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

第二节、儒释道三教合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本位，儒释道三足鼎立。

“三教”的说法始于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到隋文帝(581—604年在位)时已允许三教同时存在。

这一说法通用于朝野上下，是在唐朝。

武则天“开国之初，即于明堂举行三教讲论”，后又令人撰写《三教珠英》一千卷。

在此之后，唐宋君主大多主张三教会通，唐玄宗、宋孝宗都是著名的例子。

到了明清社会，三教合一甚至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学艺术、建筑设计等各个文化领域都有所体现。

儒、释、道三教都有不同的中心人物，儒教是孔子，佛教是释迦牟尼，道教是老子或太上老君，这些圣人对于宇宙、人生、社会，有相当不同的认识和说明。

儒家特别注重人际关系、社会伦常，留心现世的实际问题，是所谓“人世”的文化；佛教、道教关心如何解脱，对现世的事物没有什么留恋，是所谓“出世”的文化。

在出世的文化里，佛教修行的目的是成佛，追求一种不生不死的涅架，脱离生命轮回的苦海，去体会“一切皆空”；道教修行的目的是成仙，炼的不管是外丹还是内丹，要的都是长生久视，从理论上说生命是永远可以存在下去的。

在生和死的问题上，儒家也表现得非常现实，他们并不关心死后会怎么样，但是相信子女能够延续他们自己的生命，所以，中国人往往会把子孙后代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在心性修养这个问题上，佛、道二教表现出特别大的优势，佛教的禅学，道教的内丹学，都有一种非凡的宗教魅力。

三教既然有这么多差别，矛盾与冲突也就免不了。

在中古社会里，统治者有时灭佛，有时灭道，但是最终也没有把任何一方灭掉。

三教同时存在，也就成了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

三教合流，实际上有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佛、道二教攀附儒家，认为佛道可以“辅助王化”，站在佛道自身的立场上，提出“三教合一”、“平等三教”、“三教并用”等主张，当然里面始终夹杂了佛、道二教的冲突与融合，这里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合流；第二个过程是儒家主动吸收佛、道二教的思想成果，提倡三教归儒，这里主要是思想理论的合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佛学是士大夫生活里的显学，与此同时，道教也从民间宗教升格成为官方认可的宗教，在士大夫中间流传。

但是，政府的政治理念，仍然是儒家的天下，佛道二教的生存，必须在这个政治格局里面。

玄学实际上代表了儒道的合流，譬如，王弼、何晏不仅在历史上刮起了“正始玄风”，同时也是经学改革的带头人。

有人把玄学看作“新道家”，实际上只说对了一半，他们同时也是“新儒家”。

后来，道教徒认为，道教与儒学可以相辅相成，譬如，葛洪说道教“磨砺贪浊”，有助于教化，儒家则令人“忠孝和顺仁信”，有助于成仙，并说“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治国”，“治身则身修长，治国则国太平”。

因为隋唐佛学高度发达，几乎主宰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所以，葛洪的这种说法，到了宋代就逐步演化为“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

佛教传人中国以后，最初被当作养生方术，后来又用老庄思想来比附，所谓“格义”，在当时许多士大夫生活里，佛、道二教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

佛教与道教的这种结合，后来一直是中国宗教的特点之一。

二教彼此的借鉴吸收，也从来没有中止过。

但是，佛教这种外来宗教，很快就被攻击为“夷狄之教”——对于当时有很强的文化优越感的中国人来说，这可能是最恶毒的词汇了。

再加上当时佛教内部有些不检点的地方，授人以口实，佛教一方面受到了道教徒别有用心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儒家学者的非难。

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佛教一边和道教周旋，既斗争又联合；一边尽量接近儒教。

当时的僧人意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所以，他们尽最大可能地用儒家思想、风俗伦理来解释佛教的内容，特别是在北魏太武帝灭佛以后，中国僧人伪造了许多经典，论证佛教与儒家思想的相通，譬如，把佛教的“五戒”说成儒家的“五常”等。

最为著名的例子是梁武帝，他一方面以儒学治国，一方面又虔诚信佛，以帝王之尊三次舍身人寺。

儒佛的合流，也就可想而知了。

隋朝重新统一中国，虽然统治时间很短，但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许多建设性的事业都要从隋文帝算起。

隋文帝对“三教合流”的贡献也不容忽视，他说“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因此，三教允许同时合法地存在。

这一时期，有个文人名叫王绩，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孔子日：‘无可无不可’，而欲居九夷。

老子日：‘同谓之玄’，而乘关西出。

释迦日：‘色即是空’，而建立诸法。

此皆圣人通方之玄致，宏济之秘藏。

”也就是说，儒释道三教殊途同归，有相通的目的和事业，只是方法有所不同。

王绩的兄长，就是当时的大儒王通(580～617年)，著有《元经》、《中说》等。

从历史经验出发，废止佛道二教是行不通的。

在他看来，三教各有其弊，也各有其用：“《诗》、《书》盛而秦(周)世灭，非仲尼之罪也。

虚炫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

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

《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因此，王通主张三教不可偏废，明确说“三教于是乎可一矣”，从儒家的角度认可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可能性，虽然没有进一步“援佛道人儒”，但是，从中唐晚开始的儒学革新，已经初见端倪。

在唐代的政治生活里，儒学占有主导地位，一方面展开儒家经典的整理，钦定《五经正义》；另一方面推行孔庙祭礼制度，武德二年(619年)，唐高祖命国子监立周公、孔子庙。

贞观年问，唐太宗又令州学、县学都立孔子庸．春秋两次南右美官品粲祀．除了唐武案会昌灭佛邪殷时间外．佛、在唐代的政治生活里，儒学占有主导地位，一方面展开儒家经典的整理，钦定《五经正义》；另一方面推行孔庙祭礼制度，武德二年(619年)，唐高祖命国子监立周公、孔子庙。

