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创造

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创造

————以《我的抗战》为例我们可以从题材方面将纪录片分成两种类型: 一种是关于现实事件和题材的纪录片, 一种是关于历史题材的纪录片。现实题材的纪录片更重视事件的现场, 它是摄影机在“现场”见证/亲历的结果, 它的叙事语言是展示性质的, 遵循纪录片“三一律”( 时间和空间的真实、表现对象的真实、叙述结构和过程的真实) ; 历史题材的纪录片, 因为它所表述和纪录的事件是已经发生了的,“现场”已经不复存在, 所以它的叙事必须还原“历史的现场”, 探索/发现是它的表现特点, 它的表述有多种形式, 口述历史是其中的一种。“口述历史就是指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 它是对人们特殊回忆和生活经历的一种记录。”口述历史(OralHistory) , 这一术语正式产生于 20 世纪 40 年代, 据美国口述历史协会记载: “1948 年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阿兰·内文斯开始记录美国生活中显要人物的回忆, 从那时起口述史学作为当代历史文献研究的新手段而正式创立起来。”那么，究竟口述的历史纪录片如何惊醒创造呢？其实我们从上面这一定义大概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其一，这一类的纪录片都需要口述的主体，即讲述这一段历史的主体者。主要是选择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通过摄影机纪录下他们的肖像，语言、动作等，作为历史的面孔记忆。口述历史纪录片在人物的选择上采取的是“散点透视法”，也就是对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它在选择讲述者的时候，不是只选择一两个讲述者，而是选择“群言”的形式，通过不同的讲述者的讲述，构成纪录的叙事。口述历史纪录片特别注重当事人口述的差异性，这些差异的表述重构了人物、历史事件的客观现场。正是这种“众声喧哗”的限制性视角，把历史事件建构在差异、多元、局限视角的基础上，体现出“历史·见证”的亲历特点，这种差异性构成了影片叙事结构的逻辑性和现场。这一群体是既普通又特殊的群体。取材于中国远征军战争题材《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导演康洪雷曾经说过：在拍摄《我的团长我的团》之前，他只知道杜聿明、孙立人，他们确实战功赫赫，很有名，有文字记载。但是，当时就想能不能往下做，可下面就没有人知道了。其实不仅是导演康洪雷，对于绝大多数观众来说，通过文字

资料以及文献纪录片等影像资料所了解的也几乎都是伟人的历史、英雄的历史而不是普通人的历史。因此，英国口述史学家保尔·汤普森在论述口述史学的最大作用时就指出，“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连”。口述历史纪录片中的主体就是一群普普通通的人。在《我的抗战》中，这一口述的主体是 300 名抗战老兵，他们大多数是那个战火纷飞年代中最普通的士兵。在《我的抗战Ⅱ》中，口述者身份更广泛，增加了更多平民受害者的口述。然而，这一群体虽然普通却又很特殊。他们不同于上世纪90 年代《生活空间》里所记录的普通老百姓，他们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与当事人有直接关系者，即亲见者、亲历者、亲闻者。所以，他们是最有资格去叙述这段历史，且其叙述的历史是带有十分强大的真实性的人。

其二，讲述的方式：第一人称的自述。《我的抗战》及《我的抗战Ⅱ》总导演曾海若曾表示：我们的定位就是“听爷爷奶奶讲过去的故事”，让战争的体验者说话，我们想告诉普通人，战争是怎么回事。所以不像纪录片，更像故事化的小型电影。而在口述历史纪录片中，主叙述层就是由第一人称自述形式所讲述的“故事”，而“人之所以要讲故事，也是为了使人拥有过去。故事讲述过去的事，不仅仅是为了怀旧的伤感，更重要的是使人从流逝的时间中挣脱出来，通过历史与现实的连接而获得一种完整统一的生命感”。所以，在影片故事展开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叙述主体或遗憾、或悲伤、或愤怒、或喜悦等情感的释放，更多感受到的是自述者作为“人的主体”意义的凸显。从另一层面来看，“我”不再只是一个有利于讲述故事的叙述角度，而是只有真实经历过后才有权利说出的“我的”经历的叙述者，担负着对经验真实的承诺。“我”给公众提供的史实，“是非常个人的、在很小经验范围内的局部事件，如果当事人自己不说，无论多少历史研究可能永远都发现不了的微观史实。”（徐贲：《“记忆窃贼”和见证叙事的公共意义》）所以，这也是口述历史纪录片在历史题材影片类型中颇受观众欢迎的原因之一，因为它更能够激发观众向宏观历史深处进行探微的好奇心。

其三，口述的内容：众多口述主体的回忆+历史文献记载。那么，这些口述的主体都讲述些什么？在《我的抗战Ⅱ》中，我们看到无论是讲述如滇缅

战役等很多惨烈而不为人们熟知的战役，还是关涉到“731 细菌部队”“南京大屠杀”等沉重话题，这些口述主体的共同诉求点，都是“回忆”。口述历史正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回忆来获得关于过去事件的丰富证据，并对正统的历史进行补充与质疑。在“回忆”中，我们得以了解更多大历史下难以捕捉到的带有着生命体温的细节。比如，小战士执行第一次任务时的“糗事”，觉得夜晚的枪声特别好听、第一次在平原上看到海市蜃楼；战士们打仗时就穿鞋、不打仗就不穿鞋的情景；以及关于战争中与亲人久别重逢的微小细节。以《我的抗战》中《在延安长大》一集为例，从小没有见过父亲的任远志，十五岁时来到延安第一次见到父亲任弼时，“我的母亲就指着那个拄着拐棍、戴着黑边眼镜的那个老头，她说那就是你爸爸，你快去叫他吧，我很快就跑过去了，就搂着我爸爸那腿，也是怎么也喊不出来，因为从小没有喊过，没有喊过爸爸妈妈，就搂着他，很久说不出话来，就是太高兴了吧，就流着幸福的眼泪。”正如崔永元所说，“《我的抗战》呈现的虽然是独特个体的经历，但无数人的无数经历，就构成了抗战史”，这些众多个体的回忆，也因此变成了对于一个年代的集体记忆。当然，这个记忆必须保证其真实性。因为口述历史纪录片的深度正是建立在受访者的记忆是如何运作的，记忆是否可靠，受访者是否反映出真实的心声。也真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前面便提过在口述主体的选择上采取的是“散点透视法”，即采用“群言“的方式，增加某一历史事件回忆的真实性。同时，在内容上口述历史要达到真实也必须做到与文献互证，去伪存真。文献是官方记录，口述则是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带有民间化色彩，口述当事人因种种顾虑可能隐瞒真相；当然，文献可能某些时候也会曲解事实。鉴于此，口述史料必须与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相互印证，口述史料所反映的内容必须符合具体的历史条件，也就是说，既要从宏观方面，也要从微观方面来检验口述历史研究的客观性。要保持口述史的真实性不仅要做到对口述者持客观态度，而且对于文献也要时刻保持怀疑的态度。

以上便是口述历史纪录片创造中缺一不可的三者，缺了谁，这纪录片便会失去它的完整性，相反，如果口述历史纪录片能够充分运用这三者，这纪录片便向成功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