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毅-论地域管辖中“犯罪地”解释问题

论地域管辖中“犯罪地”的解释问题万毅①【摘要】刑事诉讼法的规范依赖于法解释技术而生效，因此对刑事诉讼法之中的诸多概念、术语作出合理的解释和阐释，方能构建刑事程序法治化的微观基础。

站在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的立场上，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２４条规定的“犯罪地”管辖原则，其中所谓“犯罪地”一词，应当解释为包括“犯罪结果地”、“犯罪预备地”，而不应包括“被害人所在地”、“销赃地”以及“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地”。

在毒品犯罪、网络犯罪、手机短信诈骗犯罪等特殊类型案件的中，对“犯罪地”一词，可允许作适当的扩张解释。

【关键词】管辖犯罪地犯罪结果地犯罪预备地当刑事诉讼法修改再次成为学界热题之际，学者们更多地将精力倾注于讨论刑事诉讼法的条文设计。

然而，立法永远不可能尽善尽美，而且由于立法与司法在时空上的间距，单靠立法、修法永远不可能及时解决司法实践中围绕法律适用所发生的“释法、用法”难题，因此，修改刑事诉讼法并非是实现刑事程序法治化的唯一路径。

恰恰相反，笔者认为，较之刑事诉讼法修改，规范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和适用，以防止实务中对刑事诉讼法条文的故意曲解或误解，或许才应该是当前更为紧迫的学术任务。

因为，1996年刑事诉讼法实施10余年来的情况表明，由于刑事诉讼法的适用和实施缺乏法律解释方法的指引和解释技术的规范，一些当初设计良好的法律条文在实践中遭到曲解（如律师会见权），背离了立法的初衷和目的。

因此，刑事程序法治化的关键，除了需要在立法环节创制一部接近完美、垂范久远的“良法”之外，更需要在司法环节创建一套正确解释、适用刑事诉讼法的方法和技术，并据此对充斥于刑事诉讼法之中的诸多概念、术语作出合理的解释和阐释，唯有如此方能构建刑事程序法治化的微观基础。

正基于此种考虑，笔者在本文中以刑事诉讼法地域管辖制度中的“犯罪地”一词的解释为范例，探讨刑事诉讼法解释学在刑事诉讼法研究和司法实务中的具体运用。

①万毅，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管辖，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制度设计，它对于确保程序的法定化以及诉讼的便利性和经济性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管辖制度也有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二章即专章规定“管辖”）。

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刑事诉讼法》“管辖”一章的相关法律条文应当如何解释、适用，尚存在一定的争议，尤其是地域管辖，虽然《刑事诉讼法》第24条明确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依据该法条，我国《刑事诉讼法》奉行的是犯罪地管辖原则。

但是，对于该法条中的“犯罪地”一词，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和解释？尤其是除了“犯罪行为发生地”之外，是否还应当包括“犯罪结果地”、“销赃地”、“犯罪预备地”、“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地”，等等，理论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司法实务中的作法也不尽一致，实有必要就“犯罪地”的法解释问题展开专门的分析、研讨。

一、“犯罪地”是否包括“犯罪结果地”？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制发的《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中规定：“犯罪地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地。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财产犯罪。

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分子实际取得财产的犯罪结果发生地。

”从该条文的文义出发，《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犯罪地”一词被限缩解释为“犯罪行为发生地”，而不包括“犯罪结果地”（财产犯罪除外，根据《解释》第２条条文之前后关系，应当解释为财产犯罪例外地允许犯罪结果地管辖）。

但是，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限缩解释，值得商榷：第一，从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来看，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联系紧密，刑事诉讼法实为刑法的“施行法”，刑事诉讼程序本为适用刑法的实体规则而设立的追诉与审判程序，也正因为如此，刑法实际上构成了刑事诉讼法的“准人法”，即哪些犯罪行为可以纳入刑事诉讼法管辖的对象和范嗣之内，是由刑法来决定的，刑事诉讼法只能针对刑法管辖的犯罪行为展开追诉与审判。

换言之，刑事诉讼法的效力范围应当与刑法的效力范围保持同一性。

我国《刑法》在管辖上采行的是属地（犯罪地）管辖原则且采“遍在地”说，依据我国《刑法》第６条之规定：“犯罪行为或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犯罪。

”据此，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地”一词涵指犯罪行为地和犯罪结果地。

①既然我国《刑法》立法上明文规定“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地和犯罪结果地，那么，依据上述“刑事诉讼法的效力范围应当与刑法的效力范围保持同一性”的原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２４条规定的“犯罪地”一词也应当解释为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地”方为妥当。

这也是法律文义解释“保持概念同一性”规则（同一法律或不同法律使用同一概念时，原则上应作同一解释；作不同解释，须有特别理由）的基本要求。

因此，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将“犯罪地”限缩解释为“犯罪行为发生地”而排除“犯罪结果地”的观点，是违背法解释原则的，难谓科学。

第二，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各主要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法地域管辖中的“犯罪行为地”皆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地。

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７条（犯罪地地域管辖权）第一项即明确规定：“犯罪行为地属地法院拥有地域管辖权。

”对于该法条中的“犯罪行为地”，德国学理界和实务界的解释是：“行为地乃指，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地方，或其行为有所结果之地方”②，即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地。

