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系官话到普通话国语是如何统一的

从南系官话到普通话：国语是如何统一的

中国在整个历史时期当中，政治上时分时合，文化上却一直是较为统一的整体。

尤其以汉字为载体的书面语通行全境，自秦以降始终如此，避免了西欧语言分

化导致文化差异拉大，最终造成永久性政治分隔的局面。但是，与高度规范统一的汉语书面语相比，汉语口语却要复杂得多。历史上的普通话

虽然中国历史上跨区域交流以书面为主，但是对口语的标准音也不是全然无视。

春秋时期，孔子在教学时就采用当时的标准音“雅言”。而中古时期创作近体

诗时更是要严格根据《切韵》系统韵书的规矩，如果在科考中出现错韵是会直

接判作不及格的。

后代诗人由于不谙古音押韵很容易出错，如《广韵》中的元韵极易压错，被称作

“该死十三元”。

传统上中国向来尊奉中原地区的方言，而中原地区的方言也就一次次地对其他地

方进行洗刷。在不少方言现今的读法中还能看出这种历朝历代学习标准音留下的

痕迹，如上海话“行”在“行李”中读ghan，“行动”中读yin，后者即受到近

古标准音影响的例子。标准音影响力的大小随时代而有不同，大体上说，在全国政治统一、交流频繁的

时代，标准音的影响力就大，甚至可以整体取代地方方言。反之则弱。上古、中

古的标准音距离现在已经相当遥远，要说推广国语的历史，明朝是个不错的起点。明朝从建国开始就颇重视标准音的推广，建国伊始即发布《洪武正韵》，试图设

立新的标准，一扫前朝“胡风”。但是《洪武正韵》是一本相

当保守的韵书，间

杂有吴音影响，并未真正在明朝人的口语中通行过。明朝真正的官话则是一种以

读书人口中的南京话为根基的语言。宋元以来，由于长期的隔离和政治中心变动，中国通行的官话逐渐发展成为南北

两支。北系官话主要流行于华北地区，以《蒙古字韵》《中

原音韵》为代表，而南系则在

南方流行。两支官话最主要的区别在入声的处理上，北系的

入声消失较早，甚至演化为双元

音，而南系的入声则仍然保留，如“白”字，北系读bai，南系读baeh，“鹤”北

系读hau，南系读hoh，“黑”北系读hei，南系读haeh，“瑟”北系读shy，南系

读saeh。此外，两系官话虽然都有翘舌音，如“知”“支”“淄”三字北系分别

为zhi、zhy、zhy，后两者同音，而南系则为zhi、zhi、zhy，反倒是前两者同音。按理说经过元朝的统治，北系应该更占优势。从基本盘来看，华北几乎都是说官

话的地方，而东南地区普遍说和官话相差甚大的六种南方方言（吴、闽、客、

赣、湘、粤），据明朝西方传教士观察，只有读书人和上流社会使用官话，北系

的群众基础远远好于实际使用范围限于南京附近的南系官话。如此看来南系官话

覆灭似乎是顺理成章了。

《西儒耳目资》是西方传教士对明朝后期官话的记录。但是南系官话有其独到的优势——保留了入声，因此在保守的文人看来远比北系

更适合用来阅读传统的诗词歌赋。明朝作为一个以复古为己任的朝代自然是更钟

意南系官话。更为重要的是，明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引入了大批移民，这些移民

之间为了交流而采用南系官话，从而让南系官话有了一大片稳固的领地。随着昆

曲在士人阶层中的流行，南系官话传播得更加广泛，以至于华北地区也受到了南

系官话的影响。

当代的西南官话正是明朝南系官话的后代。混乱的清朝标准语进入清朝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官方通行的标准音仍然是以南系官话为基础。

但是这种标准音的日子可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清朝开始，东南的读书人逐渐抛弃了官话，转而采用当地方言。清朝成书的《儿

女英雄传》中有个非常有趣的片段——

安老爷合他彼此作过揖，便说道：“骥儿承老夫子的春风化雨，遂令小子成名，

不惟身受者顶感终身，即愚夫妇也铭佩无既。”只听他打着一口的常州乡谈道：

“底样卧，底样卧！”论这位师老爷平日不是不会撇着京腔说几句官话，不然怎么连邓九公那么个粗豪

不过的老头儿，都会说道他有说有笑的，合他说得来呢。此时他大约是一来兢持

过当，二来快活非常，不知不觉的乡谈就出来了。只是他这两句话，除了安老爷，

满屋里竟没有第二个人懂。原来他说的这“底样卧，底样卧”六个字，“底”字就作“何”字讲，“底样”，“何样”也，犹云“何等”也；那个“卧”字，是个“话”字，如同官话说“甚

么话，甚么话”的个谦词。连说两句，谦而又谦之词也。他说了这两句，便撇着

京腔说道：“顾（这）叫胙（作）'良弓滋（之）子，必鸭（学）为箕；良雅（冶）滋（之）子，必雅（学）为裘’。顾（这）都四（是）老先桑（生）格（的）顶（庭）训，雍（兄）弟哦（何）功滋（之）有？伞（斩）快（愧），伞（惭）快（愧）！嫂夫纳银（二字切音合读，盖“人”字也）。面前雅（也）寝（请）互

互（贺贺）！”书中的常州师爷在说“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这种《礼记》中的古奥用词时仍然

使用方言，可见实在是不习官话。距离北方较近，人文荟萃的苏南一带尚且如此，官话

在更南方地区的衰落程度可想而知，也难怪雍正因为听不懂原籍福建、广东的官员说话而

下令在闽粤两省设正音书院了。

清朝后期东南各地传教士把圣经大量翻译为当地方言，体现了当时方言的强势地

位。同时，新起的北京话对南系官话的地位形成了挑战。北京虽然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但是自中古以降一直是华北乃至全国重要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大量祖籍南方的人员在北京居住。而明清时期北京更是全国首都，

由于江南地区在科举考试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大批习用南系官话的江南籍京官作为

社会上层在此活动。在这些南方人的影响下，北京话虽然底子是北系官话，但却

深受南系官话的影响。南系官话往往作为北京话中的文雅成分出现，如北京话

“剥”南音bo北音bao，前者用在文化词上，后者只是口语。而不少字如“瑟”、“博”等，北京话更是完全抛弃了北系读音，只保留了借入的南音。北京地区的读书人甚至搞出了一种叫“北京读书音”的玩意儿，专门用于读书，

这种北京读书音在入声方面极力向南系官话靠拢，把入声字读出似去声而短的独

立声调，以辨平仄。随着历史演进，融合了南北两系官话的北京话在北京首都地位的加持下流行程度

愈来愈高。西方传教士甚至也逐渐开始记录北京话的发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