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眼中的“圆形监狱”

福柯眼中的“圆形监狱”。

一、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经济”而“人道”的改造所

监狱在西方国家早就存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就有关于监狱的记载，但直到漫长的中世纪，监狱虽已遍布西方各国，却都不是作为执行自由刑的场所，因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刑罚是死刑、身体刑和财产刑，自由刑尚未进入刑罚体系。

在西方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得以改善，生命和健康有了基本保障的前提下，人们开始追求更高的价值目标——自由。在此情况下，自由刑及作为自由刑执行场所的监狱出现了。古典学派虽然倡导人道主义，但却没有摆脱旧日的报复惩罚等观念。那时候，改造、矫正等观念尚未兴起。因此，作为执行自由刑的监狱，还只是惩罚与赎罪的地方，以监禁受刑人、限制其自由为主要任务，教育和改造的计划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在监禁上，实行所谓的“杂居制”，结果犯人交叉感染，出狱后继续犯罪。西方近代监狱在其产生初期非人道、残酷的状况，引起了启蒙思想家们的非议，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边沁的圆形监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设计出来的。

边沁于1791年首次倡导的圆形监狱，即全景式（敞视式）监狱（panopticon），其基本结构是：监狱的四周是一个环行建筑，监狱中心是一座眺望塔。眺望塔的塔墙上安有一圈对着环行建筑的大窗户，环行建筑则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每个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中心眺望塔，与狱墙上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这样在圆形监狱中，中心控制塔只需安排极少数的监督人，甚至可以只安排一个人。因为通过逆光效果，这个监视者可以从眺望塔内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在圆形监狱的环行边缘，被监视者是彻底地被观看的，但他不能观看到监视者；同理，在中心眺望塔，监视者能观看一切，但是不会被观看到。罪犯因此而惶惶不可终日，不敢造次。这样的监狱结构，既可以起到有效的监视作用，也能够让监视人完全处于隐蔽而安全的境地。

此外，一个囚犯一间牢房，牢房之间是封闭和隔离的。这样可以保证监视者与被监视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身体上的接触，不会轻易发生暴力事件。

边沁设计圆形监狱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即（一）尽量减少监管人员，提高监管效能，使被监督者持续不断地处于监督者的睽睽目光之下，以减弱犯人做坏事的力量，甚至摆脱做坏事的想法；（二）尽量减少监管人员与罪犯的接触，以抑制体罚与酷刑。简而言之，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经济”与“人道”的目的。边沁的圆形监狱计划明确废除了苦役与肉体的折磨，主张采取感化教育与劳动改造相结合的方式，将流氓磨练成正直的汉子，将懒汉磨练成勤俭者，以为社会造福{1}。

边沁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透明可见的圆形监狱？那是因为他认为“在法律力图达致的

目标中，安全是主要的和基本的目标”{2}。边沁对他所亲历的席卷欧洲大陆和美洲的革命毕生都深怀恐惧。良好秩序和安全是他压倒一切的关怀，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生存条件与环境，如何阻止已犯罪的人不再犯罪以及阻止潜在的未犯罪人不犯罪，是他着重考虑的问题。功利主义虽然也认为犯罪是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但同时更加强调其自由意志是可以通过外界影响而控制的。边沁认为一种新的法律科学和制度改革将为现代的有序社会创造条件。因此，他认为可以通过监狱建筑的精心设计使犯人感到道德的约束和秩序的要求。只要设计出好的监狱，人们便能自然而然地将窃贼或其他的罪犯改造为诚实、有益的人。

边沁身处的时代正是启蒙运动蓬勃兴起的时代。启蒙运动发生于17—18世纪的欧洲各国。所谓“启蒙”，其实质就是反对基督教会的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传播科学和理性精神，倡导民主和法治的政治理念。正是因为17、18世纪理性精神的发展，才孕育了用理性来观

察、沉思人类社会及其政治制度，以及自觉自为的政治历史运动。当时的人们所提出的人权、平等、自由、博爱等口号，正是理性地思考人性、国家、社会历史、政治制度的思想及实践的产物。而边沁圆形监狱设计的想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轫的。

