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新理念

英语知识

关于翻译研究

翻译的学术研究之素质是什么？这个题目让人很自然地想起学术名篇“The Nature of Academy”。作者在文中所形貌的社会各阶级强加给学术的悲痛在我们的传统学术范式中亦依稀可辨。学术要关注什么？学术研究要引领何种潮水？学术怎样突破世俗屏障修成正果？这是真正钟情于学术的人们所注目的题目。这些题目，在这次讲习班的历程中，被中国译界的同仁们作了一种自出机杼的解释。

正如中国译协的向导黄友义、孙承唐和《中国翻译》杂志常务副主编杨平在开幕式上所提倡的那样：这次研讨，重在“全面地前进宽大翻译事情者的素质”，重在“头脑模式的革新”，重在“抛砖引玉”！这种理念，很快就在开讲人许钧老师的陈诉中得到印证。许老师对他的译著《红与黑》中的文句是怎样剪裁未作任何叙述，而是从“传统与创新”的角度，对翻译、翻译学和翻译品评等题目举行了宏观的剖解。这位来自南京大学的博导还以他自己的亲身履历，说明确作为一处翻译学的导师应该怎样引导门生和学界进入高条理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换的种种途径。许钧教授是重要从事法汉翻译研究与教学的专家，这次与他的偕行刘清静教授一同出如今以英汉翻译为主的讲台上，这种部署自己就意味深长：作为构造者的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旨在突破学科研究的界限，寻求一种“殊途同归”的学术效应。

“殊途同归”，还表如今这次讲习班对西席和讲题的选择上。从西席来看，主讲人当中有八十多岁的译坛名宿程镇球、许渊冲，有年富力强的翻译家孙致礼、庄绎传、徐亚男，也有许多三、四十岁的著名中青年学者。各路好汉派别纷歧，看法精致纷呈。

演讲的课题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从笔译到口译，从文学翻译到外交翻译、政论翻译、执法翻译、出现出多条理、多视角和高品位的学术研究特色。

在宏观方面，翻译学的学科配置和理论研究代表了主流。来自北京大学的辜正坤教授以“点到为止”的要领，向学员们先容了他的《翻译学通论》的理路组成，意在引导门生进入宏观翻译学与微观翻译学的重要层面。同是讲翻译学，香港浸会大学的潭载喜教授则是从西方翻译模式谈起，阐发了西方翻译模式的强与弱，并对翻译学生长的路向作了预测。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则基于对现在翻译及其研究之现状的思考，试图对举世化时期的翻译举行重新界说和定位，并对举世化进程中翻译的作用做出描绘。王宁以为：“翻译如今端庄历着一种转动：隶属于语言学层面上的字面辶多译渐渐转向文化层面的阐释和再现。”这与西方文化学派的看法遥相呼应。搪塞西方译论给译者的开发，香港岭南大学的张南峰教授则以Vermeer的目的论和Even-Zohar的多元体系论为引线，深入线出、由此及彼地先容了有益于翻译理论研究或实践研究的多种理论；张老师并团结“英华文学翻译中的三个题目：戏剧语言、文化专有项和双关语”这一课题，为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中的理论与现实相团结题目作了全新的解释和演绎。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北京大学的博导申丹为学员们展示了她在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研究方面的效果。申教授从西方文体学的生长外貌入手，对文学翻译中对语域的处理和故事条理上的假象等值等题目作了理论与实践的阐发，说明确文学文体学在小说翻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申丹教授的门生王东风则议决对文学翻译中的文体变形处的阐发，指出了文学翻译中一个值得寻思的征象：译家与作家的意识辩说。王教授以为，“无论是翻译文本中的译例，照旧译家的

言论，都清楚地评释译家的语言选择在很大水平上差异于作家。前者的语言战略具有信息取向，尔后者则是诗学取向。”据此，他在文中对传统的信息或语义取向的翻译战略提出了质疑。这种多视角的研究路向为宽大学员举行多元的、多层面的学术探索提供了样板，这也是这次研讨会的目的之一。

在学术研究方面表现出的另一理念是提倡资源共享、百家争鸣、革故鼎新，为质疑学术传统和寻衅学术权威提供温床和土壤。这次讲习班突破了传统的10分钟宣读论文的模式。每位主讲人花2-4小时把自己的最新效果以课本、板书或投影息争说相团结的要领向学员展示，穿插提问、发言、演示等模式举行探究。学员们不光可以与西席共享这些科学研究的效果，同时还作育了独立思考的本事。在这样的讨论中，新的学术看法不停生长。好比说，搪塞翻译的“异化”与“归化”的题目，南开大学的刘士聪教授就提出了一个颇为奇特的看法。刘老师以为，就英译汉而言，应提倡“归化”，这与英、华文化的强弱无关，并不代表汉语文化要迁就英语文化，亦与政治、经济无关，而是象征着我们对英语尺度语言的一种寻求，是纯粹的语言处理。这一看法令学员们疑心不解：如果是纯粹的语言处理，为什么英译汉的战略要与汉译英有所差异？在翻译的文化转向题目上，香港岭南大学的孙艺风博士以为，翻译的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鲁〃勒弗菲尔夸大了意识形态（ideology）对翻译重写历程的作用。他以为，看待差异理论的吸纳应持全面审慎的态度。孙艺风对要地本地的许多门生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的“师言亦言”、“人云亦云”的“追尾”征象持否认态度，因此他主张：学术与教诲的牵引应以作育独立的头脑要领为重。在这次大研讨的历程，最“火爆”的一场“争鸣”来自诗歌翻译的两台甫家——许渊冲和江枫。许老师以二十世纪可能革新未来人类面

目的巨大成绩克隆技能为切入点，深入地叙述了他的“文学翻译克隆论——信达优论”。许老师坚信，富有音美、意美和形美的“三美”译文即是“信达优”的译文。而江枫老师则以“译诗，形似与神似：一点须要的知识”为主题，对许渊冲老师的“新译论”提出了品评。这种沸腾的局面让宽大译界同仁有时机眼见学术界的另一种光景，它形象地评释：学术研究的表现情势不总是“温情脉脉的面纱”，偶然也会“硝烟弥漫”！题目是，学术界将以怎样的一种学术态度来解释和审视学术之种种。这一点，我们大概可以从香港学者周兆祥关于“翻译与人生”的陈诉中得到一些开发。

作为一个会议口译译员，应该全面发展，不仅能搞同声传译工作，也要能搞即席传译工作，二者缺一不可。

由于同声传译比即席传译更加容易学习和掌握（这点恐怕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所以，作为初学者，在掌握即席传译技术以前，最好先搞一段时间的同声传译工作。也就是说，应该先到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上去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是很少的。由于工作需要，绝大多数会议总免不了要建立若干个委员会、工作组、起草组等附属机构。这些机构往往在没有同声传译设备的小会议室里开会，这就需要进行即席传译了。遇到这种情况，所有搞同声传译工作的译员，都可能被抽调到这些附属机构中去担任即席传译工作。如果某些人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那份工作就要不合理地落到他们的同事身上，给别人增加负担。

所以，在大学的翻译系或翻译学校里，都把同声传译和即席传译的全面发展作为培养学生的标准，达不到这一标准，就不能取得毕业证书。

此外，译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工作顺利进行，还必须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开展适当的业余活动，如体育运动、娱乐游戏、从事业余研究和写作等。只有这样，他才能有健康的身体和饱满的精神，以胜任口译这一高度紧张的脑力劳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