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研究综述

积极心理学综述

21世纪初,西方心理学涌现出了一个重要的新的理论——积极心理学。它的简明定义就是“一门研究如何正确把握人生的科学,关注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人生阶段”[1]。积极心理学起源于MihalyCsikszentmihalyi 和 Martin Seligman 1997 年冬天的一次谈话，并迅速成为推动西方心理学发展的一场运动。这场运动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使得心理学的研究和应用都有了一种积极倾向。这种积极倾向甚至不限于心理学内部,而是已迅速扩张到了教育、公共健康、社会和人类服务、经济、政治科学、神经科学、领导学、管理学和组织科学等其它学科。积极心理学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也面临众多批评和挑战。

Christopher和Hickinbottom认为积极心理学家们关于“好的生活”的观念(个人的满足就是好的)是由主流科学主义心理学的自我概念衍生而来。这种观念导致积极心理学家在调查研究中忽视了潜藏的文化和道德假设,并曲解了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观,没能批判性地反思其研究工作。Christopher和Hickinbottom最后提出了一种新的调查研究方式来克服这些缺陷。Becker和Marecek回顾了积极心理学运动和19世纪末流行的心理治疗和20世纪的心理卫生保健运动的比较。他们主张积极心理学应该持一种超越孤立个人、涉及社会环境全貌的观点;积极心理学应该重视社会约定和人的能动性;积极心理学应该对“快乐”、“美德”和“力量”做出更细致的定义,应该构建更具有社会性的“人类繁荣”理论。他们最后建议积极心理学努力发展其应用价值[2]。Power认为性格是积极心理学在理解和发展“人类繁荣”的研究中的核心。尽管积极心理学重视性格,并广泛地参照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但是它的美德理论仍发展滞后。Power阐述了理解繁荣的美德伦理的三个主要方面:善、性格整体性和性格类型,认为积极心理学家并没有提出“善”的实质性概念。因为美德是一种持久的追求某种“善”时所必需的人格特质,所以“善”的实质性概念,在研究人类美德时是非常必要的。积极心理学家只是用一种不完整的方式来呈现美德,关注少数的“力量项目”,而美德伦理学研究者则通常强调性格的整体性和全方位的美德的发展。由于积极心理学家们没有承认美德的性格和性格的四种类型,所以他们经常把节制的性格曲解为是美德的。最后,积极心理学家们在关于善的生活的描述,并没有很好地把美德的和邪恶的性格类型区分开来Kristjdnsson认为,积极心理学遭受:内部分歧,如积极心理学家们对快乐是什么的分歧;概念模糊性,比如是否存在非道德的快乐;矛盾性,比如自我实在论和反自我实在论的矛盾,还有积极心理学存在一个重要的误解,即假设凡是通过总体评估判断后,就能够获得一种规定Sundararajan通过对比较塞里格曼和孔子关于好的生活的设想,批判了积极心理学的价值中立原则所带来的弊端:科学和生活的割裂、道德价值标准(美好生活的标准)取决于科学验证(也就是科学价值)[3]。Sundararajan还通过对比中国佛教的“体味”和“空”的概念,认为积极心理学关于“好的生活”的模型缺少的价值维度[4]。Sundararajan认为,要弥补积极心理学的价值中立所带来的弊端,需要重新确立价值维度,而价值维度的确立,又通过道德地图的描绘。这就需要积极心理学更多地借鉴和吸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方法。Miller认为积极心理学基于一整套谬误的主张:循环论证、同义重复、定义不明、不合理概括等。积极心理学仅仅只是把心理健康和一种高兴的、友好的、目标驱动的、追求卓越的和外向的人格类型相关联,而不是探究积极态度如何促进成就、成功、幸福和快乐Richardson和Guignon认为积极心理学所暴露出的诸多缺点源于它草率地认为主流心理科学太“消极”了。Richardson和Guignon考察了积极心理学的哲学

假设:片面的个人主义和狭溢的工具主义,并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提出积极心理学应该将社会调查看作是一种对话的理解,这样才能获得对人的深入的估量。Christopher和Campbell试图从解释学角度来提出一种关于人类行为和规范的本体论,以此作为积极心理学的元理论。Christopher和Campbell所主张的元理论主要依靠“施为”(agency)这个概念。“施为”的第一个层次是道德的社会实践,包含了积极心理学中的“积极情绪”、“积极特质”和“积极机制”。“施为”的第二个层次是一种自我反身意识的觉察能力。这种觉察能力使得人们形成“好人”和“好的生活”的理论。这种“好人”和“好的生活”的理论又在社会实践、情感体验和习惯性的思想中得到体现。“施为”的两个层次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Christopher和Campbell认为这个元理论构架能帮助说明生活中潜在的“善的多样性”,并阐明积极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之间的关系。Slife和Richardson认为积极心理学的问题源于一个未经审查的哲学前提,即关于“自我”的抽象论本体论。Slife和Richardson所指的“本体论”是关于终极的实体一些假设,特别是“自我”的终极实体的假设。有两种基本的“自我”的本体论:抽象论的本体论和关系论的本体论。他们认为抽象论的本体论是积极心理学所潜在的,也是积极心理学问题的根源,而关系论的本体论可成为积极心理学替代的理论。他们关注到积极心理学的三个重要特征:(1) 一个理想的“中立的观察者”的承诺;(2)情感满意作为一个关键的概念;和(3) —种把人类现象看作是与文化、历史甚至物理环境相脱离的倾向。这些特征证明了积极心理学中所潜在的抽象论的本体论假设,同时他们提出用关系论的本体论来解决积极心理学内的许多问题。

这些批评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指出了积极心理学价值中立、研究手段、基本概念等方面所呈现出来的问题。

国内学者也对积极心理学进行了反思和批评。任俊认为积极心理学存在的问题有:(1)研究对象上的存在不足,如典型的成人化倾向、白人价值观为主的倾向;(2)缺少令人信服的纵向研究;(3) —定的话语霸权;(4)与早期一些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的脱节[5],但是他没有继续深入探究积极心理学所存在的问题的根源。马甜语对积极心理学的进行了理论解析,探讨了心理学出现积极转向的内在和外在原因,并探究了积极心理学与中国传统庄子文化间的关系,同时对这一理论在心理健康领域和企业管理领域中的应用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探讨[6]。孟娟和彭运石探讨了人本主义心理学与积极心理学的“爱恨情仇”,认为两种心理学主张各有侧重,也各有其适用范围。两者的深入对话,会进一步“促进两者的健康发展和整个理学领域的繁荣进步。”周涛认为积极心理学只能成为当代心理学从“消极”走向“积极”的桥梁,并基于心理学的“整合视野”,提出了对积极心理学建议[7]。彭运石教授指出积极心理学强调的是以主流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实证方法去研究传统人文科学心理学的主题。关于人文科学心理学研究主题(如幸福、美德、积极品质、健康的组织等)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任务,即知识论的任务和价值论的任务。知识论的任务是阐释研究主题的“是”,并揭示其发生发展规律。价值论的任务是阐释研究主题的“应该”,即展示生命的意义、价值。知识论方面的任务达成的途径有:以主流心理学“客观范式”揭示客观规律和以人文科学“主观范式”展现“主观本质”。积极心理学顶多只能完成揭示研究主题“客观规律”的任务,而无法完成“主观本质”的知识论的任务及价值论任务。积极心理学的未来,需要积极吸纳人文科学心理学特别是人本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由此实现彻底的科学主义和彻底的人本主义的有机统一。[8]积极心理学的潜在危机正是其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