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西学东渐_与_东学西渐_明末清初传教士科技翻译的历史文化语境_马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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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10年校级科研项目/明末清初传教士科技翻译的历史文化语境与变迁0部分成果。[作者简介]马振涛,男,山东泰安人,北京第二外国学院应用英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研究,跨文化学。
/西学东渐0与/东学西渐0
)))明末清初传教士科技翻译的历史文化语境
o
马振涛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应用英语学院,北京 100024)
[摘 要] 明末清初传教士科技翻译的主要特点和之所以盛行的原因,探讨了传教士翻译对中国社会尤
其是学术思想的影响,指出传教士科技翻译作为整个翻译图景中的一个层面,它在翻译中必然受到特定语境因素和译者因素的制约,并对目的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使之在汲取异域文化特质后发生演化和变迁。
[关键词] 传教士; 科技翻译; 西学东渐
中图分类号:H 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0)08-0083-02
一、明清间传教士科技翻译综述
明末清初在我国翻译史上是翻译西方自然科学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力量,除了从事科学研究或者对科学感兴趣的中国士大夫以外,还有众多来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
16世纪以后,为数众多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据5明史6记载:/自玛窦入中国后,其徒者益众0[1]6829。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先后有近500名传教士陆续来华传教,其中知名传教士有70人以上。主要代表人物有利玛窦(M atteo R icc,i 1552-1610)、汤若望(Johann A da m Schall von Be l,l 1591-1666)、罗雅谷(Jacques R ho ,1593-1638)、南怀仁(F erd i nand V erbiest ,1623-1688)等人。虽然这些传教士中国之旅的真正的目的在于传播天主教,但相比于完成的并不理想的宗教使命,他们在中西科学文化交流方面取得的成绩却更为显著。他们将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以及许多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传到了中国,其中科技著作的编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中最负盛名者当属利玛窦。利玛窦字西泰,意大利传教士,是将欧洲科技传入中国的先驱,他与徐光启合译了5几何原本6(1605)、5测量法义6(1617)、5测量异同6(1617)等。其中5几何原本6为欧洲欧几里得平面几何的权威系统著作,大幅度地丰富了中国几何学的范畴。利玛窦还与中国士大夫李之藻合译了5同文算指6(1614)、5浑盖通宪图说6、5圜容较义6(1614)等。其5同文算指6介绍了西方的笔算方法,包括笔算的计数法、四则运算、开平方、开立方等。除此之外,利玛窦还撰写(编译)了5乾坤体义6、5西字奇迹6、5西国记法6、5西琴八曲6、5山海舆地全图6等。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一般都有译著,共成书400余种,其中科学类占130余种,其中利玛窦、汤若望、罗雅谷、南怀仁等四人的译著即达75部。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以天文学为主,占到了科技译述总数的近三分之二,同时也涉及数学、地理、地质、生物和医学、军事科学等学科。当时对欧洲科学著作的翻译盛行一时,大部分的西方科学知识通过翻译介绍到中国。所引入的科技著作,翻译形式比较多样,既有全文翻译,也有节译和编译。
表1 明末清初传教士的科技译述(1584年)1790年)
16世纪
17世纪18世纪总数百分比(%)数学--1642014.6天文
--83
68965物理--6--64.4地质--3--32.2生物和医学--8--85.8军事科学--8--85.8杂录12--32.2总计1
126
10
137
100
资料来源:根据马祖毅5中国翻译通史(古代部分全
卷)6整理。
在传教士科技译述的译文语言质量上,由于作品刊著时期的不同,辅佐翻译的华人助手学问高低的不同,以及读者对象的不同,这些传教士的译述在文字上也显示出了高深浅显之分。综合来看,在科技译述中,文字最为奥雅渊博而广为传颂者当推利玛窦、徐光启合译的5几何原本6、利玛窦翻译的5畸人十篇6以及傅汎际、李之藻合译的5名理探6等。其中,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5几何原本6意思正确,文字优美,被梁启超赞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0[2]8-9。
)
83)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 2010年第8期
二、明末清初科技翻译盛行的原因
明末清初科技翻译之所以盛行一时,拉开了中国继两汉至唐宋佛经翻译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翻译潮流,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因素。
首先,明清之际的中国皇帝,除雍正皇帝外,对欧洲传教士的态度一般比较宽容友好,这是传教士得以在中国立足并做出成绩的必要条件。例如,曾为明朝服务的汤若望,在明亡后继续为清政权服务,并被任命为清朝钦天监首任主管官员。再如,由于康熙帝对传教士颇为信用,天主教传教士的活动在康熙至乾隆年间达到了高峰。康熙本人即爱好科学,鼓励传教士译介西方科学,并组织他们测绘地图,研究5易经6,发挥所长。在他们支持下,编成了输入西方数学的5数理精蕴6。