二、福柯眼中的圆形监狱：完美的规训机构

18世纪，以边沁为首的功利主义者以“人性、人道、经济”的名义反对酷刑，主张刑法改革。但是，福柯[3]揭示出酷刑的废除其实与人道主义理想无涉。尽管改革者们因惩罚的过分严酷而攻击了封建的司法制度，但是这种“过分的”观念与反对惩罚权力的滥用无关，而与对封建惩罚制度的无规则或无效率所产生的厌恶有关。以人道主义为旗帜的改革者们对惩罚的要求有两个：一是人道，二是有效。福柯勘察出，在这种刑罚人道化的背后所隐含的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惩罚权力经济学。福柯指出，改革者们批评王权，固然出于对君主专制的抗议，表达了社会精英因为未能分享权力而产生的不满，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反对一种效率低下的“糟糕的权力体制”。权力分布杂乱无章，各种权力相互冲突。按照福柯的观点，推动刑罚改革的动力不是来自于启蒙理性，而是来自于确保一种更具效率和合理化的法律和社会领域之存在的必要性。惩罚要有效率，就必须掌握相关的知识，必须熟悉同犯罪有关的各种现象。社会科学和约束技术也随之而发展起来了。实际上，“惩罚”和“约束”都只是控制人的方式，都是作用于身体之上的政治技术。从惩罚到规训的转变实际上包含着一种计算原则，需要加以调节和计算的是施加于被惩罚者身上的惩罚权力的反馈效果。这种经济理性从防止重犯的角度必定要计算刑罚的轻重与规定适当的方法。监狱改革“使用了启蒙思想家已经建构的话语，…人道‟是给予这种经济学和锱铢必较的一个体面名称”{3}，从“惩罚”到“约束”的转变谈不上“人道”。当改革家们从节省权力的角度发现监督比惩罚更有效也更经济时，改革时代就来临了。那么，福柯又是怎样解构圆形监狱的呢？

在福柯的眼中，圆形监狱首先是一所皇家动物园。福柯认为监狱是权力实施的工具，而边沁所设计的圆形监狱正是他所阐释的规训机制的微缩模型。圆形监狱按照空间隔离与封闭、不间断的监督与检查、以及对犯人区别登记等原则，实现了对个体的全面监视和类别区划的目的。这就让福柯想起了勒沃（LeVaux）所设计的与众不同的凡尔赛动物园[4]。

福柯之所以把圆形监狱与皇家动物园联系起来，原因就在于它将监视的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了。当然，这个“动物园”里圈养的不是什么老虎、狮子、熊猫等一类的动物，而是人。纪律和规训的实施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和场所。按照边沁的设想，每一个囚室里的犯人在透明光线中恰好处于可被监视状态，没有了白天与黑夜的更替，全天24小时囚犯在囚室里接受光线的考验，监视者可以观看到被监视者的全部表现。囚犯在失去黑夜保护的情况下，无论是愤怒、狂躁、狡诈、懦弱、龌龊还是悔改等，都无一能够逃过监视者的眼睛。由于这个建筑物不再仅仅是为了被人观赏，也不是为了观看外面的空间，而是为了便于对内进行清晰而细致的控制——使建筑物里的人一举一动都彰明较著，所以，福柯指出它比一般的动物园更具有窥探力。囚室之间以及囚室与中心控制塔之间结构的安排，实现了横向的不可见性与纵向的可见性的双重功能。这样，被监视者之间相互隔绝、音讯不通的状况有利于秩序的维持。而监视者则可以实施完全彻底地监督，记录下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的每一个行为，然后按照科学的方法对症下药，要么鼓励服从、要么纠正错误。被监视者就如同关在牢笼中的猛兽一般。只不过，人是不可能像被关在笼子里的老鼠那样，低贱地被当作实验品。

在福柯看来，圆形监狱的设计结构及理念不仅适用于监狱，而且可以推广到其他领域。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重在监视，而不在惩罚。福柯因此而视之为现代约束技术的典型，它体现了权力与知识的结合，并形成一种新的监视机制：不仅牢房里的犯人被监视，而且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