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的悲剧性

•论《水浒传》的悲剧底蕴
《水浒传》是我国一部优秀的英雄传奇，它将宋末的一场农民起义描绘的波澜壮阔，一波三折。

清代学者金圣叹对《水浒传》极为推崇，认为“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

”[1]然而金圣叹先生认为《水浒传》后半部分不足取，便斩去《水浒传》“大聚义”之后的部分，只保留前七十回精彩的部分。

他认为《水浒传》的主旨是“官逼民反”，用武力反抗官府。

后来金圣叹版本的《水浒传》流行了近三百年，一时人们以为《水浒传》只有七十回。

但完整的《水浒》并不止于“大聚义”，作者没有停笔于梁山好汉们排定座次，而是继续写下去，写出了梁山起义的失败。

全本《水浒传》描述了梁山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小说以宋江为的中心人物，通过宋江悲剧的一生，以及林冲、鲁智深、武松等被逼上梁山的过程，表现出身下层的忠义之士，想替天行道而不能替天行道的悲剧.”[2]这种悲剧自宋公明谋求招安开始，并逐渐加浓，到了征方腊时，随着水浒英雄们的或死、或伤、或坐化、或归隐，这种悲剧情绪就弥漫开来，让人不忍卒读。

《水浒传》的悲剧尽管只是到末尾才让人深有感触，但是只要认真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在开始及情节演化、行文过程中作者已将这种悲情打入其中，埋下伏笔。

那么，这些悲剧的落点在何处？这种令人扼腕叹息，掩卷长叹的结局其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作者又是怎样从形式上、情感上处理这种悲剧的呢？以下我将对这些问题做详细的分析。

一
《水浒传》是一部人物命运的悲剧，无论是中下层官吏还是平民均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

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生性醇厚，乐于助人，与世无争。

他有着舒适的家庭，但高衙内看上了林夫人，为霸占林娘子，高俅连同高衙内设计了卖刀——买刀——献刀之计，给林冲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打为囚犯刺配沧州。

即便如此，他仍苟且偷安，委曲求全，在野猪林，鲁智深救了林冲之后要杀欲谋害他的董超、薛霸两个差人，林冲却加阻止，从这里可以看出林中性格的复杂性。

后来如果不是“陆虞侯火烧草料场”，“林教头”也不会“风雪山神庙”，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才手刃仇人，辗转投奔梁山落草为寇。

可见林冲的反抗并非是起初就出于自愿的，只不过是没路可走而已，他从一个安分守己的官吏，一步步沦为草寇，不可谓不是悲剧。

[3]
杨志为人耿直，赤胆忠心，他的性格经历了“失意——得志——幻灭”的发展历程。

杨志本是“三代将门之后”，原“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4]( 第十二回)应该说他最初也是满怀抱负。

不想命运多舛，先是失陷了“花石纲”，又在盛气之下杀了泼皮牛二，吃了官司，被发配充军。

这是其人生的一个失意时期。

岂料之后却因祸得福，得到梁中书赏识，收在门下，“早晚殷勤听候使唤”，并把押运生辰纲的重要任务交托给他。

只要他完成这个任务，前途就会一片光明，他的命运也似乎是“柳暗花明了”，离志得意满的日子也不远了。

可是“福兮祸之所伏”，他太在乎这趟任务了，唯恐辜负了梁中书的厚爱（这也有点“士为知己者死”的心理），所以处处小心，时时在意，因此就有点急功近利，有点急躁。

而且太过小心时，脑筋就死板了，所以丢掉了生辰纲，自己的幻想也最终幻灭，不得不上梁山落草。

忠良之后却要去做贼寇，这是何等的悲哀。

再看宋江，他有“及时雨”“孝义黑三郎”之称，是个地道的老好人。

宋公明是小说中的第一主人公，他是“忠义”的化身。

身为郓城县押司，他能“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第三十二回）结交天下豪杰，但又有忠君孝亲，安于现状的习性。

他的最大愿望，即便在逼上梁山后仍是“博得个封妻荫子，之后青史上留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

”[5]（第十二回）。

即使是这样，宋江仍受害，先是阎婆惜发现他通梁山晁盖的文书，并以此相要挟，他气愤之下杀了阎婆惜辗转避难就是不愿投奔“梁山”，不想“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义
的人。

”[6]（第三十六回）。

直到浔阳楼上题反诗，江州劫法场时他再也无法“忠孝”了，于是他表示“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投托哥哥去”（第四十一回）。