第三，根据笔者的调查了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经常是由犯罪结果地司法机关对案件实施管辖，可以说，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的观点在司法实务中实际上已经被突破。

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主要是因为从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的案发规律来看，除了案发前得到群众举报或案犯自首的案件外，绝大多数刑事案件都是在出现犯罪结果后，结果地侦查机关才能发现犯罪进而立案、展开侦破，即侦查机关多是从犯罪结果入手查找和发现作案人、收集取证，进而提起公诉的。

可以说，大多数刑事案件由犯罪结果地司法机关管辖更有利于现场勘查、收集取证、缉捕犯罪嫌疑人，强行排除犯罪结果地司法机关的地域管辖权，要求犯罪结果地司法机关在案发后将案件移送犯罪行为地司法机关管辖，徒增程序繁琐，也不利于现场勘查、收集取证、缉捕嫌疑人等追诉活动的展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２４条规定的“犯罪地”管辖原则，应当解释为包括“犯罪行为地”和“犯罪结果地”在内，可能更为妥当。

①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②〔德〕罗科信：《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9页。

实践中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争议问题，即“被害人（单位）所在地”是否构成“犯罪结果地”？近年来，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处于高发期、多发期，该类犯罪的作案手段日益隐蔽化，不仅实行流动生产、“转移作战”，而且与地方保护势力相勾结以逃避司法打击，从而给这类犯罪的刑事管辖带来新的问题。

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应由犯罪行为地司法机关即侵权行为实施地司法机关管辖。

但在实践中，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一些有管辖权的侵权行为实施地的司法机关，对这类案件的管辖缺乏积极性，导致相关犯罪不能被依法、及时追究刑事责任。

基于此，有观点提出，虽然被害单位所在地既不是犯罪地，也不是被告人居住地，但可以认为是犯罪结果发生地，如此则被告人单位所在地的司法机关就可以据此取得管辖权，从而实现对该类犯罪的打击。

例如，犯罪嫌疑人沈某某将事先准备好的上海某出版集团的正版书作样书，非法委托北京某印刷厂，盗版印刷该书的封面和插页各5000份。

然后，在河北某印务有限公司盗版印刷该书的内页5000份，并装订成册。

嗣后，将书运至北京、河南等地，以8～10元的价格将该书全部销售。

对于该案，前述观点就认为，上海司法机关有管辖权，其理由是：上海某出版集团对于该书拥有版权，犯罪嫌疑人沈某某对该书盗印5000册，并将盗版书予以销售的犯罪行为，显然冲击正版的销售，已经造成了对上海某出版集团合法版权的侵犯，造成该集团的经济损失。

因此，虽然本案的犯罪行为地并不在上海市，但犯罪的结果地却发生在上海市。

上海市是犯罪地之一，所以对本案有管辖权。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之所以产生，主要是为了争管辖权，即考虑到目前一些地方“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对于一些侵犯外地被害人（单位）知识产权的案件查处不积极，为了保证对该类犯罪的打击力度，保护被害人（单位）的合法利益，因而以被害人（单位）遭受经济损失为由，主张将被害人（单位）所在地解释为“犯罪结果地”，以达到由所在地司法机关实施管辖的日的。

但是，这一解释显然与法解释原理相悖，因为，作为犯罪地管辖的“犯罪结果地”，应当是指法定犯罪结果的直接发生地。

例如，在故意杀人案中，被害人死亡是法定犯罪结果，因而被害人死亡地即犯罪结果地。

同理，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犯罪嫌疑人因侵权而获得经济利益系法定的犯罪结果，因而其销售盈利地才是法定犯罪结果的直接发生地，而被害人（单位）虽然因为犯罪行为的发生而遭致权利受损并产生了经济损失，但是，这种经济损失在法律上是犯罪行为导致的间接后果，而非其直接结果，因此不能解释为犯罪结果地。

从前述案例来看，该案盗印行为发生在北京、河北，装订在河北，销售在北京、河南，因而，北京、河北是犯罪行为地，而北京、河南系犯罪结果地，因此，对于该案，上海司法机关应无管辖权。

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早在1998年《关于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知识产权纪要》）中就已经指出：“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中，侵权结果发生地，应当理解为是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发生地，不能以原告受到损害就认为原告所在地就是侵权结果发生地。

”其中的“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发生地”，就是指法定侵权结果的直接发生地。

虽然该《知识产权纪要纪要》针对的是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但其对“结果地”一词的解释同样适用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地域管辖。

2011年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知识产权意见》），该《知识产权意见》在第一部分“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管辖问题”中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犯罪地，包括侵权产品制造地、储存地、运输地、销售地，传播侵权作品、销售侵权产品的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网站建立者或者管理者所在地，侵权作品上传者所在地，权利人受到实际侵害的犯罪结果发生地。

”对于该《知识产权意见》中“权利人受到实际侵害的犯罪结果发生地”一词，同样应当解释为法定犯罪结果的直接发生地，而不包括被害人（单位）所在地。

实务中有人认为，前述《毒品意见》明确将“毒资、毒赃和毒品的藏匿地、转移地”也解释为毒品犯罪的“犯罪地”，这是否妥当？笔者认为，毒品犯罪本身是一类罪名的简称，根据刑法的规定，毒品犯罪这一类罪名下包括了诸如走私毒品罪，贩卖毒品罪，运输毒品罪，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强迫他人吸毒罪，容留他人吸毒罪等多项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