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庐隐婚恋观形成及意义论文

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庐隐婚恋观的形成及意义

摘要：“回到女性文学作品本身和回到女作家本人”，这是刘思谦先生在《“娜拉”言说》引言中提出的号召。目前国内学界对庐隐的研究与论述主要关注点在其作品，缺乏对庐隐本人生平经历的关注与论述，割裂了作家与作品之间的联系。本文把庐隐生平经历作为主要出发点，将其生平婚恋经历作为中心视角和主体对象，对其短暂生命中的几段婚恋经历进行详细解读，力图再现女性最真实的经验与声音，并结合西方女性主义经典理论，肯定庐隐女性意识特别是女性婚恋意识的形成过程及其对于中国妇女思想解放的意义。

关键词：庐隐女权主义婚姻经历婚恋观意义

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伴随西方各种妇女解放思想的蜂拥而入，中国妇女身上的镣铐枷锁似乎一夜之间被挣脱。庐隐是“五四”时期享誉文坛、个性鲜明的女作家，茅盾曾称她是“五四”的产儿，“觉醒了的一个女性”。任何一位女作家，她首先是一个女人，其次才是作家。在婚恋方面，庐隐大胆热烈、勇敢坚强，成为追求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的先行者，其自身经历与文学创作，都完全符合肖瓦尔特“女人气”、“女权”、“女性”三个渐高式的阶段[1]。庐隐坎坷的婚恋经历，使她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婚恋观，她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思考进行写作，向我们展示了男权社会下女性挣扎的无力与婚恋自由的虚妄，对中国妇女解放具有很大意义。

第一，争取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反抗专制父权文化

女性受到男权中心主义的压迫与束缚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早就

揭示出来的一个本质主义命题。正如朱丽亚·克里斯蒂娃所说，父系社会的建立源于一场性别之战，战争的结果是作为胜者的男性成功实现了对战败一方女性的控制、奴役与压抑。长久以来，女性作为一个低等性别被拦截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之外，使女性对男性逐渐由人身依附到精神依附，导致女性自我意识的泯灭，男性操持着整个社会秩序，他们是“话语权的拥有者，是秩序的规范者”

[2]。作为统治者的男性通过意识形态的建构来获得对女性支配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而家庭则是贯彻这种意识形态的最基本统治单位。中国是具备庞大而严密父系政治文化体系的父权制度的社会，女性从一出生就被强制按照男性意志去承担使命，传统文化堡垒中崇高而神圣的“孝女贤妻良母”是女性最圆满的归宿。这种传统女性角色文化模式在五四时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新女性争取到的第一个权利就是摆脱旧式包办婚姻，自由恋爱自主婚姻。

庐隐的第一段为人所知的爱恋是发生在十七岁的时候，对象是自己姨母的年轻亲戚林鸿俊。林比庐隐大几岁，曾留学日本，后来父母双亡无法继续求学，只好投奔庐隐的姨母并结识了庐隐。二人情投意合，但黄夫人不满林家境贫寒，要求庐隐接受家中安排的婚姻。母亲与兄长的专制蛮横与势利引起了庐隐的极大反感，“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意接受”[3]，庐隐大声喊出了自己的自由宣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神圣与不可抗拒性在这里开始崩

裂。主体的觉醒使无数新女性由温顺的“天使”变成了决绝的“妖女”，为挣脱黑暗束缚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出人意料的是，婚后的林鸿俊思想迂腐，不满庐隐进行各项社会活动，其所向往的家庭生活正是庐隐所鄙夷并坚决排斥的。庐隐决心解除婚约。

异性恋的罗曼史一直都在向妇女渲染着女性的历险、职责和完成，父权制通过各种方式使女性从小养成一种“男性认同”心理，爱情变成男性统治的竞技场，女人在这种异性恋关系中成了男性间的交易品与附属物，自我完全缺失。似新实旧的婚姻中男权文化观念根深蒂固。庐隐深刻的认识到，对于女性来说，“成为自己比什么都要紧”[4]。庐隐不愿意也不甘心充当房间里的天使，也不愿去默默追寻所谓“女性的奥秘”[5]，她不怕被人讽刺为“妖妇”

