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体会】中国哲学中实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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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中实践论

中国传统哲学中主要侧重于个人德性修养,按照哲学的分类,应该属于伦理学,而对于宇宙论、本体论,以及知识论、方法论研究不多。或者说即便有,也很大程度上总是从属于伦理哲学。这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说也确实有道理,中国哲学在逻辑、论证过程上,确实不如西方哲学那样严谨、系统。这里的原因,按照我的理解,中西方在认知模式上,就已经分途,我们更倾向于将其放在一个融合的整体中去研究相互平衡、相互作用的关系,他们更倾向于机械的,将事物分割成一个一个局部进行研究。同样的,对于主观与客观,主体和客体,知与行,中国哲学更加倾向于融合在一起进行考虑。这就与西方哲学擅于在概念的形而上之中,论证推演不一样,与中世纪为了证明上帝之存在的,宗教之合乎理性,无意义的经院哲学截然不同。我们往往更喜欢从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出发。

王阳明先生讲究知性合一,其中就有一种意识与实践辩证统一性,其“不离日用行常外,直到先天未化前”以及心外无物的论断,或者有人将其归集为唯心主义和先验论的依据。但在我看下,阳明先生说是的日用行常即是天理,即是真理,讲的就是从实践中来,说到“知行合一”,“不行只是还未真知”,就是回到实践中去。未化“先天”以及“致良知”,说的却是伦理论中的一种出乎未被遮蔽的“初心”的表达,对于致良知的理解,应该说是一种道德追求。一种内心修炼的方法,不宜带上唯心,或者过度夸大能动性的帽子。类似于孔子说的仁,后期李贽说的“童心”、佛学说的众生皆有如来的“智慧法相”。这是将伦理论和方法论相结合,以求学说和思想可以经世致用,改造世界。朱熹崇尚《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

之、笃行之”,也是学以致用,也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因为这里的博学学的也是前人通过实践获得的知识,只是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朱熹没有深究,或者也可能是后人僵化的理解。中国人的学问讲究致用,也不喜欢去为论辩而论辩,这或许是早起惠施、公孙龙子那些名家所擅长的,但最终他们并未成为主流,中国也为发展出类似西方的逻辑学。我们不愿在先有行还是先有知上多做口舌,其实这在《大学》“物格而后知致”中已经有谈及。我们更重视通过学习知识改造主观世界达到“以理化情”、达到明明德,更重视通过“知行合一”到达“亲民,止于至善”的终极目标。恩格斯在《路特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经写到只有在速回的本源上,采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回答,跳出这一问题域,就不合适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标签。中国人不愿意去谈什么唯物、唯心,因为在我们看来天地万物,本就千丝万缕不可孤立解释。王阳明在天泉证道时,调停关于王龙溪和钱德洪的争辩时,就曾经说汝中需学德洪之功夫,德洪需悟汝中之本体,两者相滋为用,这不俨然提倡主观修心与格物实践上的统一嘛?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嘛?向外找与从内寻的统一嘛?

后人将阳明先生学说归为“实践哲学”我感觉这是贴切的。冈田武彦先生将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进一步阐明为“知行一体”是十分高明的。阳明先生说:“行到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到真切笃行处便是行”,不曾有不行而可以真知,也不曾有不知而可以真行,知与行本就是一体的,抛开了唯心、唯物这种偏见,这里已经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阐述的足够清晰和精妙,这便是传统哲学中的实践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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