官吏尚且如此，更别说生活在下层的平民百姓了！
行者武松自幼父母双亡，穷困潦倒，由武大抚养成人，相依为命。

武松因误伤了人投奔柴大官人，后得知哥哥去了阳谷县便去找寻哥哥武大，在景阳冈打虎之后成了英雄，做了阳谷县都头。

这时的哥哥也有了妻室—-潘金莲,武松以为可以这样安安稳稳的生活下去，谁知潘金莲红杏出墙，和西门庆勾搭成奸。

在通奸之事被武大郎发觉之后，西门庆先是将武大殴打成重伤，后又伙同王婆、潘金莲将武大毒死。

武松告状不成一气之下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落了官司刺配孟州。

在孟州他受施恩的礼遇，帮“金眼雕”施恩“醉打蒋门神”，后被蒋门神、张团练、张督监设计加害，武松死里逃生，杀了孟州那些害他的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做了盗贼。

赤发鬼刘唐“自幼飘荡江湖”（第十三回），智多星吴用是个穷“教书匠”，“阮氏三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石碣村打渔的，那黑旋风李逵自不必说，除却一个无用的哥哥李达，就只有一个瞎眼老娘和两把板斧，别无他有。

他们被生活所迫，遭受上自官吏，下至乡里恶霸的欺压。

被逼无奈铤而走险，操械为盗，终上梁山。

当时社会上自官吏，下至平民，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只求安身立命，明哲保身，尚不可得，当时的社会之黑暗，官场之腐败可见一斑。

此外，《水浒传》还描写了起义事业的悲剧。

上梁山之人或是不满社会主动投奔上梁山，或是被逼无奈落草梁山。

这些人尽管目的不同，身份各异，但是却在“替天行道”的大旗下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且不说宋江领导梁山好汉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煊赫天下，单是“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第三十九回），就足以大振声威。

梁山完全有实力可以和朝廷分庭抗礼，却偏偏要谋求招安，令人嗟叹！起义自宋江谋求招安便已注定其悲惨结局，在招安之始，便有三五千人散去，在招安过程中，宋江等人屡受排挤，不受重用，可谓忍气吞声。

如果说征辽国是万幸的话，那么平方腊就是梁山事业的终结。

在定方腊的过程中，除却一些留在京师的手艺人，其余追随宋江的兄弟，在每次大战中都要损失一二，非死即伤，方腊已定，昔日“去时三十六，回来十八双”的弟兄们十去七八，余下之人要么选择功成身退，要么不愿领赏，情愿做平民，剩下做官的大多不得善终！宋江、卢俊义被赐毒酒身死，李逵被宋江毒死，吴用、花荣感于宋江的恩义在宋江墓前自缢而亡。

昔日轰轰烈烈、蒸蒸日上的梁山事业，结果支离破碎，绿林豪杰，最终落的个如此凄惨的的下场，令人扼腕。

而如日中天的梁山起义事业，也终因主要头领的相继死去而烟消云散。

二
《水浒传》的悲剧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个人的和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

宋江的愚忠和梁山义士的愚义是个人方面的原因，其悲剧的产生还有社会方面的原因。

《水浒传》在歌颂宋江等梁山英雄“全忠仗义”的同时，深刻地揭露了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不忠不义”。

这样，从手握朝纲的的高俅、蔡京、童贯、杨戬，到称霸一方的江州知府蔡九、大名府留守梁世杰、青州知府慕容彦达、高唐州知府高廉，直到横行乡里的郑屠、西门庆、蒋门神、毛太公、祝朝奉，乃至陆谦、富安、董超、薛霸等爪牙走狗，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把整个社会弄得暗无天日，民不聊生，不反抗就没有别的出路。

于是一批忠义之士不得不“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7]（第三十七回）。

《水浒传》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第一次如此广泛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并解释了“奸逼民反”的道理，是很有意义的。

书的开头写的是高俅遭际端王，他因善于踢球而得到皇帝的宠信，从一个市井无赖遽升为殿帅府太尉，于是就依势逞强，无恶不作。

端王当了皇帝，高俅因而做得殿帅府太尉。

端王和高俅都是浮浪子弟，当了皇帝，当了太尉，天下怎能不乱。

金圣叹认为“未写百八人，先写高俅，乱自上做也。

”忠义之士不在朝野，在朝野的却是一
群浮浪子弟，奸佞之人，朝廷如何不乌烟瘴气，是非不分？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朝廷官场如此，民间又何尝不是这样！鲁智深因不满郑屠欺霸良女而三拳打死镇关西；武松因看不惯蒋忠霸占施恩的快活林而醉打蒋门神；杨志因气不过泼皮牛二的蛮横无理而失手将其杀死；宋江因愤慨阎婆惜吃里扒外出言相要而将其手刃，其余上梁山之人大多如此，不在话下。

