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与政治：胡适和他的朋友们

▪ [1]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 《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1926年7月10日。
▪ “此时正是努力向国内做工作的时候，还不是 拿什么‘精神文明’向外国人宣传的时 候。”[1]
▪ [1] 胡适：《致太虚》，耿云志、欧阳哲生编： 《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上册，第401页。
▪ [1] 胡适的日记，1929年5月19日，《胡适的日记》 （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第八册， 不编页码。
▪ “东西文明他有物质与精神两方面；机器文明 不是与精神文明相对，而是与手艺文明相对； 机器就是精神之表现。有了科学，然后有机 器，有了西人精益求精的商业精神，才有今 日人而又的舶来货品。”[1]
▪ “请允许我向《中国评论周报》的编辑提出忠告，多 读一点关于我们的人民和制度的历史，至少读一些 诸如《官场现形记》之类的小说，这部小说民国建 立前就已刊行了。”[1]
▪ [1] “Public Forum”, The China Critic ，Febuary 6, 1930,胡适也将此件收在自己1930年1月29日的日记 中。《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 司，1990年，第九册，不编页码。
▪ 胡适 十八，五，十一 早七时” [2]
▪ [1] “在总的原则上，政府一直是承认言论自由的。” ▪ [2] 此信稿夹在胡适1929年5月7日和1月11日的日记
之间。《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 公司，1990年，第八册，不编页码。又见耿云志主 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合肥，黄山书社， 1994年版；及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 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上册，第482页。
▪ “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 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 去虽远，相期至深。”[1]
▪ [1] 胡适致周作人，耿云志、欧阳哲生编： 《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的妖言是讥贬 西洋文明为唯物的，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 的。”[1]
第四讲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与政治 ——胡适和他的朋友们
▪ “《中国评论周报》编辑刘大钧先生 ▪ 亲爱的刘： ▪ 能否费心将我的名字从《中国评论周报》首页的名
誉编辑中取消？ ▪ 我很惭愧，从未有所贡献，却列名如此长的时间。 ▪ 您忠实的胡适”[1] ▪
[1] 此信稿夹在胡适1929年5月7日和1月11日的日记 之间。《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 公司，1990年，第八册，不编页码。
▪
▪ [1] 此信夹在胡适1929年5月7日和1月11日的日记之间。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 第八册，不编页码。
▪ “最常被提议的理论，即西方文明是物质的、东方文 明是精神的，只是被发明出来的一个神话。发明者 试图以此精巧的推理过程来证明其保守主义。…… 中国知识分子应当……不计风险、不惜代价，确定 无疑地保证投身于执行一心一意地现代化的政 策。”[1]
▪ “适之吾兄大鉴： ▪ 昨接手书，敬悉以久未投稿于《评论报》，故嘱将名誉编辑
名义取消，何客气之至！其实名誉编辑，本不必时时投稿， 名义毋庸取消。且弟等适拟请吾兄与国内学者，如任叔永兄 （科学）及其夫人（妇女问题）、宋春舫兄（戏剧）、刘廷 芳兄（教育）、马寅初兄（经济），各赐专著一篇，为敝报 光，使外国读者知我国文化。吾兄担任题目拟为中国文化总 论，或中国之哲学，或新文化，请随意选定。现时分期发表， 将来并拟特印专刊，以享社会。务请 勿吝珠玉，拨冗撰赐， 是所至祷。此复。即请著安 ▪ 弟刘大钧鞠躬 ▪ 五月十号” [1]
▪ [1] 此信夹在胡适1929年5月7日和1月11日的日记之间。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 第八册，不编页码。
▪ “季陶吾兄：
▪ 覆示敬悉。《评论报》‘名誉编辑’的名义，千万请即日为我 取消，不胜感激之至。
▪ 当日《评论报》之发起，我本不预闻；后见报纸登出我的姓 名，我本欲抗议。后来所以不抗议者，只以深信吾兄是个学 者，必不至于有什么以外的动机或作用。但《评论报》出版 以来，颇多使我大失望之处。我觉得这个报已不是一个‘评 论报’，已成了一个官办的‘辩护报’了。官办的辩护报并 不是不可办，但用不着我们来捧场。即以最近一期（Vol Ⅱ,19）为例，社评中论《字林西报》的事，有云：
▪ “我们今天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一心一意地采纳 西方文明，而是要复活我们自身文明的精华，并吸 收西方文明中的精华。 ” [1]
▪ [1] “Dr. Hu Shih and the ‘Spiritual’ West”, The
China Critic，January 30。
▪ “《中国评论周报》有社论驳我上星期四（23）的英 文讲演，其理论顽固可怜。留学生这样丢人，怎么 得了！”[1]
▪ “新文化运动的大贡献在于指出欧洲的新文明 不但是物质文明比我们高明，连思想学术、 文学、美术、风俗道德都比我们高明得 多。”[1]
▪ [1]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 第2卷第6、7号合刊，1929年9月10日。
▪ “适之先生太把西方文明抬高了，所以他的议论里便发生了 一个绝大的矛盾。
▪ “我们惟愿唤起的是，我们的人民不要被发生在我 国的表面的变化误导，相信我们真的‘现代化’了。 如果我们期望一个强大、有力和现代化的中国，我 们必须在保存我们旧文化遗产中有价值的部分外， 屈尊向他人学习，而且必须系统地制定计划，来实 现我们心中的目标。”[1]
▪ [1]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Needs of Time, The China Critic, February 13,1930.
