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展现语文课堂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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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展现语文课堂的魅力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敏锐的思辨在社会交际活动中应用十分广泛,创新思维和思辨能力,是构成社会交际能力的重要因素。按古人的说法,敏锐的思辨又起于质疑。因此,在初中语文课中除了传授语文知识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训练和培养学生的质疑、思辨能力。任何学问都是从问中来、从疑中来,问题越多,思考得就越深、懂得的也就越多。所以,教师应鼓励学生大胆地提问。清代学者陈献章说过:“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学习是一种积极紧张的思维活动,在积极的思维活动中,必然会产生矛盾,从而引起不少疑问。有疑有惑,便出现了“心求道而未得之意”和“口欲言而未能之貌”。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第65条开头的一段,讲了一个很典型的现象:教师讲得头头是道,学生听得认认真真。讲完以后,教师问学生有哪些疑问,教室里没人吭声,没人提问。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提不出问题,会使一个缺乏经验的教师感到惊奇,其实这是一种毫不足奇的现象。初中语文教学不再是有关“语文”基础知识教学的简单重复,而是要为学生创设一种思辨的课堂,去引发学生深层次的理性思考,让他们稚嫩的思想在宁静而热烈的思考和探讨中逐渐走向成熟,让他们的人生因为思考而灵动丰盈。
一、思辨:勇于质疑,激活兴趣
在教授《庄子两则》时,我设计了一个“质疑”的环节:我询问学生,庄子与惠子的辩论谁有道理,为什么?
很多学生认为庄子有理,他们认为庄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并且对话的结果也是庄子驳得惠子无言以对。所以他们很自然地认为庄子获得了这次辩论的胜利。于是我明确地对学生提出自己的不同理解。我给了点时间让学生思考。一些学生在思索后点头,其中一位发言说,惠子的推理更符合逻辑,而庄子好像是在耍无赖。我因势利导地说,其实,庄子面对失败运用了诡辩术,偷换了概念。话题本是谁知谁的“乐”,而庄子却在最后把概念偷换成在什么地方知“乐”。我进一步引导学生:我们为什么会被庄子的观点所蒙蔽呢?本文我们所理解的和庄子所理解的产生了怎样的偏差呢?
在探求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兴趣被激发了出来。
我们的学生社会阅历浅,往往会迷信权威,迷信实际的结果。如何正确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能力——是千篇一律的正面说教,还是尽量多为学生提供独立思考的空间?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很明显,面对初中学生,重要的是使他们自觉地意识到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之健康地发展成长。一方面,他们社会阅历浅,实践经验少,认识水平低,道德评价能力差;另一方面,他们思想活跃,但思维的片面性大;感情丰富,但容易感情用事。教师要把学习中可能遇到的或需要释疑的矛盾科学地、艺术地摆在学生面前,促使他们展开积极的思维活动,充分发挥他们思维活跃的优势,逐步引导他们的思维由形象到抽象、由整体感知到理论逻辑的范畴过渡,在探求中不断激活学习兴趣,同时提高思维辨析能力。
二、思辨:注重能力,求异创新
思辨就应该不言他人之言,有创造性、有批判性地进行思维。语文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思辨精神,主要体现在求异创新能力的培养。创造性思维要求“活”与“新”,发散性思维要求寻求变异。学生求异思维的习惯形成了,其思辨意识自然会与日俱增。教师的教学要做到多元并举,不仅要有自己的教学特色,还应呈现多姿多彩的特点,使学生总有“常听常新”的感觉,从而培养学生创新思辨的能力。
在教授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文时,笔者提出这样一个思辨题:对“渔人”形象展开讨论,你认为“渔人”是怎样的一个人?有的学生说,他是桃花源的发现者,具有冒险和敢于探索的精神;也有的学生说:“渔人”是一个言而无信之人,做人应当以诚信为本。村中善良真诚的人们毫不保留地向他介绍隐居经历,并热情地款待他,对他毫无要求,只是分手送别时叮嘱他“不足为外人道也”,可是他一出桃花源,立刻就“及郡下,旨太守,说如此”。他还主动带上太守一班人马“寻向所志”,差点儿把桃花源人宁静、平和、美好的生活彻底打破。“渔人”是一个不守信用、违背诺言、出尔反尔的小人。
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强调,教师的任务不再是“传道、授业、解惑”,他们应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促进者和参与者。在教学目标上,不仅仅是讲授课本上的知识和技能,更要注重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创新能力。这就需要语文教师站在未来需要的高度,认识语文教学工作的目的、任务,通过各种途径,在传授语文知识、训练
语文能力的同时,塑造学生纯洁的心灵,并培养其良好的思维品质和思辨能力,让学生最终真正成为新时代需要的创新型人才。三、思辨:因势利导,以学定教
在教学过程中,要激发学生持久性的学习兴趣,思辨能力的培养要建立或形成激励学生语文学习兴趣的动力机制,要进行大量有效的思维训练。这类思维训练的前提是符合学生的年龄、心理和阅历特征,先导是形象,中介是情感,手段是因势利导。通过思辨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在自主、合作、实践、探究的学习过程中,主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以学定教,让学生真正成为知识的发现者、成为学习的主人。
学习兴趣的培养要善于精选符合学生心理特点的艺术作品类比引导。在品析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时,我向学生提了一组预习问题:李白生活的年代是否为唐代的兴盛时期?当时中国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是否为船?长江是否为中国水运的主要航道?武汉是否为当时长江沿岸的重镇?“烟花三月”是否为商贾旅人外出的大好季节?黄鹤楼下的大小港口及其航道是否呈现一派繁忙景象?学生们在查找资料后明确告诉我,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设好了圈套后,我继续提问,李白为何称孟浩然所乘的帆船为“孤帆”?条件限制后的思考是艰苦的,也是富有挑战性的。但多数学生的思维很难跳出就“船”论“船”的窠臼来从整体考虑。学生苦思之后没有结果。于是我给学生设置了一个情境:如果你同桌五年
的好朋友小林就要随父母离开这座城市,他留下一张纸条给你,希望你今天晚上7点到火车站58次车9号车厢送他。你6点50分急匆匆地赶到已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站台,面对长长一列几百个窗口的火车,你几乎很快甚至一眼就能在嘈杂喧闹中瞥见小林那熟悉的身影。这是为什么呢?学生们回答,朝夕相处的身影最熟悉,自然好找。而且,知道车厢号就只会注意好朋友所在的车厢,不会注意其他的了。我又引导他们:在百舸争流的长江中,船只虽多但唯有孟浩然乘坐的那条小船才对李白有意义,李白一直将它目送至碧空尽头,而对其他船只视而不见。因此,诗人称孟浩然的船为“孤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诗人在诗中抒写的是自己对朋友无比真挚的情感。经此引导,学生的理解就更为生动了。
此种方法的运用在于能否恰当地把握住提出事物的可比性的“度”与“类比”的“质”。只有教师提出的问题为学生所稔熟,才有可能引发学生的兴趣;同时又不能仅把激发学生的兴趣作为终极目的,因此稍有牵强附会的类比都有可能直接削弱、抵消思维训练的作用,甚至造成误导。
有位哲人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教学中亦然。洋洋洒洒的说教,不如例举一两个生动形象的典型事例更有启发意义和教育作用。在教授《我的母亲》时,分析课文的1~3小节作者这样安排的用意时,遇到了难题。这部分写作者童年的性格特征和给作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件事。看似可以使用矛盾引导法,但细想这似乎与写母亲的教育并不矛盾。这篇课文是侧读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