其次,明末清初所处的时期,西方在科技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此时的中国由于一直处在封建社会,长期闭关锁国,科技不发达。先进的西方科技思想和新颖精密的科学仪器经过传教士传入中国,很多都为中国人闻所未闻,引起了中国人极大的兴趣。
第三,是中国士大夫对传教士的帮助。一是在学习汉语上的协助。徐宗泽在5中国天主教史概论6里说:/徐阁老(光启)对于教士学习语言问题帮助甚多,为教士聘请有名教授。其中一人,谢绝事务,专业神业,竟习辣丁(拉丁语)以便能有助于教士。0[3]340如此类不曾留下姓名的汉文教师,当不在少数。正是有了这些士大夫的帮助,加上自身的勤奋学习,传教士们才顺利克服了在中国从事传教与翻译活动的语言障碍。二是中国士大夫对传教士的著译稿进行笔录、润色、作序介绍,还为之刻印流传。当时与传教士合作译书的士大夫很多,知名的主要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
三、西学东渐)))传教士科技翻译对中国的影响
梁启超曾指出:/中国智识线和外国的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便是第二次0[2]8。季羡林也曾经说过,/若拿河流作比较,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靠的都是翻译。0[4]1从唐朝到明朝的外来科学,在各个时代都不同程度地起着作用,但最终的结局,是被中国的传统所湮没,唯有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大都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所输入的外来科学由于具有较高的水准,具有一种与中国传统抗衡的力量,以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传教士科技翻译作为整个翻译图景中的一个层面,它在翻译中必然受到特定语境因素和译者因素的制约,并对目的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使之在汲取异域文化特质后发生演化和变迁。
(一)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首先,传教士的科技译述极大地冲击了对当时士人谈玄蹈空的风气。在科技译述出现之前,中国社会上层阶级的士大夫充斥着谈玄蹈空的风气,而随着西方科技思想逐渐被译介导中国,议、学、传、用西法的经世致用的风气,开始在一些士大夫中出现。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开始整理、发掘
湮没已久的中国古代科技遗产。
随着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奇器0的输入,明末清初出现了议办/洋务0的端倪,如李之藻、徐光启等人提出的学习和应用西方技术、购买制造西洋火器,以西洋火器抗御清军的一系列疏稿。
(二)对学术风气的影响
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带给中国的不仅有西方先进的科技思想,还有西方更加宝贵的学术精神。利玛窦潜心研读了中国的儒家思想著作,发现中国的儒家经典著作经过宋代理学派的层层注疏和重重诠解,作品本来的客观面目已经被主观意见所掩盖。因此,利玛窦主张直读原文,而不必拘泥于程朱陆王等人的疏解。这种强调客观的研究方法对世人影响极深,利玛窦之后的西方传教士也都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古籍,从事翻译工作。中国的学者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梁启超曾经说过:/明朝以八股取士,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5性理大全6外,几乎一书不读。学界本身,本来就像贫血病的人衰弱的可怜。利玛窦、庞帝我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李凉庵都和他们往来,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在这种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数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徐、利诸人的影响不小。0[2]13-14
当时,中国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如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也受到西方传教士的影响,接受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人从之游且崇尚信其学者颇多,而李凉庵(即李之藻)、徐元扈(即徐光启)为称首0[3]231。他们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融会贯通,使中国文化注入西方先进内容,提高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和人们的认识能力,如当时制定的5崇祯历书6,基本上代表了传教士输入的西方天文历法的水平。
同样,胡适之在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讲演5考证学方法的来历6时也认为,/中国近三百年来思想学问皆趋于精密细致科学化,一般学者认为系受西洋天主教耶稣会教士来华之影响。0[5]6
四、东学西渐)))传教士科技翻译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的来华,为中世纪晚期中西文化的交流开创了新局面。例如,利玛窦开始传教时就注重与各级官员、文人交往,宣扬欧洲的文物和制度,介绍西方的科技知识,深得地方绅士的尊重。同时,为了获得士大夫的好感,取得立足之地,这些传教士们入乡随俗地认真学习、钻研中国的经典/四书0和/五经0。同时,为了让更多的欧洲人了解中国,他们着手翻译、诠释儒家经典,把他们介绍到欧洲。当利玛窦居住在南昌的时候,就已经将/四书0译成拉丁文,并配以简要诠释,寄回意大利,供来华教士学习参考。
1711年卫方济(F ranc iscus N oe,l1651-1729)在捷克出版了四书的第一个完整拉丁文译本5中国典籍六种6。除5大学6、5中庸6、5论语6以外,还有5孟子6、5孝经6和5小学6。他采用直译的方法,被认为是当时最明晰、最完全的儒家典籍西译本。(下转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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