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诗歌滋养着的人文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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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诗歌滋养着的人文城市
成都是一座唯有诗才能解读的城市。自古以来,天府之国以其恬淡、安谧、人性化的生活空间庇护着诗人们躁动的灵魂。寻着历史的经脉数下来,我们便会蓦然发现,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唐代的陈子昂、李白,宋代的三苏,明代的杨升庵,清代的张问陶、李调元,近代的郭沫若、巴金……那些出生于成都或受成都文化熏陶而成的文化巨子,都打上了成都这块“清心之地”的烙印。
2001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中,成都金沙遗址榜上有名。是年2月,大量的金器、玉器、青铜器,大量的象牙、野猪獠牙等文物,让世人惊呆了。它们再一次证明了成都平原在商、西周时期便有了非常辉煌的文明。
因为“三星堆等系列古蜀文化遗址的发现,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重要实物证据”。它们与宝墩遗址、鱼凫村遗址、芒城遗址、双河遗址及十二桥商周建筑遗址、商业街船棺墓葬遗址等为代表的古蜀文化成一体系,形成独特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它们对长江上游人类文明的起源、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起源提供了详实的研究资料,并将成都平原的人类文明史提前到了3700多年前。作为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成都市,完全可以利用旅游环线展现古蜀文明的完整面貌,把古蜀文明遗址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诸遗址到三星堆、金沙遗址和商业街船棺遗址串连成为旅游线路,还有利于捆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事实上,自古以来成都都不缺少独特的文化。以前蜀永陵、后蜀和陵、明蜀王陵群等为代表的帝王陵寝文化体系,可谓为古蜀文明锦上添花。
五代十国时的成都,是一个乱世中的世外桃源。无论是王建还是孟知祥,竟都在这样的乱世中,在成都建立了自己的帝业,前后蜀王朝因此而诞生。由于五代时期蜀中社会的长期安定,成都人能享有与战火中原迥然不同的和平环境,富足而安乐。正如谢元鲁先生所说,前后蜀时成都人的游乐,城北有学射山和万岁池,学射山即今天的凤凰山,传说是成都隋代著名道士张百子的成仙之处。万岁池则是秦代张仪取土筑城,积水成湖的风景胜地。城西有百花潭和圣寿寺,这里有唐代浣花夫人的传说,与李冰为镇成都的洪水所雕凿的石犀,还有祭祀蚕丛神的神祠。城南有江渎祠和玉局观,是历代祭祀江神的神祠和道教著名宫观。城东在海云山,山间的海云寺,是市民摸石求子的好去处。城内则有大慈寺。而蜀王宫阙,则独占城中的风光佳胜摩诃池和宣华苑。正应了著名作家龙应台的话,成都人很有文化气质,从三星堆到金沙到李冰,历史非常丰富,对比非常强烈,是一个人文内涵极其丰富的城市。
用诗歌文化浸润古老成都意境
成都是诗歌滋养着的城市。从西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才子佳人”成都,到盛唐李杜的诗酒成都,从杜甫草堂到陆游祠,到望江楼,到罨画池,到升庵祠……在这块久远而丰盈的诗歌后花园里,诗歌以其繁盛的生命力生长着。
古往今来,成都的体温一直是诗歌的体温,成都的气味始终是诗歌的气味。古往今来,
在成都休养生息和挥洒诗文的杰出文人如星汉璀璨。“自古诗人例到蜀”。在古代,特别是在古代文化发展鼎盛的唐宋时期,很多外省籍的诗人、画家纷纷入蜀,来这里采集特殊的气场,吸取另类的养分。汉大赋的奠基者是汉代文豪成都人司马相如,他与严君平、扬雄、王褒是“文章冠天下”的蜀中四大文学家。唐时,在成都游历和定居的诗人有王勃、卢照邻、高适、岑参、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元稹、李商隐以及画圣吴道子,宋代的苏东坡、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都留下过许多流芳百世的华美诗文。难怪有专家称,没有成都,就没有诗圣杜甫;没有巴蜀山水,也就没有留下“剑南诗稿”的宋代文豪陆游。
公元759年深冬,杜甫因避安史之乱流亡到成都。那座他流寓时的草堂,已然成为中国诗歌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符号。然而杜甫的草堂所影响的,不仅是用汉语写诗的炎黄子孙。日理万机的法国总统希拉克来了,他来中国的第一件事便是朝拜草堂,敬谒诗圣。按说大洋彼岸的法国,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是东西的文化血脉打通了现实中的空中通道,是诗圣杜甫强大的引力使之迈出了走进草堂的脚步。