[6]，坚决离开，争取了属于自己幸福的自由选择权。

第二，蔑视包办婚姻，挣脱“天使”之枷，暴露家庭黑暗，批判父权罪恶

在男权文化社会中，家庭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强制系统，男性的权威依赖家庭逐步建构起来，家庭也因此成为女性的囚牢，将女性隔离于政治经济文化之外。作为父系统治的关键性枢纽，家庭既“是女性被派定的归属，同时也是牢笼，将她与世隔绝，蛰居与被动驯服的无自我意识状态”[7]。个性解放的启蒙运动唤醒了女性的独立意识和新的价值观念，向她们许诺了一个美好的爱情神话和一个乌托邦理想社会，但却没有为新女性提供一个置身现实人世的立锥之地。庐隐在与郭梦良的婚姻中就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

这一段爱情可谓众所周知，对象就是与庐隐有着两年短暂婚姻的郭梦良。郭是北大学生，二人相识于老乡会。郭性格深沉但有思想有见解，这点很博“羡慕英雄”、“服膺思想家”的庐隐喜欢。在同乡会里，二人经常一起交谈讨论，私下还不断的通信，渐渐成为知己并相爱。可郭梦良老家有个父母包办婚姻的妻子，他们的爱情遂遭到很多人的非议与责难。庐隐后来的小说《海滨故人》反映的就是庐隐与郭梦良相恋时的心情和处境[8]。1923年，庐隐和郭准备结婚，却遭到了双方亲友的极力反对、嘲笑和唾骂。“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庐隐勇敢地抵住了各方面的压力，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口号。可悲的是，婚后的生活并不像庐隐心中的设想那般美好。庐隐随郭梦良回到福建家乡，同郭母和其前妻住在一所房子里，家里错综复杂的关系让她焦头烂额，每日还要料理琐碎家务，只感到劳碌烦躁，世人的讽刺与伤害也没有因他们的结合而停止，天生敏感而自尊心强的庐隐陷入了深深的失望，心情一度抑郁。

制度的变革不能代替文化和传统的革新，文化作为一种最具有绵延力量的无形之物总是在氤氲中。恋爱方式改变了，但女人被传统文化造就的身份与角色却没有太多的改变。于是，女人们被迫面临两个世界，一个是自我，一个是社会。好不容易挣脱了封建父权的统治与束缚，却又迈进了传统男权家庭的幽暗堡垒。亲身的经历让庐隐深刻的体会到，所谓的新式婚姻并没有改变旧式婚姻的实质，只是跨过了一个看似光鲜瑰丽的门槛，并不能从根本上给女性带来

自由和保障。在对女性的压迫中，婚姻实现了父权与夫权的合流与共谋，他们共同以男性身份与女性对立。

第三，构建姐妹之邦，解构异性婚恋观，肯定女性的自我独立与价值

20世纪70年代，西方激进女权主义队伍里流传着一句口号：“女权主义是理论，同性恋是实践。”[9]莉莲·菲德曼解释说：“‘女同性恋’描述了一种关系，这是一种两个女人之间保持强烈的感情和爱恋的关系。……共同的爱好使两位妇女花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起，并且共同分享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10]。庐隐与石评梅的感情就完全符合莉莲·菲德曼的解释。

这是一段不算恋爱的恋爱，但却对她婚恋观的形成至关重要。庐隐在师大附中教书期间，与石评梅成了同病相怜的好朋友。“君失娇杨我失柳”，二人互相慰藉，互诉衷曲，一起痛哭一起狂醉，共同分担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没有人了解她，除了她也没有人了解我”[11]。不久石评梅因病去世，庐隐彻底成了一只伤痕累累的孤雁。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就是庐隐对这段感情的怀念之作。这样真挚的女性情谊在庐隐笔下有诸多显现，如青年女子之间的真挚友情（《海滨故人》中的露沙、云青、玲玉、宗莹），女性同性恋的爱情（《丽石的日记》），还有受男权伤害的女性之间的相互同情（《蓝田的忏悔录》、《时代的牺牲者》）。“讲真理，但以倾斜的方式来讲”，如此多姐妹情谊的描写不能不说是庐隐对异性婚恋观的一种尝试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