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 读书感悟[精品文档]

《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之读书感悟

《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一书是美国学者李侃如博士集30年辛勤研究中国成果的结晶。全书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遗产；第二部分：19149年以来的政治与政策；第三部分：政治体制；第四部分：挑战在前，总计十一个章节。本书从中国古代，跨越中国近代，一直到中国当代，主要述及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改革以来的中国政治问题。虽然规模宏大，跨时悠长，但通过作者精妙地刷选和高度的概括能力，倒也不显得累赘冗余，无的放矢。本书整体上观点客观公正，文字简洁明练，虽然为外国人所著，但由于翻译作者胡国成、赵梅等人深厚的翻译功底和扎实的语言表达能力，仍然具有很高的可读性和可观赏性。本书是“中国不确定论”的代表作，它给中国模式预测了五种可能的未来：成功、精英权力主义的民族主义体制、软弱而腐败的权力主义体制、虚弱的民主体制和持久的根本性不稳定。

读罢此书，虽然我从很早就开始对中国政治耳濡目染，对中国历史耳熟能详，但仍然感觉颇有收获。本书不仅加深了我对中国政治历史的理解，同时也倍使我感慨：一个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的水平，竟然达到如此高的地步，实在让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汗颜。当我们由于饱受闭门造车而导致的生活穷困，迫不及待地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看到的首先是外国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完善的民主政治，发达的经济，较高的人民生活水平，于是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学习外国，如何把人家的化为自己的，却忽略了从中国实际出发，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出发，总结其中有益的，更关注其中的糟粕，发现并改善它，使它成为当代中国成长腾飞的动力。试想，当中国人对自己的认识都不够深刻的时候，又怎么能更好的学习外国了。国家就如一个自然人，只有首先充分认识自己的优势与不足，才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发展自己。本书内容庞大，我主要择取几个片段以表我的想法。

本书令我最为感慨的部分之一就是毛泽东反对知识分子的做法。尽管毛泽东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他却非常轻视甚至于厌恶这样一个身份。在笔者眼中，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至少有三大原罪：他们没有卷起袖子深入民间了解真实情况；他们是一些说“不”的人，对于自己认为只要适当发动群众就能成功的行动，他们不断地指出技术上的限制；他们高人一等的姿态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因而，知识分子在很早就成了批斗大会的主要对象。在群众运动期间，他们被迫从事体力劳动并遭受种种其他的羞辱。他们的思想时常被嗤之以鼻。而“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则把这种羞辱与迫害推向了顶点。许多知识分子的子女眼见其父母遭受暴民威胁，并且毫不夸张地说，还有殴打和吐唾沫。不少子女也被迫加入到这大规模的羞辱浪潮之中。而这让知识分子更加痛苦，一位知识分子在1980年对本书作者说：“我可以原谅共产党人任何其他的事情，但我绝不原谅他们让我的孩子们鄙视知识分子。”很难知道，这种经历给数百万生活受其触痛的的人在心智和理智上留下了什么。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们给政治权威、对国家的义务、社会目标以及个人生活目标造成了大量的剧痛。如今，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这些做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是错误的，而且错的极其离谱。但它为什么能够在当时如此盛行，以致于酿成众多惨剧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全党全社会对毛泽东权威的盲目崇拜和我党由于处于建国初期仍显幼稚，缺乏治国经验以及社会法治观念淡薄，民众普遍愚昧。过去，我们歧视并打压知识分子，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当战后日本、韩国、新加坡正在抓紧进行变革，狠抓经济建设的时候，我们却关起门来搞内耗，最终导致了毛泽东时代，除了精神富有，其他几

乎都无的尴尬境地；如今，我们把知识分子从阶级斗争的沉重枷锁中解脱出来，让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为整个国家发展出谋划策，当21世纪的号角终于吹响，新中国的脚步伴随改革开放的浪潮继续向前时，我们国家站在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舞台，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真是国人的骄傲。

另外，本书在述及毛泽东思想的特性时，认为毛泽东的“斗争”观念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本书中写到，毛泽东鄙视儒家思想中以和谐作为绝对社会价值的理念。这种理念认为，如果人人都清楚并接受其与社会地位相称的权利和义务的话，一个尊卑有序的社会就能够保持稳定。而在毛泽东看来，正是这种观念，造成了中国向那些向后看的精英们支配的局面，他们的错误统治使中国无法屹立于20世纪的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他坚信，对于一个在性格和文化上过于消极与逆来顺受的民族，斗争能够赋予它勇气与品格。于是，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制造出使人们参与个人斗争、甚至还要冒生命危险的形势。针对作者的这些分析，我都非常赞同。古代中国就是一个主要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国度，“和为贵”思想不仅是统治者的真实想法，也是普通大众生活的真实写照。纵观中国古近代史，除了元朝是少数几个有过主动对外进攻、侵略扩张的朝代，历朝历代的君主都强调守内安外，也就是对内要实现和平统治，严防叛乱，对外要消极防御，严禁来犯，却不主动进攻。普通大众也是在自己该有的社会圈层中安分守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念深入人心。这就导致中国整体社会缺乏一种与外竞争、同世界共同进步的氛围，于是，当明朝两代在闭关锁国的道路上越走越深、越走越义无反顾时，我们就不觉奇怪了。可以说，这是一种“羊的惰性”，这种惰性就是只要有草，我就不需要为此付出竞争和努力。当“狼来了”的时候，羊也就只能沉默不已，任其宰割。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想，毛泽东深谙它的可怕，于是他希望通过采取斗争手段在赋予人民一种掌权感的同时，使人民动员起来打破社会禁锢，削弱旧的社会关系，产生新的社会认同，以此推动革命变革和经济发展。但是他做的太过了，完全忽视了人民可以接受的程度，也忘了正常的伦理道德所起的社会作用，也不顾社会秩序对社会生产的重要。急切地希望通过一种“斗而破”运动，起到一种“破而立”的效果。结果可想而知，这种斗争的破坏作用是极其可怕的，它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

再者，看罢此书，我再次确定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农民，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从最初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我们知道新中国的主力军一直是中国农民，尽管不容否定其他阶级阶层的重要性，但我们必须承认，战争主力军是中国农民，战争主战场是农村地区，战争主要供给来自于中国农业，于是当战争打起的时候，受损害的主要是农业、农村、农民；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一呼，我们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当全国为重工业的发展而集中力量时，有谁还记得农民为此付出的努力。城市的单位制把大批农民留在了自己的土地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不顾客观规律的鼓吹不仅把农民的剩余产品竞相夺去，也造就了1959-1962年的三年严重困难时期；改革开放的浪潮虽然首先在农村大地试验起来，但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看到新的希望时，城市的改革也已经紧锣密鼓的进行起来，城市产品高昂的价格很快就把农民的剩余榨得所剩无几，也使农民的希望再一次破灭，户籍制度虽然有所松动，但仍然潜移默化地束缚着农民。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在本不应该承受的负担中，依然负担着。

总的来说，本书名为《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试图主要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追溯和社会分析，来给未来的中国选择一条发展道路，却终究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