社会风气日下，官场贤能被疏，民间男盗女娼，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走投无路或是无法生计的人聚集到一起，共谋梁山大业，也是必然了。

就是这种情势造就了梁山，而成就梁山“功名”的正是这样可悲的社会现实！
作者在这里是要强调的乃是这样一个悲剧：“全忠仗义”的英雄不能“在朝廷”、“在君侧”“在干城心腹”,而反倒“在水浒”。

“替天行道”的好汉改变不了悖谬的现实，最后还是被这个“不忠不义”的社会所吞噬。

“自古权奸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邦。

”作者在以“忠义”为武器来批判这个无道的天下时，对传统的道德无力扭转这个颠倒的乾坤感到极大的痛苦和悲哀，以致对“忠义”这一批判武器自身也表现了一种深沉的迷惘。

[8]悖谬可悲的社会现实造就了梁山，那引发梁山大业灰飞烟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通过对梁山人物组成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梁山群体是一个鱼龙混杂的群体，有官吏如宋江、林冲、杨志、杨雄，有贵族地主象卢俊义、柴进，他们因情势所逼不得以落草，将梁山作为临时的避难所，仍然幻想等朝廷大赦天下或是招安; 诸如徐宁、黄信、卢员外等人，他们是被梁山看上，被梁山用各种手段逼得无法安身才上梁山的，他们也不是地道的革命者；平民如阮氏兄弟、李逵、武松等，他们大都是主动上梁山的，有着很强的革命性；另有教书匠吴用，道士公孙胜；艺人乐和、萧让、金大坚等；甚至还有鸡鸣狗盗之辈如白胜、时迁等，不一而足。

这些人良莠不齐，或是情势所逼，不情愿而来，或是主动反上梁山只求快活，人心不齐，层次不一，难有作为。

尽管梁山英雄都有中国传统侠士的忠义，并且以忠义之名齐聚在宋江周围，但他们缺乏也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没有认真地想过革命的前途，想到的是推翻朝廷，让宋江坐上皇上的宝座，自己坐上大将军（李逵的想法）充当改朝换代的工具，抑或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称分金银，成套换衣服”“岂不快活”的纯粹强盗式的花天酒地的生活。

他们的统领宋江，又一心谋求招安，并不真心反抗，只求博个封妻荫子，青史留名，光宗耀祖。

这些因素使梁山事业无可避免的都会以失败告终。

《水浒传》的悲剧始于招安，在于招安之后的人心相背，昔日情同手足的英雄，相继身死人亡。

在这招安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宋公明，“黑”宋江是书中极力塑造的一个“全忠全孝”的人物。

他“自幼曾攻经史”“学吏出身”（第三十六回），为人行为处事讲求“忠孝节义”，人称“孝义黑三郎”。

他深受儒家“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影响，为了尽孝，他在杀“惜”之后辗转逃亡的过程中，听说父亲病亡，不顾一切赶回，最终被抓，发为配军。

宋江随两个公人前往江州途中,想走小路绕开梁山泊,结果还是被刘唐等人拦住,刘唐持刀要杀两个公人,宋江道:“这个不是你们弟兄抬举宋江,到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万劫沉埋。

若是如此来挟我,只是逼宋江性命。

我自不如死了!持刀要望喉下自刎”[9]（第三十六回）。

当晁盖劝他入伙时,宋江的一段肺腑之言,可谓透露出他的内心世界:“哥哥,你这话休题。

这等不是抬举宋江,明明的是苦我。

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如何敢违了他的教训,负累了他!……因此父亲明明训教宋江,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

如哥哥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兄长手里乞死!说罢,泪如雨下,拜倒在地”[10]（第三十六回）。

后来,宋江在揭阳岭又误被李立麻翻,幸亏李俊相救,李立又劝说入伙,宋江答道:“梁山泊苦死相留我,尚兀自不肯住,恐怕连累家中老父。

此间如何住得!”[11]（第三十六回）。

他劝别人落草时,也希望他们“得朝廷招安,……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

[12]（第三十六回）要不是一时兴起，浔阳楼上题反诗，证据确凿，江州城中劫法场，惹下天大的祸端，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上梁山的。

