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与中华文化一瞥

家训与中华文化一瞥

□演讲人：谢扬举■演讲人简介：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导、副所长，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西哲学比较、环境哲学思想研究。在各类期刊论文集发表百余篇论文，代表作有《道教与环境哲学会通研究》。■编者按：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中国家训源远流长，在历史上承载了很多功能。传统家训十分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今天对家训文化继承和创新，树立良好的家教家风，不仅是家庭的需要，对于加强社会道德建设、提高精神文明程度更具有积极和重要的意义。■精彩阅读：□家训发扬人的道德理性能力。家训继承中华人文精神信赖人的道德理性能力的传统，注意给人以道德上的启蒙。□家训吸取和坚持人

文理性方向，对人文精神的扭曲多有辩正，对文化传统常常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家训既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绵延长久的重要支柱。□传统家训文化具

有传承人生哲理、知识技能和社会文明等的重要作用，家教是人生天然而永恒的教育形式，是人生成长，也是社会化教育不可荒废的环节。历代“家训”的传承发展古人常言家、国、天下，国—家联称而合为“国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道

德的乳母。具体到中国古代，家庭对传统文明和社会的维系，发挥了长期而特殊的作用。应该说，正是家国一体的模式，

使得中国古代家庭对中国文化、政法、经济、教育等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家”在中国历史上承载有太多的意义，可以说是中国人现实化的终极关怀。对家庭、家族的重视，催生了家庭教育的发达，造成了中国家训的繁荣。今天，我们有必要实事求是、辩证地看待中国古代家训文化，扬弃糟粕，吸取精华，古为今用。“家训”一词，首见于《后汉书·边让传》，本意指家庭教育。这个词出现虽然晚，但家庭教育的由来却非常久远，伴随着家庭的起源就发生了。按照《尚书》和《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早在黄帝、尧、舜、禹时期，就有家庭训导。今天我们说的家训，通常指长辈对同辈或晚辈的家庭教育，狭义用法指的是有文字记述的、用于家教的“教本”。家训的体裁极为多样，例如：专著、文章、诰、诏、敕令、书信、遗言、格言、警句、歌诀、铭文等。中国家训之发达，在世界文化中实属罕见，其源流起自西周，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周文王注意对太子姬发和子孙的训导，《尚书·酒诰》、《逸周书》的《文儆解》、《文传解》有多条记载。武王为警示成王姬诵，在其席、盆、几案、镜子、门柱、窗户等各种显眼的物品上刻写诸多铭文，内容包括：提醒成王记住殷鉴，谦虚谨慎，敬天保民等。西周家训以周公最为突出，体现在《尚书》的《康诰》、《酒诰》、《梓材》、《多士》、《无逸》等，以及《史记·鲁周公世家》、《礼记·文王世子》中。从中可以看出，周公反复劝诫成王等王公子弟增进私德和政

治道德以及治国之道，以史为镜、节制淫乐、勤政无逸、知稼穑艰难、知人任贤、明德慎刑、宽惠百姓、咸和万民等，这些是最早的帝王家训。东周时期，孔子有劝其子孔鲤习《诗》、学礼的家训（《论语·阳货》、《论语·季氏》），对中国“诗礼传家”的家教传统产生了显著影响。《左传》、《国语》和诸子书中亦不时有零星文字。家训成型在汉代。刘邦临终留下《手敕太子书》，追悔自己长于乱世、不喜欢读书的遗憾，告诫刘盈：勤学书法，与诸弟敬重老臣。刘向撰《列女传》，书中记述了许多贤娘慈母相夫教子的美谈。东汉班昭为训示女儿恭守礼教，著《女诫》，被尊为“女圣人”。这是第一部针对女性的家训，虽然其中关于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思想并不合理，但是教育女性修持美德、仪态端庄、勤俭持家、和睦家族等是无可厚非的。三国时刘备有《遗诏敕刘禅》，告诫太子只有贤德才能服人，命其多读《汉书》、《礼记》、诸子、《六韬》、《商君书》等。名臣诸葛亮在《诫子书》、《诫外甥书》中要求子侄外甥志存高远、淡泊明志、宁静致远、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流传甚广。南朝梁徐勉在《诫子崧书》中说：“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劝导长子保守清白家风，见利思义，见贤思齐。南北朝时颜子推的《颜氏家训》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家训专著。该书7卷20篇，4万多字，依次为“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

