的沐浴，但在文化上，他却一直是情系民族的。

这种深深的民族文化情结，不仅在他以《白玉苦瓜》为代表的大量诗文中有着十分形象的表现，而且见诸他多次直接的表述。

他一再赞扬中国文化的伟大，同时也深刻指出“中国文化的伟大，就在于它能兼容并包，不断作新的综合”④。

余光中这种深沉的文化情结和开放的文化心态，不仅使他的诗文往往交织着社会乡愁和文化乡愁，而且常常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进入民族的时空，既以鲜活的形象浓缩着民族的历史文化，寄寓着自己深深的民族情结，又有力表现着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历史与哲理感悟。

这种余光中特色，在他的《泰山一宿》和《青铜一梦》诸篇中表现得十分鲜明。

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齐鲁大地，是莽莽神州自然山水与人文山水交融得最为集中的地域之一。

久远丰厚博大精深的齐鲁文化，正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缩影。

余光中怀着对齐鲁文化长达70多年的梦牵魂绕和一种人到老年便愈益强烈的文化乡愁来到齐鲁大地，一种如久旱之逢甘霖的特殊心情自然会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他在山东大学演讲时，就激动不已地把自己的齐鲁之行称为一次渴盼多年而终于践行的“文化甘旅”。

在这次文化甘旅中，作为台湾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的余光中，凭借着他学贯中西的文化素养尤其是关于民族历史文化的丰厚积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之势，极力开启齐鲁大地山水风物的人文内涵，一一点评那些曾对中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山东人杰，努力张扬这些历史精魂对中华文明建设的当前意义，激情抒发自己对以“一山一水一圣人”(即泰山、黄河、孔子)为标高的齐鲁文化的景仰与自豪之情，从而使他的《山东甘旅》笼罩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氛围，并使读者从中倾听到了中华文化血脉在海峡彼岸同胞身上的流淌之声。

在《泰山一宿》中，余光中以自己的游踪为线索，既一一描绘了自己所见的泰山之景，但更多地还是在评说着泰山作为五岳之尊的历史文化内涵，并抒发着自己对中华第一文化名山相见何迟，别之何急的特殊心境和崇拜之情。

历代帝王的封禅大典，各朝文人的泰山诗文，儒道文化在泰山的交相辉映，有关泰山的诸多民间传说，五岳独尊的《》解读，封禅二字的说文解字，泰山一词的广义运用，泰山与世界文化名山的比较思考等等，皆一一从余光中笔下倾泻而出，从而使他的《泰山一宿》在成功描绘出泰山自然景深的基础上，又以泰山为引线，成功推出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景深和文化景深，并使人深深感受到了诗人的激情、才气与学者的深沉、理性在余光中身上的高度统一，以及由此而使他的文章给读者带来的认知与审美的双重美感和一种极富煽情力的诗意的感奋。

在余光中看来，泰山是“中华历史、宗教、文化的一大载体”和中华“人文气象最恢弘的名山”，以孔子为代表的齐鲁人物正是为创造中华历史文化和人文气象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先贤志士。

在《青铜一梦》中，他以济南大广场上齐鲁圣贤的青铜塑像为引子，对大舜、管仲、孔子、孙武、墨子、孟子、诸葛亮、王羲之、贾思勰、、戚继光和蒲松龄等12位中华名人一一作了点评。

面对着这由“一位圣君、三位哲人、三位兵家、五位政治家、两位作家、一位艺术家、一位农业家” 组成的齐鲁人杰方阵，余光中心潮澎湃，浮想联翩。

他时而走进久远的历史，时而又回到当下的现实。

这种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进进出出，以及由此而生发的深深感情，使余光中的这类文化散文就像他以《白玉苦瓜》为代表的文化乡愁诗歌一样，也成功构建了一个博大深邃的三度空间，即“纵的历史感，横的地域感，加上纵横交错而成十字路口的现实感”⑤。

在这样一个既入乎其内，又超乎其外，并充满了哲思与诗意的三度空间中，余光中盛赞孔子等12位山东圣贤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巨大贡献，热情张扬他们泽及中外的精神人格，同时也努力发掘着这些民族精魂的当下意义。

如他在评及戚继光时，就首先肯定戚继光是一位使自己“心血来潮，不能自已”的民族英雄，继而盛赞其当年的驱倭保土之功，并由此联想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的那一页痛史和自己一家在八年抗战中的颠沛流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