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关系与中国外交

一、当今国际形势

当今世界正处于深刻变化和向多极格局过渡的时期。各国加快发展综合国力，力争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占据有利位置。我们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激烈的竞争。机遇中包含挑战，挑战中也可能有机遇。当前，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正发生着极其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一方面，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另一方面，对外联系愈益密切，各种信息愈益畅通，我们遇到了不少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因此，使得我们要正确认清楚当今国际形势。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是造成国际形势不稳定的最主要根源。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当今的世界毕竟不是美国一家可以独霸天下的，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还在继续增长，多极化趋势仍在曲折中进一步发展，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于缓和，我们对于国际局势的一些基本判断仍然是站得住脚的。这就是说，当前国际形势发展仍为我国坚持不懈地开展和平外交，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一心一意地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机遇。

对于当前大国关系和国际形势，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曾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强调“任何事物的发展和运动都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国际形势的发展也是绝对的，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的。

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国际格局最主要的特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占据全面优势，特别是美国一家独大，同时多强并列，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西”主导了“东西关系”，“北”主导了“南北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超强实力地位和突出作用。当时国际形势大有美国一极化的趋势，但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后，这种美国一极化趋势的国际格局逐渐出现转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兴起

借助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比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积极推进内部改革，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冲击美国霸权地位，导致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主导地位的下降。其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G8会议向“G8+5”会议的演变。很多全球政治、经贸和环境问题已经不能在G8体制中得到解决，而必须邀请这些新兴经济体参与决策，发达国家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议题、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的崛起成为冷战后国际形势发展中一个意义深远的重要因素。国际反华势力从根本上不愿看到我发展壮大，利用台湾、西藏、“人权”等问题，乃至利用其占据优势的舆论工具对我进行牵制、遏制。我们要与霸权主义、“台独”分裂势力和邪教组织展开的三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彻底暴露了某些国家推行霸权主义的本质、“台独”势力分裂祖国的险恶用心和邪教组织的巨大社会危害，擦亮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眼睛。

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大国关系总体保持稳定。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多边主义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大国之间既合作又竞争，既有较量也有妥协，既相互借重又相互牵制，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更加清晰。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当前，高新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经济正逐渐融合为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

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出现尖锐化和长期化的趋势

美国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立以及在安全上的矛盾由来已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冷战时期美苏矛盾的延续。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更是根深蒂固，是植根于文明、信仰和价值观的冲突。现在出现的新趋势就是俄罗斯与伊斯兰极端势力有可能结合，某种程度上形成对抗美国的合力。如果这一结合出现，必然导致美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劣。

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内部关系发生微妙变化，表现出逆向演变的趋势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有两大支柱，即强大国力和联盟体系。

美国联盟体系中欧洲是最重要的部分，北约一体化组织是最主要的机制。冷战结束后，由于外部共同对手苏联的解体，欧洲对美安全合作的愿望下降，在主要的威胁认知上与美国的差异越来越大。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与被布什称为“老欧洲”的矛盾更加尖锐。另外，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欧盟成为欧洲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的主导力量，对美独立性增强。欧盟正面临着东扩后的内部协调和其他复杂问题，欧洲国家将主要精力放在自身事务解决和加强欧盟内部团结上，而不愿意过多地承担北约责任，受美国调遣。另外，美欧经贸矛盾有激化的趋势，欧元的崛起势必冲击美国霸权的基石——美元霸权，影响美国利益。

总体上看来，国际格局正经历“一超多强”向多极化转变的趋势，而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和调整，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的消长变化，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大国互动频繁，相互依赖性凸显，合作面总体上升。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起伏跌宕，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进一步交织，气候变化、粮食及能源资源安全、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对国际关系走向的影响增大。中国发展的内外关联度进一步增强，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剧变。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以及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尤其受到广泛关注。

从克林顿到小布什，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延续着先较量，后合作的传统，但奥巴马却改变了这一惯例，自上台之后就不断向北京释出善意，强调中美合作的必要，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时代出现了高开高走的良好态势。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后，把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念确立为白宫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对华政策呈现出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克林顿坚持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挂勾，人权问题成为当时困扰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

1994年，克林顿签署美国对外关系授权法，公然声称要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1995年，时任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触及中方底线。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的冲击出现严重倒退。

从1996年开始，白宫逐渐调整对华政策。时年5月，克林顿宣布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进而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和北京达成协议，中美关系触底反弹。 1998年，连任之后的克林顿延续对华接触政策，并对中国进行了长达9天的访问，中美关系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