生”、“归心”、“书证”、“言辞”、“杂艺”、“终制”，经纬万端，包罗甚广。自此以后家训代有人作。唐、宋家训递有发展。唐代士大夫、文人学士常有诗文劝导子女。唐太宗的《帝范》集历代帝王家训之大成，为太子确立12条准则，包括维持君王大体、封建亲戚、求贤任能、知人善任、从谏如流、远邪去谗、节欲诫盈、啬智崇俭、明赏慎罚、务农为本、威而不武、兴礼崇文等。唐末名臣柳玭有《诫子读书》，对立身、事业和家族得失兴废均有较详细的分析和劝导。宋代文艺复兴，家训兴盛。司马光撰有《家范》、《居家杂议》、《训俭示康》三篇家训。其中《家范》引经据典，取精用弘，以德、礼为中心，包罗广泛。范仲淹的《义庄规矩》和《续订规矩》很有特色，对封建家族的财产管理、分配和使用做了多条规定。南宋最著名的家训是袁采的《训俗》三卷（其好友刘镇将其改名为《袁氏世范》），号称“《颜氏家训》之亚”，包括“睦亲”、“处己”、“治家”三门。陆游的《放翁家训》重视处世之道、爱国保族，歌颂耕读传家。明清家训臻于鼎盛，产生近百部。明朝大臣庞尚鹏的《庞氏家训》，范围包括务本业、考岁用、遵礼度、严约束、崇厚德、慎典守、端好尚等。明代思想家袁黄为训示儿子写了《训子言》（即著名的《了凡四训》），包括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部分。另一位明代思想家高攀龙的《家训》，提倡爱人敬人、宽待他人、改过迁善等。康熙撰有《庭训格言》、《庭训》、《圣

谕十六条》，强调家教从早抓起，认为娇生惯养的孩子长大后痴呆柔弱，提倡行善、志学、慎独、主敬、居安思危、以孝为先、学习科学知识等。明清官僚、士大夫也热衷于撰写家训，如薛瑄的《示儿》诗，吴麟征的《家诫要言》，方孝孺的《家人箴》、《幼仪杂箴》、《四箴》，吕坤的《孝睦房训辞》、《近溪隐君家训》，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傅山以传授治学方法为主的《家训》，万斯同的《谕侄》等。晚清时期，中国遭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出现大批有识之士，多留有宝贵的家训，例如，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郑观应、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据《中国丛书综录》，从南北朝到清代产生的家训有117种。这个统计并不全面。其中，最典型、影响显著的家训不外乎：作为家训滥觞的周公家训，作为家训标志的《颜氏家训》，作为官僚士大夫家教典范的《袁氏世范》、《曾国藩家训》，作为帝王家训的《帝范》，作为女子家训的《内训》，作为民间最流行的有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家训取材极广，或剪辑经典，或采撷百家，或体会亲身经历，或总结学术成果，有继承，有发挥。中国文化中的很多精华，通过家训，熔铸成了至理名言。它们一般文朴义丰，情理交融，切实易行，为立身、处世、治家所必备。家训中蕴含的中华人文精神家训对人的独立意志或曰志气给予充分的重视，对人的重视，核心是重视人的尊严。要求子孙立志，因为这对培养独立的思想和生存能力是

必要的。孔子说，匹夫不可夺志。三国时期文学家嵇康在《家诫》中说，“人无志，非人也”，要求儿子嵇绍拒斥内外诱惑，秉持独立志向。清代学者汪辉祖要求后代“于身名大节所关，须立定脚跟，独行我志，虽蒙讥被谤，均可不顾。必不可舍己殉人，迁就从事”。曾国藩认为立志就是“金丹”。“家训”重

视人的情感，不但强调物理、事理，也强调情理。这是早期儒学人文精神的固有特点。家训对不近人情的东西多有澄清。颜之推谈丧礼时说“然礼缘人情，恩由义断，亲以噎死，亦当不可绝食”。礼根据人情而设立，恩情也可以根据事理而断绝，即使父母因为吃饭噎死，也不该因此而绝食。这在今天看起来很平常，但在礼教严苛的时代并不容易。儒学有尊重生命的倾向，讲“生生之谓易”，致中和、化育万物。颜之推说：“夫养生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即养生要以保全生命为前提。他又说：“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珍惜生命并不是不讲原则，而是要注意到人的尊严是有贵于肉体生命的。家训主张出于人本身而尊重人。虽然总体上属于家礼、家法范畴，但几乎全部家训都强调“敬”。“敬”是礼仪文明的灵魂，指的是：自卑而尊人、恭己而敬人。袁采教导他的儿子说：“礼不可因人分轻重”，“世有无知之人，不能一概礼待乡曲，而因人之富贵贫贱，设为高下等级，见有资财有官职者，则礼恭而心敬，资财愈多，官职愈高，则恭敬又加焉。至视贫者贱者，则礼傲而心迈，曾不少顾。殊

