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唐镜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唐镜

摘要：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主要是指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并贯穿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注重人伦道德，追求崇高理想，肯定人的价值，重视群体和谐的理论和学说。其基本内容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道精神、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意识与宇宙情怀、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和进取精神、禀然大义的人格气节和高尚的情操、宽厚仁爱的道德追求。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90X（2011）2－135－02作者：吉首大学伦理学所教授；湖南，吉首，41600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其主流精华部分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浓缩，是我国历史上形成的种种传统美德的思想基础，是现代人文主义精神的重要思想渊源。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华，可以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添一份文化力。

一、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道精神

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人的评价很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文”、“人道”、“人伦”、“人性”这样一些表达人文精神的概念、范畴以及崇尚文明教化、高扬人的价值、倡导主体道

德、追求理想人格的种种论述已普遍被人们所采用。

1．远天近人。中国文化从不追求空想的精神“天国”，总是把理性的目光聚焦于现实人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强调的是保持和追求世间的幸福和快乐。这种“远天近人”的宗教态度，是孔子为我们开启出来的文化之原。人的生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都在现实的人生之中，在人际关系之中，在你我他的联系之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便是中国人的终极关怀。

2．人为万物之灵。中国文化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给人以很高的地位。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老了·二十五章》）邵雍认为：“惟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八》）“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把人与天地并立为“三才”，而且只有人才能参与天地生化不息的进程。正是这种以人为万物之灵的观念，使得中国文化在其源头上就摆脱了宗教神学的羁绊，中国文化是以人为中心来建构、以人心和人生为观照，给个人设计、归属取向、社会理想都打上了鲜明的人文主义烙印。

3．以民为本。中国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尚书《夏书·五

子之歌》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夫民，神之主也。是已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民，神之主也。”（《左传·僖公十九年》）“民者，君之本也。”（《春秋·榖梁传》）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后来2000多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人众而不亲，非其人也”（《管子·霸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管子·牧民》）、“上观于贤，下听于人”、“人有非上之过，所谓正士”（《管子·桓公问》）的民本原则。这些思想和原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民主性精华的内容，值得认真总结。

4．以生为乐。中国文化教导人们追求一种快乐的人生。这就是孔子所主张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至远方来不亦乐乎”、“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孔子非常赞赏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回也不改其乐也”（《论语·雍也》）的乐观主义精神。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孔颜乐处”只看成是儒家的一种教义，“孔颜乐处”的真正含义就是要人们追求和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这种以生为乐的价值观，已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普遍意识、一种文化、一种民族性格。

二、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意识与宇宙情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命意识与宇宙情怀，不仅是人文的，而且是自然的神圣的。它追求人的世界、自然的世界、超越的世界

的联系与勾通，是一种生态的哲学人学。

1.天人相通。所谓天人相通，是指天道与人道的相互联系、相互贯通。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天与人不是根本对立的，也不是截然分离的，天人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天的本性也就是人的本性，天道与人性实通一而无二。这就是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天地人只是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语录·十八》）这种天人相通的理论，其目的就是要把自然与人文贯通开来，其实质是要说明和论证宇宙之根本乃是人伦道德之最高准则，道德原则乃是宇宙根本在人类社会的具体展现，宇宙之理也就是人伦日用之理。在人为性，在物为理，在事为义，都是宇宙根本的体现。

2.天人协调。中国文化不仅讲人与万物一体的道理，而且更强调热爱自然、与自然心心相应、同气相感，强调在行动上要促使各种生命的蓬勃发展。《象传》说：“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右民。”《系辞》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地而无违，后天地而奉时。”这种“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仁篇》）“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的思想，把人与天地万物视为血脉相连、痛痒相关的生命整体，把人与宇宙看成是一个大家庭，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3.赞天地之化育。在中国文化中，人在自然界的作用就是“参

赞化育”。“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中庸》）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在中国文化观念中，自然界是伟大的，但自然界的伟大是由人来完成的；自然界是有目的的，但自然界的目的是由人来实现的。由于人能够推致而实现其诚性，认识到天地化育之道，因此能承担起“赞天地之化育”的使命，这就是所谓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三、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和进取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传》）。中华民族历经多种变故，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并绵绵不断地在弘扬人文中开拓自我，所依赖的就自强不息的生命活力。这种生命活力在后来民族文化的发展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弘扬。

1.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秦伯》）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滕文公下》）把自觉为国家民族承受苦难，作为担当大任的条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勿乱其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范仲淹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乐。”（《岳阳楼记》）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