贞观年问，唐太宗又令州学、县学都立孔子庙，春秋两次由有关官员祭祀。

除了唐武宗会昌灭佛那段时间外，佛、道二教也可以合法地存在，三教彼此并行不悖。

唐代的皇帝有时组织三教人物，一起说短话长，讨论三教关系。

譬如，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命令国子祭酒孔颖达、沙门慧净、道士蔡晃人弘文殿谈论三教；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给事中徐岱等与沙门覃延、道士葛参成在麟德殿讨论三教，第二年又命令沙门端甫人内殿与儒道讨论。

在不同时候，儒教的统治地位是没有变化的，佛道二教的地位则常有变化，唐太宗时候，道士在和尚之上，因为唐太宗认为自己是老子的后人；武则天时候，和尚在道士之上，因为武则天当皇帝前，僧人造了一部伪书《大云经》，证明她当皇帝顺乎天意；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和尚道士可以“齐行并进”，不分先后。

因此，我们可以说，到了唐代，佛、道二教在中国社会扎根，它们只要能安于自己的政治地位，就能够生存下去。

当时的问题是，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基本上被佛、道二教控制了。

儒家很早就被《庄子》批评为“明于礼义而暗于知人心”，六朝的僧人也用这句话挖苦儒家学者，在佛老面前，儒家对宇宙、生死、心性等理论问题的解释与说明，总是显得那样的粗糙。

中唐的儒家学者，因此怀着一股悲凉的使命感，矢志改革儒学，譬如韩愈、李翱、柳宗元等。

一种思想如果不能渗透到普通百姓的精神生活里，它在政治生活里的统治地位迟早也是会丧失的。

儒学不可能老是运用政治权力来保持至尊的地位，从中晚唐开始的儒学革新，必然是“援佛入儒”或者“援道入儒”，其实，这在当时士大夫中间一度是非常流行的做法。

这些儒家学者意识到了儒学的理论缺陷，他们借鉴佛、道二教在这方面的思想贡献，从以前的儒家经典里找出相应的文献，加以特别的发挥，为后来的宋明理学做好了文献的准备，奠定了思想的基础。

这个过程的出现，才真正意味着“三教合流”。

以前佛道二教攀附儒家，实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生存下去的斗争策略；现在却是从思想上建立相互理解的桥梁。

周菁主编,中国历史文化通览,研究出版社,2010.12,第100—103页什么叫儒释道“三教合一”?儒、释、道是中国历史上存在的三种不同的宗教体系。

儒教是由先秦时期的儒学发展来的。

儒学一直被看作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释教就是佛教，因为它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所以又称释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道教是—‘种地道的中国宗教形式，它产生于先秦时期的道家学说，后来与各种民间的仙道方术配合，成为一种宗教派别。

“三教合一”的核心是儒教。

先秦时期，儒学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在百家争鸣中优势不是很明显。

到了汉代，出现了一种经学体系，经学是解释和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它对儒学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改造。

它利用解释儒家经典的机会，提出“三纲五常，／的基本理论，并以道家思想为哲学基础，糅进阴阳五行学说，这样儒学便有了“神学”的内涵，儒学从此开始宗教化。

汉代思想文化界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佛教从印度传到了中国，它的到来，对儒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开始，佛教在中国很受儒学的排斥和抗拒，因为“独尊儒术”刚被确定下来。

但是，佛教的一些教义与道教思想有相通之处，比如道教“清静”“无为”的思想，在佛教里也时有体现。

久而久之，通过道教的沟通，佛教逐渐融入儒学思想。

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也在不断吸收儒学和道教等中国传统文化，最后也变成一种中国化的宗教。

特别是隋唐时期，佛教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使它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它的一些思想，也受到思想界的重视。

在这个基础上，到了宋代，便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一种新思想体系一—理学。

；坦生的产生，是对儒学的第二次改造，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被统治阶级视为正统思想和正宗文化的一种思想体系，它统治中国思想领域达数百年，影响非常广泛。

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宋代的朱熹。

这种理学思想，即吸收了三教中的一些有意义的进德伦理内容，又采取了三教中许多保守、沉腐的理论说教，，比以往的儒学具有更多的消极因素，因此严重地禁锢了中国人的思维，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阻碍作用。

有人认为，宋代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还处于领先地位，而到宋代以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与理学思想的束缚有极大关系，所以理学对中国的危害是很大的。

杨牧之主编,文科知识：百万个为什么中国历史（下册）,漓江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87—88页第一章历史的回顾(五)儒释道合流集封建道德之大成——宋明从宋代到明中叶，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繁荣和鼎盛时期，也是我国封建伦理思想的成熟和完备时期。

宋明理学，适应了封建社会后期的需要，继承孔孟的传统，广泛地吸取了玄学、佛学伦理思想的成果，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伦理思想体系。

宋明理学发端于邵康节、周敦颐、张横渠，形成于二程(程颢、程颐)，集大成于朱熹。

在宋明理学内部，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派别之争，最主要的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即陆九渊、王阳明)心学。

程朱理学以儒家正统自居，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本体论和变化气质的修养论，严德功之分，理欲之辨。

陆王心学不同意程朱将“理”视为宇宙人事的本体，他们认为，只有“心”才是宇宙和道德的本体。

陆九渊指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人心不但是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还具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道德修养就是一个发明本心、洗心涤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