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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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伦理思想
【摘要】马基雅维利从“人性恶”论中引出国家。他认为人类最初和动物一样,是没有组织、没有国家的,但人们由于无穷无尽地追求财产和权力的欲望,使人变得贪婪、狡诈、相互争斗。为避免人类陷于永久的毁灭性的残杀,为更好地保护自己,人类自愿联合起来,选举领袖,建立国家。国家的目的是为了谋求幸福安宁。君主可以不受伦理道德的约束,政治无道德是马基雅维利主要的政治伦理思想,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伦理思想无论是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还是对西方近代政治学的产生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关键词】马基雅维利;政治伦理;思想
马基雅维利(以下简称马氏)的伦理思想是政治上的非道德主义,与古典和同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家的伦理思想相比,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他的伦理思想的基础是人性恶理论,并且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他提出了君主不受伦理道德束缚、政治无道德等惊世骇俗的伦理观,从而使他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独树一帜的伦理思想家。
一、君主可以不受任何伦理道德的约束
传统的西方伦理思想家们认为:统治者要“维护其国家”并获得名誉、光荣和声望,首先必须培养各种道德的优良品格。人的优秀品质或美德是使统治者能够达到其最崇高目标的重要途径。而马氏要否定的正是这一主要结论。他同意把名誉、光荣和声望看作是君主的正当目标,但他坚决反对把按照传统的道德准则行事视为达到上述目标最有效的途径。
从“人性恶”理论出发,马氏又提出了“君主可以不受伦理道德约束”的观点。在马氏的笔下,君主往往具有双重身份:有时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有时是一个国家的化身,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既然君主是国家的化身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人,那么,一般道德规范就自然而然地失去了约束力。据此,他声称,“君主可以不必遵守加诸于公民的道德戒律”。君主既然可以不受伦理道德束缚,那么在政治实践中,君主是否遵循一般的道德规范就必须视国家的需要而定。他指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君主可以采取一切违背道德的手段和方法。他在《君主论》中说,“一个君主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就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同样在《罗马史论》篇末结尾处再次重复了君主在必需时可以为恶的观点,“在作出有关国家安危的决策之时,决不应该去管它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仁慈的还是残忍的,或者说是可敬的还是可憎的,相反,所有其它考虑都应抛在一边,唯一的选择就是全力保卫国家的生存和维护国家的自由。”
君主在必要时可以采用欺骗和不守信义的手段和方法。在《君主论》第十八章,马氏专门探讨了君主应不应守信、如何欺骗以及欺骗的功效问题。他开宗明
义地指出,君主立身行事,不使用诡计,而是一本正经,是值得赞美的,但时代的经验表明:建立丰功伟绩者却往往是那些“不守信”、“运用诡计”把人们搞得晕头转向的君主们。虽然在谈到美德时,他也赞同世俗公认的诚实、正直、虔敬等美德,但他认为这些美德在政治上是软弱无力的、有害的。所以,他主张,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明智的统治者绝对不能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当然,即使一个君主在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不得不背信弃义的情况下,马基雅维里也不主张君主公开表示不守信用。他主张一个统治者,最好效法狐狸,懂得欺骗和伪装,因为善于欺骗别人是政治上成功的一个重要手段。