成都的历史并未走远。一座现代化的都市不但应该拥有历经沧桑的历史,它更应该获得一种来自于历史的经验、大气以及和土地一样的磅礴生机。诗歌所铸就的成都城市精神,无疑应验了一个历史规律:薪火相传的人文精神和文学传统,永远是成都的动词和名片。
用民俗文化引领成都独特瑰丽
民俗成都,是由这个城市有形的建筑和独特的市民文化构成的。
“有着黑漆大门的公馆静寂地并排立在寒风里。两个永远沉默的石狮子蹲在门口。门开着,好像一只怪兽的大口。里面有一个黑洞,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谁也望不见……”这是青年巴金笔下的有着独特民俗的成都公馆形象。从某种程度上讲,巴金的《家》就是一部成都民俗博物馆。
应该说,从成都走出去的近现代文人对成都都有一种天然的偏爱,他们的作品大多以成都为影子。同巴金的《家》一样,李吉力人的《死水微澜》亦如此,从他们对成都民俗建筑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旧时成都的那种清雅闲逸,宁静致远。以刘氏庄园、陈家桅杆、洛带会馆建筑群等为代表的川西民俗文化体系,构成了这种宁静致远的高潮部分。
两年前,成都市区武侯祠旁打造的“锦里”,便是这种民俗文化的复活和再现。一条长350米、宽不到4米的仿古小街,却是人流如注,熙来攘往,有人说它是浓缩了的春熙路,又有人说它是古城丽江的精华部分,前去逛街的朋友根本不相信这竟是一条成都最新的“老街”。
在都市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包裹中,人们来此找回儿时的回忆,享一份心情的休憩。踏上窄窄的石板路,端详漆黑的木门和窗花,凝视虎虎生风的古戏台,品味那副“史标三国辉秦汗,客聚五洲乐古今”的楹联,再看看身旁疾步如风的黄包车……特别是夜里“咚咚”的打更声,你几乎忘了是置身于汽车轰鸣、霓虹灯闪烁的现代社会。有这种恍若隔世感觉的,在成都还可找到几处。宽窄巷子、琴台路便是最好的物证。
入夜的琴台路是灯火的海洋,你甚至会怀疑在两千年前的那个春夜。街的尽头是司马相
如和卓文君抚琴的千古绝唱,在这样的夜晚里,烫上一壶酒,酒兴正酣时,吟上一曲司马相如的“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兮求其凰”的诗句,真个是仙人般飘飘欲仙之感。
成都与“锦”字有缘,它简称锦城,门前锦江水潺潺流过,还有价值极贵的蜀锦。“蜀锦”二字,用白话文理解便是“四川金帛”。其实,令成都人为之骄傲的,还有与蜀锦齐名的蜀绣、漆器等,这些都是成都的绝活,要知道,蜀绣是中国四大绣之一。
成都的民俗,不仅在这些藏品丰富的四合院里,更在成都人举手投足的习俗中。两年前,中断了45年的成都大庙会又出现在人们眼前逛逛庙会就能读到成都民俗的顽强生存状态:蜀绣、剪纸、糖画、泥塑……
用“儒释道文化”浓缩成都和谐美景
道兴于成都,成都人多与大道有缘;佛学的源远流长,让成都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驿站;而儒家思想的发扬光大,使成都像一位“儒商”一样,“文”“商”兼备。
难怪不少仁人志士来成都,都有一种特殊的禅悟和空静之感,这便是儒释道在这块土地上和谐共生,发扬光大。
儒、释、道是成都“和谐包容”的城市精神最好的诠注,这是一篇大文章。
儒、释、道“三合一”的纯阳观位于成都市新津县城西部顺江乡平岗村。纯阳观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建筑可谓规模宏大,装饰精美,艺术甚高。
《后汉书》“鲁字公祺。初,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
青羊宫之所以得名,首先是与青羊有关。依道经所载,这里为太上老君第二降生之地。《蜀王本纪》说:“老子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临别曰:‘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
旧时,在青羊宫的山门正对百步外,旧有一拱高桥,人称“望仙桥”,在现蜀绣厂前;水流至宝云庵侧,琴台路南,又有西濠水注入(此水流入百花潭,现在的成都人很多都不知道这条河的名字),上有小石桥,名“迎仙桥”;在青羊宫之西,跨摸底河有石桥,名“送仙桥”。人们传说,三山五岳的神仙就是从青羊宫周围这三座桥来赴庙会的。
今天,望仙桥和迎仙桥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只有送仙桥作为艺术市场保存下来,与青羊宫遥遥相对。
据传,东汉末年,道教创始人张道陵为方便教化所设之二十四治(教区),中品第八治平盖治便是此山。进入唐代后,蜀地渐成全国佛教之重镇,使源自本土的原始道教反而在声势上退居次席。到了宋代,一代禅门领袖、被宋高宗赐封为“圆悟禅师”的佛果克勤禅师,晚年驻锡于成都昭觉寺,于是成都很快便成为全国的禅教中心,使“言禅者不可不知蜀”的盛誉,一直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