▪ [1] Nanking and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The China Critic, May. 9, 1929;
▪ 适之吾兄大鉴： ▪ 承复示，老实不客气指出《评论报》的缺点，甚感。尊意既
是如此，自当遵嘱，将名誉编辑的名义取销，但下期也许来 不及，至迟再下一期定然除去尊名。至于吾兄所说捧场一层， 在同人也有一种理由。因为报是英文的，主要目的在对外， 创办的‘动机’是抵抗日本不利于我的济案宣传，现在政策 也是为中国辩护。因为现在政府的外交政策，是争回已失的 国权，与我们的政策相同，所以当然帮他说话。也只以对外 为限。不过有时同人热心过度，近于捧场，也在所不免；弟 在南京的时候多，不能篇篇审查，实在不能辞其咎；至于 ‘作用’一层，是绝对没有的。假使我们办的是中文报，说 话就少所顾忌。初办的时候我本想定名为China Advocate， 同人大多数主张用China Critic，以致现在读者发生误会。但 是我所要辩护的，是中国，不是政府。我也明知中国有许多 地方应评论的，但是外人骂中国也骂够了，用不着我们再用 外国文字去骂了。我以为我们办中文报，与其捧场不如骂； 外国报，与其骂不如捧场，所谓阋墙御侮也。吾兄以为何如？ 复颂著祺 ▪ 弟刘大钧鞠躬 ▪ 十八，五，十一[1]
▪ 一样看西洋近代精神文明的二大特色（指“科学”和所谓 “新宗教新道德”——引者注），适之先生看作相成的，我 却看作相反的，理论具在，不得不尔。
▪ 我对于适之先生所称的新宗教新道德实在不敢恭维，以为东 方社会能免受他一分洗礼，即多一分幸福。”[1]
▪ [1] 潘光旦：《科学与“宗教新道德——评胡适〈我们对于 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时事新报·学灯》1927年5月1、 2、3日。
▪ As a matter of general principle, the government has always recognized the freedom of speech.[1]
▪ 季陶兄，我读了这样的话以后，还有脸做《评论报》的名誉 编辑吗？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故前函只是很客气的辞职。今 得来书，不许我辞，故不得不说几句老实话，千万请原谅。
▪ 1928年5月16日，胡适已在日记中记到： “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 了。”[1]
▪ [1] 胡适的日记，1928年5月16日，《胡适的 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1990年，第七册，不编页码。
▪ “在总的原则上，政府一直是承认言论自由的” 这样太过于“捧场”的证据。[1]
▪ [1] 剪报，此件夹在1930年1月23日胡适的日记中，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1990年，第九册，不编页码。
▪ “西方文明……很难称之为非常精神的。……一种文 明的发展是在其他人的代价基础之上，那么这种文 明很难是真正的精神的。……西方文明本质上是物 质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没有必要为此辩护。”
▪ “适之吾兄大鉴： ▪ 前月在沪谈及见‘Whither Mankind’中有大作‘东西文化’，
弟甚赞同。不意近日《评论报》敝同事有与吾兄在妇女协会 之讲演意见不同加以评论者，抱歉实深。研究学问固不妨公 开讨论，唯弟殊觉该文未搔着痒处耳。弟在同期敝报中所著 之Industrial Development & Capitalism中，其用意与尊兄颇 相似。本拟引用吾兄‘东西文化’原文，嗣因拟另作 ‘Industrial Development & Civilization’一文详为讨论，故 未引证。否则，自家人起冲突矣，以可笑也。此颂著祺 ▪ 弟刘大钧 鞠躬 二，六”[1] ▪ [1] 收于胡适的日记，1930年2月2日，《胡适的日记》（手 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第九册，不编页码。
蔡元培与胡适
▪ “胡先生的朋友或相识的行动，对于社会有关 系的，胡先生决不放弃了规过劝善的机会。 大概胡先生以和蔼为道德上的义务，亦以正 直为道德上的义务。因为他心中有这种义务 的观念，所以便自然的显现出一种‘温而厉’ 的气象。”[1] [1] 毛子水：《我所认识的胡适之先生》， 《传记文学》（台北）第2卷第3期。
▪ [1] 胡适的日记，1930年1月29日。“Dr. Hu Shih and the ‘Spiritual’ West”一文发表于1月30日，但胡 适提及此事却是1月29日的日记，此份剪报亦被胡 适插在29日的日记里。29日的日记应为后来补写。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1990年，第九册，不编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