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_中国古代人口史研究回顾与展望_袁祖亮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

中国古代人口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袁祖亮　延 胜

中国的人口问题早在清代中期就已经出现,到了本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人口问题再一次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重视,一部分学者开始注意对中国人口进行研究和探讨。但当时的研究多是零碎和不系统的。二三十年代,一些学者提出人口史上的疑点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影响至今。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对人口问题的研究虽有所涉及,但由于政治原因,人口问题研究不久便成了禁区。1978年以后,中国人口问题研究逐渐兴起,研究机构相继建立,人口学刊物陆续诞生,大专院校还专门设立了人口系和人口专业,着力培养人口研究和人口工作方面的人才。在人口问题研究中,学术界除了着重对当代人口问题进行研究外,同时还注意对历史上人口问题的研究,因为当今人口是历史人口发展的结果,要想真正揭示人口发展诸方面的规律,加强对历史人口的研究十分必要。

这些年来,经过学界的共同努力,在中国古代人口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绩。本文就20世纪以来对中国古代人口的研究作一回顾和展望,以期推动人口研究的深入发展。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状况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很早便有关于人口问题的记载,如《汉书》以降各正史中的《地理志》以及各种地方志、各种类书及其他典籍中均有许多记载,其资料相当丰富。早在战国时期,一些思想家和学者便注意到了人口问题,如韩非在《五蠹》篇中指出:“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明代徐光启也曾说过:“夫谓古民多,后世之民少,必不然也。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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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①清代洪亮吉指出户口增长速度之快令人担忧:“然其户口,则视三十年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前,不啻增二十倍焉。”②古人除了对人口增速问题发表议论外,还多对户口统计失实等方面提出了要“括户”、“大索貌阅”、整顿户籍等主张。然而,对中国古代人口问题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是19和20世纪之交以来的事情。可以说19和20世纪之交至新中国建立前,是中国古代人口研究的起步阶段。

对中国古代人口的研究和探讨源于19世纪和本世纪之交有关“人满之患”的论争。中国的人口问题早在清中叶已出现,到了19世纪末期,内忧外患、国力微弱、民不聊生。针对这种情况,知识界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并探求中国落后的原因。恰在此时,西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传入我国,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引发了“人满之患”的论争,并开始探索中国的人口问题。

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曾连载过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他本人也相信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一文中,梁启超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来比照中国的人口问题,指出:“自玛儿梭士《人口论》出世,谓人口之蕃殖,以几何级数增加,每二十五年辄增一倍。达尔文因之以悟物竞天择之原理。适十九世纪,举地球万国几不以人满为患,而玛尔达氏之学说益占势力于学界。推原各国兵事之所由起,殆皆由民族与民族之相接触而有竞争。其所以相接触之故,大率由于人满而移住。此天演之理,即中国当亦不能外也。”梁启超继之检阅了《文献通考》中历代盛衰时期的户口数字,得出了“泰西历史为进化,我国历史为循环,岂必论他事,即户口一端而然矣”③的结论。可见梁启超受马尔萨斯人口论影响之深。

在马尔萨斯人口思想影响下,还有人探求中国人口规律。1904年发表于《东方杂志》上《论中国治乱由于人口之众寡》一文指出:“孟子之言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斯言也,虽与进化之公理大相背驰,然按之中国历史,则此语诚然。盖中国之治乱与人口之众寡相比例者也。中国之治,非真有求治之道也,徒以人口之寡少耳。中国之乱,亦非真有致乱之道,徒以人口之增加耳。”文章对汉到明的治乱时期的户口数作了考察后指出,“然究天下治乱,悉视户口之增减”④。

近代人口学者陈长蘅,在分析了乾隆六年(1741年)以来中国人口数量变化之后指出:“综观以上各期人口增加之徐速,便知一国人口增加之速率恒与其人口密度成反比。”据此,他提出今后人口调节的两大基本政策,即移民边疆和“实行相当的迟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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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东方杂志》第1卷第6期。

《饮冰室文集》卷一○。

《若二集·治平篇》。

《农政全书·田制·玄扈先生井田考》。

节育以提高国民程度”①。

除了对中国古代人口规律的探讨外,就中国历代人口问题发表论著的有吕翼仁的《廿四史户口考》、碧莹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及其编制方法》、徐祖甲所译的《中国人口变动之史的研究》、吴希庸的《中国古代人口思想研究》、吴顾毓的《中国户籍制度之今昔》②。

这一时期还对断代人口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集中在秦汉、魏晋、唐、宋及明朝人口的研究上。

关于秦汉时代的人口,有马元材的《秦汉时代的人口及土地分配状况》③;另外,梁启超提出汉初人口为五六百万,他以当时的兵员状况去推算汉初人口说,“汉既定天下,用民服兵役者,当不如六国之甚,然以比拟计之,当亦无逾五六百万者。(南越、东越等不计)”④;劳?的《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和《两汉郡国面积之估计及口数增减之推测》⑤,详细计算了不同地区人口之增减变化、迁移及人口密度。此外,还有贺昌群的《汉末大乱中原人民之流徙与文化之传播》等⑥。

在三国两晋人口研究方面,主要侧重于人口迁移及其影响。代表作有:陈啸江的《三国时代的人口移动》、谭其骧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史念海的《晋永嘉乱后中原流人及江左居民》和《永嘉乱后江左对于流人之安置》,以及周一良的《乞活考——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等⑦。

在唐五代人口研究方面,有易曼晖的《唐代的人口》、黄

仙的《唐代人口的流

转》、聂家裕的《五代人民的逃亡》等⑧。

在宋代人口研究方面,争论的焦点在于宋代人口统计是否包括女口、“丁”与“口”的含义、以及宋代人口是否超过一亿等问题。梁启超引宋人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的漏口说,认为宋代户口比例仅有2—3人是不合理的。宋代实际人口加上金朝人数应在一亿以上⑨。但梁氏对此未作深入论述。与梁启超不同的是,英国贾尔斯(原译斋尔士)首倡宋代户口“不计女口”说。他用敦煌残卷中户口比例为1∶4和·

146·历　史　研　究1996年第5期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饮冰室文集》卷一○。分见《食货》第3卷第6期;《食货》第2卷第7期;《食货》第4卷第2期。

分见《食货》第1卷第3期;《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西北论衡》第7卷第15期;

《责善半月刊》第2卷第9期;《燕京学报》第37期,1949年。

《文史杂志》第1卷第5期。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卷第2期,1935年。

《饮冰室文集》卷一○。

《河南政治月刊》第2卷第6期,1932年。

分见《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1—8期,第4卷第1—5期,1935年;《光明之路》第1

卷第10期,1931年;天津《益世报》《社会研究复刊》第47、49期;《行健月刊》第4卷第5期,1934年;《地方政治》第1卷第4期,1939年。

《中国近百八十余年人口增加之徐速及今后之调济方法》,《东方杂志》第24卷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