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唐传奇

儒家思想与唐传奇

摘要：

人类思想史上一切对于外部世界的实在的考察或虚渺的幻想，归宿都是人自身。人不断地探究自身的存在，时时刻刻审视着他的生存状况。唐人中的知识分子对于扮演重要社会角色具有强烈持久的热情。他们的人生理想首先是入世，出世只是置身逆境时的补充与调节。当他们在“济天下”的途中遭遇艰险时，便埋头著书立说，不过，心里仍想着天下、国家。

因此，儒家文化对唐传奇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首先，创作主旨大都关注现实，弘扬“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思想；其次，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儒家伦理道德观；最后，以儒家学派“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来创造故事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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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指出：文学是“文化的最早而最优秀的成果”，文学的寿命，“必然和文化一样长”。唐传奇作为古代文学的重要样式之一，深受古代文化的影响，这是由古代文化的种种特征决定的，但他自身也对古代文化的发展演变起到一定的作用。

《唐传奇》真正的繁荣在中唐，与在此之前的志怪小说相比，这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贴近现实人生。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自我价值感的士人阶层，目睹了自魏晋以来儒学不兴的局面，希望能重建儒家文化秩序。他们继承发扬儒家价值观，“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他们面对现实，积极用世，创作小说也不在是为“传鬼神，明因果”，而是“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劝惩，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

正文：

《唐传奇》与古代文化的整体息息相关，虽然它自身的发展演变有其“自律性”，但是，我们必须将其放到儒家文化这个大背景下去考察，才可能发现《唐传奇》与儒家文化的影响、制约是密不可分的。

㈠主题上：抒写理想情志，表达人生感慨

《唐传奇》将目光转向现实人生，抒写自己的理想情志，表达了对人生的感慨，展现了自己对美学的追求。他们有明确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以恢复儒学的主导地位为己任，以唐王朝中兴相号召。关心社会现实的变革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鲁迅指出“有意为小说”“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劝惩”。

《任氏传》、《枕中记》的作者沈既济是较早的一位传奇作者，他在《任氏传》结尾处写道：“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不如者矣。”“向使渊识之士，必然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这段议论说明了两点，一是他创作这篇传奇有讽谏世人的用意，二是他要以此故事“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显示自己的文采，寄寓自己的情致。

唐传奇中佳作《莺莺传》，作者元稹将自身的生活体验融入其中，借小说表达对自己风流韵律既无法忘情又有所掩饰的内心矛盾。“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尝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他一方面企图为自己始乱终弃的行为进行辩解，一方面又希望以此告诫世人勿重蹈覆辙，目的十分明确。

唐传奇大部分篇目所仅映的是唐代的现实生活，体现了士子阶层对人生价值的思考与探索。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中徘徊，具有强烈的变革精神。他们要解决社会现实中的种种弊端，扭转自魏以来儒学不兴的局面，进而向复兴唐王朝进军。

㈡人物形象上：推崇伦理道德，弘扬儒家教义

唐传奇受儒家文化影响颇深，他们继承并发扬了儒学的价值观，从各个方面展示了士人

阶层受儒家伦理道德影响所形成的人格理想。

李朝威的《柳毅传》刻画了一位重义轻身、救人危难，“言必信，行必果”的勇敢士子。他虽然是一个落第儒生，个性却刚强豪爽。听到龙女的遭遇之后，慷慨陈词：“吾义夫也。闻子之说，气血俱动，恨无毛羽，不能奋飞。是何可否之谓乎？”龙女救出之后，钱塘君向柳毅议婚，并以威势相逼。柳毅为龙女送心毫无私心，完全出于道义，看到钱塘君如此粗暴无礼，自尊心严重受到伤害，大义凛然地驳斥了钱塘君，毫无畏惧之色。这些都体现了士人阶层的理想人格和价值观念。

另外，杜光庭的《扎髯客传》、袁郊的《红线》等作品虽还带有神奇的色彩，但已从仙界回到了人生，或者为了维护唐王朝的统治，或是为了反对藩镇的争斗，都出于一种现实的创作意图。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虽然受到了佛道观念的影响，但归根到底是为了现实人生寻求出路与解脱。这一切都可以清晰地见出儒学的价值观的深刻影响。

总之，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价值观的儒学价值观，为人物形象伦理道德的刻画，以及小说伦理教化的功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㈢情节上：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思维模式

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最基本的特征便是“天人合一”，或曰“天人相参”、“天人感应”。中国古代小说的审美理想深受“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影响。既然人与天、人与神、人与命运、人与自然没有根本的冲突和矛盾，那么，人的理想、愿望就与天旨神意相一致，总是可以得到天神相佑而最终得以实现。这就使中国古代小说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大团圆”则成了具有普遍性的审美理想。

唐传奇小说的作者们虽然已从“传鬼神，明因果”的樊篱中解脱出来，但仍不能摆脱“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影响。《李娃传》中女主人公李娃说：“欺天负人，鬼神不佑。”这句话很能反映出唐传奇作者们所遵奉的思维模式。蒋防的《霍小玉传》应当说是一篇极动人的悲剧性小说，但作者却让负心汉李益受到霍小玉厉鬼之魂的惩罚，使李益夫妇不宁，“所见妇人，辄加猜忌，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相反，如果不欺天，不负人，则一定能够得到鬼神的佑助。白行简的《李娃传》结尾使李娃受封为汧国夫人，就是因为李娃虽贱为“倡荡之姬”，却良心未泯，把荥阳生从绝处救援出来，并助其苦读，终于使荥阳生功成名就。这时，李娃欲辞别而去，但荥阳生执意不允。这实际上是作者不能以李娃离去而告篇终，他务必要让这位节行卓荦的女子得到应有的酬报。《柳毅传》也是如此。柳毅已经严词拒绝了钱塘君的逼婚，但作者不满足于这种结局，最终还是使龙女、柳毅结为夫妇，并让柳毅成仙而去。

不仅是作者，就连读者也受到了“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影响。喜欢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好人得到好报，坏人得到惩处，天理昭彰，善恶分明。因此，作者所借助的神秘主义的直觉思维方式也被读者所接受且并不感到荒诞离奇。

㈣唐传奇对后世的影响：

毫无疑问，唐传奇是中国文学史上盛开的一朵奇芭。它开辟了唐朝文学的又一个空间，是唐朝文人对前人文学成就的继承和发展。与六朝小说相比，唐传奇的作者更注重作品的审美价值以及小说的教化功用。

作品多角度的展示了个体生命的张力和个性情感的追求，使读者与作者、作品产生了共鸣。

唐传奇赋予女性特有的韧性和魅力，在大是大非面前，她们显得尤为勇敢和开朗，为后世元曲、明清小说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素材。

其次，唐传奇中所阐释的敢于反抗的侠义观，鼓舞了人心，起到了愉悦性情的功用。

侠义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唐传奇中，不仅男子有正义感，就连红佛、红线等女性，也有着侠骨柔肠，她们在大是大非面前所表现的豁达精神和超凡的气度，令人赞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