不知彼之富贵非我之荣，彼之贫贱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别如此？”无知的人不能平等地以礼待人，对富者、贵者极其尊敬，对待贫者、贱者则傲慢无礼，却不知道他人的富贵贫贱，与个人的荣辱并无关系。这是对礼教微言大义的正本清源。旧时明智的帝王贵胄也能注意到这一点。如唐太宗，礼贤下士，他的《帝范》对“敬”特有讲究，认为以国骄人必然招致辱身败亡。曾国藩在家信中常常教育兄弟子侄“敬人”。家训发扬人的道德理性能力。家训继承中华人文精神信赖人的道德理性能力的传统，注意给人以道德上的启蒙。王夫之在《示侄孙生蕃》中，继承孟子的人禽分别论，说“人字两撇捺，原于禽字异”，教育晚辈不要丢失人的道德理性。袁采说“人贵于反思”。“反思”实际上是孔子“为仁之方”、忠恕之道、孟子“反求诸己”、“反身而诚”的新说法。早期儒学认为，人人能发展成道德的人──直至成为圣贤。家训大多教育子女在平凡的生活中学做圣贤，为仁由己，自强不息。家训的直接目的是育人治家，教导后人认识幸福与努力的关系。早期儒学开启了民本主义，关注民生，谋求人的幸福。家训要求凡人都要尽人伦义务，尽人的使命，特别重视家族、家庭与社会的人伦和谐幸福，每每引导子弟发挥主体能动性，建构社会和谐。明末清初思想家陈确说：“敬于父母则孝顺，敬于夫妇则肃和，敬于兄弟则友爱，敬于朋友则利益，敬于僮婢则从令，敬于一切世俗则无辱，敬于言则不妄，敬于事则有成，敬于讲诵

则有得，敬于作书临文则法日进。”他所谓“敬”，不是某些宋明道学家一味静坐、主敬之敬，而是对于一切都要诚心竭力去做。家训本于儒学精神，强调家庭中夫妇、父子、兄弟三亲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根本。《颜氏家训·兄弟篇》说，兄弟有不和，会导致群从疏薄，以至于童仆变为仇敌。为何有人能折腰巴结权势，谄媚交通于富贵，而独不能亲其亲？为何有的子女论才能可胜任治理一方而独不能尽儿女的孝行责任？有的家训对人伦和谐提出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如袁采《训俗》已注意到天下家庭不和谐，并非都因为父子责善、兄弟争财，更深的原因是“性不可以强合”，勉强不能带来融洽、和睦的

人际关系。所以他说家长不能独裁，“父兄不必责子弟同于己，子弟亦不望父兄惟己之听”。有的家训远远超出了治家的目的。清初史学家万斯同的家书具有较高的治理思想价值。万斯同富有历史理性，注重经国济世。他从学术上勉戒后生，应当以天下民生为学术使命。他感到同时代学者沉溺于诗文，不知经济为何事；潜心于古文，未尝以天下生民为念；他们讲的圣贤之学，往往疏于经世，以此为粗俗之事而不屑做，“于是学术与经济，遂判然分为两途，而天下始无真儒矣，而天下始无善治矣”。万斯同重经世致用，强调学术与经世统一，极有意义。万斯同说：“苟徒竭一生之精力于古文，以蕲不朽于后世，纵使文实可传，亦无益于天地生民之数，又何论其未必可传者耶？”沉溺于诗文、学术以求不朽之名，即使作品