君主可以采用冷酷无情的暴力手段巩固统治。仁慈是“王公之鉴”派的作者们所特别强调的君主必须具备的另一种品质。在他们看来,仁慈这种品德代表了王公的最高美德,一个英明的君主必须把正义与仁慈永远地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十全十美的国家。在仁慈方面,统治者除了有平易近人、良好的道德修养外,最重要的是以慈悲为怀,因为“理性也说明,实践也证实”,如果一个人“缺乏或没有怜悯心,那么所有其它美德都会湮没不张”。马氏并不赞同这种滥用仁慈的观点。他认为,君主如果能做到既使人民爱戴又使人民畏惧,这对统治是十分有利的,但事实上两者不可兼得。如果一个君主必须在爱戴和畏惧两者之间选择,他劝君主宁可选择被人畏惧,也不要选择被人爱戴。因为君主用残酷手段损害的只是个别人或少数人,而得益的却是全体人民。他告诫君主,应当比狮子更凶猛,以对付比狼更凶恶的封建主。他在《君主论》中强调说:“对于人要么就爱抚,要么就置之于死地。因为,加人以轻微的伤害会招来报复,所以要想加害于人,就要给他以沉重的伤害,使之永远无力报复。”最后他在援引历史事例论证了采用残酷手段的必要性后,得出了强权即公理、强权即道德的结论。总之,马氏认为,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可以不择手段的,但这目的,必须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独立的目的。只有为了这一高尚目的,才能使那些违背一般道德的手段得到谅解,也只有最正当的目的,才能证明手段正当。他说:“君主,尤其是新君主,为了保护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马氏的这种理论,在伦理学上被称为“目的证明手段正当”的理论,或“目的决定手段”的理论。概括地说,这种理论认为,目的就是一切,手段不会影响目的。
二、政治无道德论
在马基雅维利以前,西方政治伦理思想中流行道德支配政治的观点。《道德百科全书》的作者弗吉尼亚斯·佛姆说:“中世纪使一种具有宗教献身精神和道德训示的生活观念居于统治地位。”任何人都不能将道德和政治分开,否则会招致恶毒的诅咒和攻击。古罗马道德学家西塞罗在《道德与义务》一书中宣扬了道德支配政治的观点。他认为,君主从事政治活动时,必须首先考虑是否符合“德行”,符合就去做,不符合就不去做。西塞罗把“德行”规定为具有男子汉气概的品质,这种品质包括智慧、公正、勇敢、节制、诚实。宽宏大量和慷慨大方等内容。在文艺复兴时期,大部分的人文主义者都基本上接受了上述观点,并通过他们撰写为君主提供劝告的书籍而广为传播,“诚实是最好的政策”成了当时人文主义者流行的谚语。然而,上述观点与意大利的社会现实太不相符了。当时意大利暴君争
雄掠土,兵祸连结。道德沦丧,成了“谋杀、屠杀和欺诈的大学校”。鉴于此,马基雅维里无论如何也不会向麻痹人民思想的软弱的道德支配政治的观点求助,相反,他得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如果一个君主要忠诚地实践传统的道德和宗教,在当时的年代,只能使他的人民落于敌人的残忍之手,使他们的国家、财产和文化遭受灭顶之灾。从“人性恶”理论出发,马氏以政治行为的功利来判断道德价值。他认为,政治上只有成功与失败,谈不上道德与否,换言之,在政治生活中判断道德是否有价值,主要看它能不能巩固权力和保卫国家。他把“国家利益”作为政治伦理的唯一行为准则,以政治功利来判断道德价值,表明他在使政治摆脱伦理道德的束缚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马氏这种对政治与道德关系的新看法,首先取决于他对历史的考察。他认为,从历史上看,许多正当的政治目的,只有通过恶的不道德的手段才能达到,才能获得成功。由此,他从历史的经验中推论出,如果有一门“成功学”的学问,那么,善人去研究往往不如恶人去研究那样成功,因为善人要讲究目的的善,讲究手段的正当,而恶人则既不顾目的的善恶,也不讲究手段的正邪,只要成功,就是既善又正当的行为。而事实上,即使是圣人,如果他从事政治而又想获得成功,有时也不得不采取不择手段的方法。因此,他认为,君主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其次基于他对现实生活中政治与道德关系的认识。马氏从政20余年,经历过无数政治风浪,目睹过不少活生生的政治悲剧。残酷的现实政治生活使马基雅维利得出这样的结论:决定政治活动成功与否的,不是靠软弱的道德,而是以军队作基础的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