上梁山后,他“权借水泊暂时避难”,牢记着九天玄女“汝可替天行道,为主
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的法旨。

当他上了梁山，坐上了头把交椅，立即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进一步明确了梁山泊“替天行道”的基本路线和行动纲领。

其第一个举动就是要众兄弟对天盟誓:“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决不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否则“天地行诛，神人共戮”。

这显然是要求众兄弟拿“义”去无条件地服从“忠”。

因此，还未招安，宋江就已摆好曲义、损义的全忠架势，与此同时开始了他的招安设想。

他名义上是想为兄们找个出路，摆脱贼寇的恶名，“图个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实则是为了成全自己“全忠全孝”的名声。

他身为头领，内心很清楚在梁山之中有很多人是反对招安的，他们之所以能走到一起完全是冲宋江“结贤纳士”“仗义疏财”的“及时雨”称号而来，并不是冲宋江骨子里的忠君与招安。

但是正是因为这些绿林英雄、草莽好汉重视江湖中的“义”，他们才能在“义”的驱使下去成全宋江的“忠”。

宋江是几千年来儒家文化的集中代表，他有叛逆的一面，但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却是“忠君报国”和“忠孝节义”的观念。

当“忠”和“义”同时摆放到他的面前时，他选择了“忠”，摒弃了“义” !儒家的“忠孝”讲求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训导。

宋江冒着被抓刺配的危险也要去“奔丧”，他当上首领后的种种谋求招安的表现都反应出他是一个“卫道士”。

《水浒传》的悲剧归根到底是“忠”与“义”，“庙堂文化”与“江湖文化”矛盾不可调和的悲剧。

这种冲突始终存在，不时发生。

宋江要招安，武松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兄弟们的心。

”[13]（第七十一回）李逵亦“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作粉碎。

”
[14]（第七十一回）后来朝廷派陈太尉来招安,他便把“圣旨”扯得粉碎。

即使宋江受了招安后,他还屡次要反上梁山。

鲁智深是个明白人,他对朝廷本来就不存有好感,在宋江力倡招安之时,他已一语点破招安的结果:“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

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

[15]（第七十一回）连关胜也表示过反对。

此后,阮氏三雄偷换御酒,吴用的种种安排和举措,都表明了不同程度的反对招安,至少也认为不是时候。

但是,首领决定了的事情,属下只能服从,这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的变种,故宋江得以一意孤行,才能将招安贯彻到底。

故从这一特定意义上看，导致梁山和梁山群雄悲剧性结局的正是梁山群雄自身。

蕴含于宋江形象中的“忠”与叛逆的矛盾冲突和蕴含于梁山群雄中的“义”与叛逆的矛盾冲突之间为同构互渗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同构互渗是构成《水浒传》悲剧性质的基本根源。

（明）杨定见在《忠义水浒全书小引》中引无涯的话说得好:“《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

”《水浒》的本质就在忠义之中。

我们在拜读《水浒》的同时，常常忿恨宋江的愚忠，但是当我们看到众梁山英雄为“义”所累，不顾后果与意愿的接受招安时，他们的“义”又何尝不是愚义？有了宋江的忠，才有了宋江主宰“梁山”的招安路线；有了“梁山”群众的义，也才有了“梁山”对宋江的招安决策的奴俾式的屈从，在这里看忠和义的实质都是奴才主义的奴性意识。

作为奴性意识，就其本质来说是对人性的扭曲，是人们对自己信奉的教条和权势的盲目顺从。

这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密切相关。

在中国层层密网般的等级与所属关系中，人身依赖日益加强，在森严的封建等级社会结构里，不仅被统治阶级是奴才，统治阶级内部也是以不同的等级被区分开来的。

这样，等级低的人是等级高的人的奴才，小官是大官的奴才，大官是皇帝的奴才。

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等级制度便是奴性意识产生的根源，同时也是奴性意识和作为奴性意识的忠义何以能成为累世累代的中国人的普遍意识的原因。

奴性意识和作为奴性意识的忠义，对于作为叛逆者的“梁山”群落是一剂毒饵。

水浒悲剧是人性与奴性的冲突，是奴性的胜利和人性的毁灭。

[16]
宋江将招安作为弟兄们的出路，而一百零八人经过征方腊,已经“十损七八”,到了“朝觐”时只剩下27人。

朝觐完毕,“各授名爵”之后,又接连有戴宗、柴进、宋清、李应、杜兴、
邹润、蔡庆、裴宣、杨林、蒋敬、朱武、樊瑞、穆春等人步鲁智深、武松、公孙胜、燕清、李俊、童威、童猛的后尘,“纳还了官诰”,归乡为民去了。