能够传于后世，也无益于人民的命运，又何况那些未必能传于后世的呢？这是对古代经世实学、济苍生福祉的人文精神的发扬。家训与中国文化的清流古代家庭处在漫长的专制社会的笼罩下，不能不受家—国同构的宗法政治和一些陈旧的文化观念牵连局限，因此也含有一些糟粕，例如愚忠愚孝、蒙昧迷信、男尊女卑等。此外，受家庭情结的纠缠，家训可能会导致重家庭不关心社会、国家，存在造成社会发育和治理相对滞后的潜在危险性。但是家训的主流是积极的，对自身和整个中国文化都有洗礼的意义。传世家训，主要是为了教导后代成就人格、传家立业、为人处世、自食其力、利国利民。凡是歪门邪道、邪说淫辞、索隐行怪、恶习陋俗等行而不远的东西，家训一般是不道不教的。家训吸取和坚持人文理性方向，对人文精神的扭曲多有辨正，对文化传统常常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家训既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绵延长久的重要支柱。家训大多把对久经历史考验的经典学习作为神圣的任务，由此提供了培植人文理性能力的活水源头，从而使普通市井之家亦多以诗书传家。《朱柏庐家训》说：“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颜之推说：“所为学者，欲其多智明达耳。”袁采认为“子弟不可废学”，“盖子弟知书有所谓无用之用者存焉”，强调读书是为了使人智慧、明达，摆脱了急功近利的狭隘的读书价值观。宋、元、明、清学者在家训中多仰慕圣贤

君子、崇尚天理、维护道德，教导子弟多读书明理，克服野蛮、愚昧、迷信、猖狂妄行。通过学习经典培植理性的价值是读书做官、经商谋生等其他价值所无法比拟的。家训所谓经典，并不局限于儒学一家，兼有对道佛教乃至百家精华的取用。这些都是家教中人文精神得以保持健康存在的根本原因。家训对封建礼教的僵化多有批评。“五礼”之中丧、祭二礼常流于伤残浪费，婚、宾二礼常流于奢靡夸诞，失去古礼以虔诚、敬重、俭朴为本的精神。陆游批评南宋愚昧的丧家花费大量钱财，侈于道场斋施。他说，若贵侈才能得福，那么贪吏巨富之家岂不是华福不尽？而穷人家岂不是都要“沦坠”、下地狱？“佛法天理，岂容如是？”旧时处丧期间要求喝稀粥，陆游遵循上古礼缘人情的制礼原则，以为有些人体气衰弱，不能去掉肉食，这虽于丧礼小有出入，但也是不得已，应当允许。旧时陋俗有童子订婚，袁采告诫他的儿子说不可前定终身。家训对礼教扭曲的自我反思与批判，基本上是对先秦礼学中人文理性的复归。古代礼学讲究时中、适度、称情制宜等原理，在陈确的家训中得以体现。陈氏《丛桂堂家约》中的人文理性已达到启蒙觉醒的水准。他反对生子时祭拜父母、神佛，主张改革聘、嫁、丧、葬时礼，求从简从俭从省。他劝诫不要竭尽亲友之情、逼尽僮仆余力，不可亵使婢女等，反映对人的平等敬重。家训大多反对“巫觋祷请”、“符书斋醮”的迷信，反对道德上的绝对天命论等，强调人为的努

力。袁黄在家训中以身为教。早年有人给他算命，把他的运程算定了，袁黄大半生就如此致误。后来云谷禅师告诉他，积善行可以改变命数。他从此积极努力，打破了老者算命的结果。他训示儿子说：“称祸福自己求之者乃圣贤之言，若谓祸福为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他进一步要求儿子在显荣时要想到落魄，在顺利时常想到厄运。这是发扬辩证理性的人文精神。虽然家训中有不少讲“天命”的文字，但仔细分析可知：家训所讲的天命，主要是指“谋事在人，成败在天”的意思，

不是教人等待命运安排、无所作为。这个“天命”起源上是消

极的，用法上常常是积极的。比如，当儒者讲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时，是力避天命说的，这在家训中常见。曾国藩说：富贵功名，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袁采明示其子：穷达沉浮与道德操行不要扯在一起，操行是“吾人当行之事”，不能要求操行高则

荣贵，否则就必然弛废道德。中华人文精神起源很早，内容丰富，家训与家教开辟了中华人文精神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家训发挥其作用自有原因，颜之推指出：家训教育建立在人伦亲情的基础上，对同样的教导，人们一般从信其亲人；禁止童子暴谑，师友不如傅婢的指挥；阻止凡人的争斗，尧舜之道还不如妻子的劝导。这是符合常情常理的。传统家训文化具有传承人生哲理、知识技能和社会文明等的重要作用，家教是人生天然而永恒的教育形式，是人生成长，也是社会

化教育不可荒废的环节。中国古代家训蕴藏有珍宝，这些完全可以和封建糟粕剥离，时至今日，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古代家训文化的作用，应该发掘其时代价值，利用它们为社会教育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