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化争议辨析

教育产业化争议辨析

教育产业化争议辨析

教育产业的理念大致出现在1980年代中期，理论界关于教育产业化的争论长达十多年，反对者主要从教育的公益性出发，在价值层面质疑产业化、市场化的主张；支持者强调教育所具有的产业性质，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教育产业的发展是无可争辩的基本现实。最近，教育部负责人严词否定“教育产业化”的提法；由于现实教育中的种种乱相，饱受其苦的家长和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强烈声讨“教育产业化”。显然，教育产业化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是混乱而面目不清的，有必要作一番疏理。

一、“教育产业化”的理论之争

教育产业化的理论并不“邪恶”。在计划体制下，长期以来我们只强调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进而认为教育只能由政府投资举办，形成国家垄断、包办教育的困窘局面。教育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的引入，使我们认识教育既具有公共性，也具有私人性，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提供的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其公共性部分由政府购买，私人性部分作为个人的自我投资，由受益者个人购买。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也

我国教育主管部门的基本态度，是承认教育具有产业属性，尤其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留学教育等。但从维护教育公益性的角度出发，反对提“教育产业化”，认为所谓“化”，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意。

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教育具有某种产业性质，教育需要引入部分市场机制以增强活力、提高效率，个人分担一部分教育成本等概念应当说已经被社会普遍接受。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教育产业化”，在这些方面是具有共识的，争论主要在教育产业“化”与不“化”的认识上。我认为这种词语之争其实并没有更大的理论意义，反而削弱了我们对这一进程的实际关注。

虽然我们的官方政策没有提“教育产业化”，但事实上“产业化”的问题之严重，是那些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国家所没有的。一种理论的现实命运，并不是由讨论或表态决定的，而取决现实的社会需求、价值导向和利益博弈。

、“教育产业化”的现实表现

在事实的层面上，究竟哪些行为、内容属“教

育产业化”，同样众说纷纭。大家在使用这一词语时的所指其实是各不相同的。

狭义的理解，它主要指在学校举办企业、科技类和服务类的校办产业。中小学的校企在1980年

代红过一阵后，大多衰落不振。在1990年代全民经商的气氛中，高校掀起大办校企的热潮，一时公司林立，教师下海，蔚为大观。至2000年底，全国近400所高校共有科技企业近2100家。至2001年底，全国高校已有控股或参股的上市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深圳两地上市的公司29家，总市值约占深、沪两市市值总额的3％左右。

这一成就背后的事实是北大方正、清华同方那样的企业屈指可数，大多数校办企业都是不赚钱的，高校深感风险巨大，无利可图。由于企业运作不规范，校企不分、产权不明晰，造成校企“小的亏了，大的跑了”的骑虎难下之势。尤其是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冲突，商业化价值对大学精神的侵蚀和对教育行为的扭曲十分明显，影响

高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2001年8月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校企改制试点，明晰学校与企业的关系，并最终使校、企完全分离。宣告了这一政策的终结。

发展教育产业也指发展民办教育、发育教育培训、留学教育等教育市场。的确，民办教育本来应当是教育产业化最重要、最主要的力量。尽管近十年来民办教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仍然非常弱小。2002年，民办小学在校生仅占全国小学在校生总数的1.83％；民办普通中学在校生占0.9％，职业中学在校生占1.25％。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在校生32万人，仅占高校本专科生在校生总数的2.2％；即便将各类民办高教机构的学生都算上（包括大量高考落榜补习者），也只占9.6％。无论与1950年时的规模、水平还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相比，几乎都不具有可比性。民办教育缺乏与公办学校平等竞争的政策环境，产权不明晰和难以保障等等，成为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

广义的理解，教育产业化泛指利用市场手段

扩大教育资源、利用市场机制“经营”教育的各种举措。其中最突出的，是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和缴费上大学。中国农村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就是主要通过集资办学，所谓的“人民教育人民办”，农民自己为自己埋单而支撑的。

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和学校实行“一费制”，许多地方义务教育陷入难以为继、前所未有的困境。1997年全国高校实现“公费生”和“自费生”并轨收费，高校学费标准从1998年的1000余元快速攀升，目前多为4000－5000元以上，加上其他各种费用和生活费，大学生实际支出的费用要高得多，大约相当于一个城市职工一年的收入或两个农村劳动力一年的收入。由此，导致大学出现约占学生总数20％左右的“贫困生”阶层，每年都有家长因缴不起学费而自杀的悲剧发生。虽然国家有“奖、贷、勤、减、补”等五种方式帮助贫困生，但作为主体的国家助学贷款因种种原因难以大面积推进。

不难认识，近年来教育产业的发展是有其正面价值的，如教育培养能力扩大、效率得以提高，

教育经费的来源更为多样化，教育服务、教育消费概念已经形成，教育市场和教育的选择性开始出现，学校与政府、社会和学生之间的新关系开始建立等等。

但这一进程的弊病和代价同样巨大。教育资源短缺形成的巨大市场与陈旧落后的体制相接，出现了种种“寻租”活动，致使教育行为扭曲，教育腐败丛生。各种价值模糊、产权暧昧的“改制学校”，如“民办公助”、“国有民办”的学校，实行“一校两制”的“校中校”、“二级学院”等等，利用国有资源和名校品牌大赚其钱。社会腐败风气对学校、教育的侵蚀，连年发生的高考舞弊案、学术剽窃案、“注水文凭”、逐渐制度化的权学交易和钱学交易、人为制造的“择校热”和巨额的“择校费”，以及严重的教育乱收费等等，导致学校的功能、面貌变异，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受到严重影响。社会舆论对“教育产业化”的强烈批判和否定，正是基于这种最宽泛的认识，即把学校围绕经营、创收等产生的种种怪事乱相都归于“教育产业化”名下。由于教育产业、高等教育市场化在理论上毕竟具有特定内涵，因此我更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