这些北破辽兵、南擒方腊的朝廷功臣,之所以一个一个“不愿”接受“恩赐”,“情愿自将官诰纳”,完全是为了躲避专权奸臣的谗害。

最后兄弟们或身死或不领情，招安全面失败，力主招安的宋江心中是十分悲哀的，悲哀自己的一片苦心落得如此下场，自己功成名就却被赐死。

三
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形式，概括起来不外乎三种：一是被封建统治阶级所镇压；二是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三是起义领袖当上了新的皇帝，建立起新的王朝。

水浒起义声势浩大，依托梁山水泊为根据地，连败宋朝官兵，被统治阶级镇压于情理上有些讲不通。

宋江是义军的领袖，他满脑子的“忠君”思想，一心只想招安，即使落草为寇，要“替天行道”也是只反贪官不反赵官家，因此他不会选择第三条道路，这样看来接受招安就成为梁山起义的唯一结局了。

《水浒传》的悲剧是人本悲剧，这种悲剧是人类自身的认识行为、能力的局限造成的，是无法支配的悲剧，因而是宿命的、终极的悲剧。

[17]这种悲剧在《水浒传》中的结构被称为“两难”结构，即以宋江为首的力主招安路线和以武松、鲁智深、阮氏兄弟等为代表的反招安同盟。

这两条道路在宋江上梁山后就时隐时现的出现，当“大聚义”后就明朗起来，冲突也公开化了。

宋江舍弃了占山为王，逍遥快活的生活，义无反顾的要谋求招安，固然有很强大且根深蒂固儒家文化的强力推动，然而其真正的原因，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指出的：“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就使当时的革命总是陷于失败。

”这样看来，宋江的抉择所代表的就不仅仅是儒家文化与个人荣辱的抉择，更是体现着时代和阶级局限性的选择。

这种选择在当时的宋江看来无疑是正确的，甚至是“光明的”和“青史留名”的，但是最后作者用血淋淋的事实驳斥：宋王朝言而无信，残酷卑劣，对义军斩尽杀绝，义军被淹没在血泊之中，很少幸免于难。

宋江葬送了义军也葬送了自己，最终众叛亲离，连他最亲近的兄弟都与他彻底分裂，分道扬镳了。

这个结局沉重、凄惨、撕心裂肺。

宋江努力一生也没有跳出农民起义的怪圈，宋江没有明白，他被招安所依仗的资本就是梁山基业，当梁山基业在平方腊的过程中所剩无多时，他的实力就不足以对宋王朝构成威胁了，因而就失去了被招安的价值，他们走上“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的老路就不足为奇了。

《水浒传》的作者生活在元末明初，有关资料记载他曾参加过张士诚领导的农民起义，这一点未必可信，但生长在动乱年代，元末轰轰烈烈的大起义，他应当是亲身经历过的。

作为农民起义的经历者，他很想为梁山义军找一条合适的出路，但由于他身为农民阶级，其阶级局限性使他找不到一条超越阶级、生产关系与时代的出路。

因而他只能含着泪让梁山起义失败于招安的大旗下。

《水浒传》的悲剧不仅是人物命运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知识分子面对时代风云变幻找不到出路的悲剧。

这种悲剧更加引人深思，发人深省。

水浒起义是我国历史上一次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作者以独特的视角，艺术的手法，将其渲染地一波三折，除却将百八人描绘地形态各异、栩栩如生之外，还艺术的展示了梁山群雄们从上梁山，一直到梁山事业崩溃的悲剧。

梁山起义的悲剧是愚忠愚义的盲目屈从的悲剧，是黑暗堕落的社会“官逼民反”的悲剧，是农民阶级的知识分子找不到出路的悲剧。

总的说,《水浒传》的悲剧是世俗的悲剧,不管有多少关于天命的论述,最后的归宿都缘于人事,在世俗的争夺中,英雄失去色彩,追求也显得无奈,在死与成神之间,留下的只有无限的感伤。

《水浒传》又真实地写出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写出了各种“逼上梁山”的过程,写出了农民起义的演变和被利用,还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人间关系准则的深厚影响和它的缺陷,因此它真正是一部缩微了的历史写真,是一部概括了所有同类历史事件的典型作品,是一部十分真实的悲剧。

从另一方面看,唯物史观认为，当生产力没有新的发展并因此产生新的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