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的超过要素”视野下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客观的超过要素”视野下的主客观相统一原

则

由于某些客观要素诸如犯罪数额、犯罪时间、犯罪地点可能成为“客观的超过要素”，所以，对刑法定罪中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必须进行新的诠释：首先，危害行为概念本身即是主客观要素的统一体，客观的超过要素和主观罪过统一于危害行为的评价当中；其次，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并不要求行为人对所有客观要素都具有认识，仅要求对行为体素具有认识。对“客观的超过要素”的承认，使得对主客观相统一的内涵认识更加深入，而不会导致客观归罪。

[文献标识码]Ａ

康诚（１９７４―），男，江西南昌人，武汉大学法学

院刑法博士生，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我国刑法关于在犯罪成立意义上所应遵循的“主客观

相统一原则”是指，犯罪的成立不仅要求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危害行为，而且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犯罪的故意或过失，并且主观要素应当与客观要素有机统一，[１]（Ｐ１０３）主观罪过的内容与行为的形式应当具有一致性。[２]（Ｐ３４）这个原则已得到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确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传统观点对其含义存在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

因而不能适应现实的刑法理论。传统观点认为，其一，客观上的危害行为与主观上的罪过统一于犯罪构成框架内，而危害行为概念本身并不含有主客观相统一的内容；其二，犯罪构成中的客观要素一概与主观要素对应，[３]（Ｐ５３）而且内容上一致，不允许存在不需要主观认识的客观要素。[４]（Ｐ６５）笔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随着对犯罪构成理论研究的深入，“客观的超过要素”①概念从刑法解释论的角度被提出，[５]（Ｐ２２－３１）让我们不得不对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传统含义重新思考：在犯罪构成中用来限制犯罪成立的客观要素，诸如某些犯罪数额、犯罪时间、犯罪地点，虽然伴随于行为，却无须行为人认识，而且，这些客观要素与主观要素共同反映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统一于危害行为的评价过程中。

一、犯罪构成中“客观的超过要素”之分析

危害结果作为客观的超过要素[５]（Ｐ２９）在学者的论著中已有涉及，本文探讨犯罪数额、犯罪时间和地点等要素，因为对这些客观的超过要素的认识可以深化对“主客观有机统一”内涵的理解。

（一）犯罪数额

笔者认为，规定于刑法分则的某些“犯罪数额”就属于不需要行为人认识的客观超过要素。犯罪数额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界定。广义的犯罪数额是指刑法分则规范中

所有的与定罪量刑有关的数目、数量方面的规定。[６]（Ｐ９）狭义的犯罪数额是指能够表明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以货币或其它计量单位为表现形式的某种物品的数量或其经

济价值量。[７]（Ｐ１８－１９）本文所涉及的作为客观超过要素的犯罪数额是广义犯罪数额的概念，即不仅包括反映物品数量和经济利益价值的数额，而且还包括反映行为重复次数的数额以及反映人数的数额。但需要明确的是，由于犯罪数额本身存在复杂的样态。因此，并非所有的犯罪数额都能够成为客观的超过要素。笔者认为，当反映物品数量和经济利益价值的狭义犯罪数额作为危害结果②的计量或限定

方式时，由于其属于危害结果本身的特征之一，必然处于基本罪过的认识当中，因此不是客观的超过要素。举例来说，刑法第２６４条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由于该犯罪数额是对盗窃罪直接客体――公私财产所有权[８]（Ｐ１２３５）（或其它本权[９]（Ｐ７４５））侵害程度的说明，所以，此处的犯罪数额属于主观故意的认识范围，不是客观的超过要素。

但是，当狭义犯罪数额仅用于对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进行限定时，情况则有所不同。例如刑法第３４８条非法持有毒品罪，对于其中的“鸦片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毒品数量较大”等，只要行为在客观上达到了该犯罪数额即可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８]（１

７７５）因此，这种犯罪数额就超出了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因而属于客观的超过要素。而且，由于在犯罪构成中刑法对该要素并不要求行为人认识，③所以是一种伴随于客观行为但不对应任何罪过心理的客观超过要素。

除上述的狭义犯罪数额之外，反映行为重复次数的广义犯罪数额也可能评价为客观的超过要素。以刑法第２０１条偷税罪为例，该条罪状“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中的“二次”，笔者认为即属于无须认识的要素。因为在这个规定中，不论“次数”还是“行政处罚”都是不要求行为人认识的事实要素，用以限制犯罪成立。此外，以“次数”数额作为客观超过要素的条款在刑法分则中还有

很多，例如第３５８条强迫卖淫罪中的“多次强迫他人卖淫”，第２６３条抢劫罪中的“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第２９２条聚众斗殴罪中的“多次聚众斗殴”等。④与狭义犯罪数额一样，这种广义的犯罪数额一旦作为客观的超过要素，刑法也不要求行为人认识。

此外，反映人数的数额也可能评价为客观的超过要素。例如刑法第２９２条第１款聚众斗殴罪中的“聚众斗殴人

数多”、第３１８条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人数众多”、第３２１条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的“运送人数众多”、第３５８条第１款强迫卖淫罪中的“强迫多人卖淫”、第４４７条私放俘虏罪中

的“私放俘虏多人”等，刑法都不要求行为人对人数有所认识，而只关注人数在客观上是否符合刑法分则的规定，[８]（Ｐ１４３２，１５８０，１６０９，１８３６）[１０]（Ｐ６９４）因此，反映人数的数额也可以超过基本犯罪故意，不要求行为人认识。

（二）犯罪时间和犯罪地点

在具体的犯罪构成中，有时还存在作为客观附随情状的犯罪时间和犯罪地点。这些犯罪时间、犯罪地点并不能一概成为客观的超过要素，因为对这些时间、地点的认识有时候就是犯罪故意的本来内容。例如刑法第３４１条第二款非法狩猎罪，行为人对于“禁猎期”、“禁猎区”就必须明知才能成立犯罪。这是因为本罪的客体是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制度，对该制度具有侵害故意的行为才能构成本罪。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作为本体要素[１１]（Ｐ２９５）的犯罪时间或犯罪地点确实有可能成为客观的超过要素。举例来说，在刑法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中，第３７９条战时窝藏逃离部队军人罪中的“战时”，就是客观的超过要素，因为该要素是不需要行为人认识的。

犯罪地点也可能成为不要求认识的客观超过要素。例如第４４４条遗弃伤病军人罪，第４４６条战时残害居民、掠夺居民财物罪，第４２３条投降罪，第４２９条拒不救援友邻部队罪等，刑法分别要求“在战场上”、“在军事行动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