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解释主义的阐释

中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2013—2014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论文（实践报告）课程名称：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专业：传播学学号： ***********名：**定性研究2003秋p2-6对解释主义的阐释约翰·耶林（波士顿大学）摘要：当下，解释主义这一术语承载了大量新意义，很难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区分开来，解释主义到底是什么？解释主义和行为主义，解释主义中和因果关系，解释主义和可证伪命题，解释主义和主体间性，解释主义和定量分析，解释的权限，特殊化与泛化，左翼与批判性，解释主义和当代政治科学都将帮助我们更好得理解解释主义的内涵，也是对解释主义的阐释。

关键词：解释主义；方法论；认识论；社会学解释主义是什么？1和广泛的方法论的辩证相同，这个问题更多得取决于它的定义。

解释主义可能被定义得有所保留——比如非实证主义。

然而，这几乎澄清了这个术语，由罗伯特·爱德考克和大卫·德赛尔在他们对这个讨论的撰稿中指出。

我们可能从大卫·莱丁的观点开始认识解释主义，认为解释主义是指解释或澄清——将模糊的呈现出清晰的形式。

到目前为止，这是足够正确的。

然而，从当前的使用情况来看，这个术语似乎承载了大量新的意义2。

在认识论的层面上，解释主义可能被视为一种真理构建，依靠一致性的检验，而不是(或包括)和外部现实的一致性。

因此，解释主义通过看一个行动或事件的语境，以及它和周围一系列的行动、事件和判读的联系来获得意义。

解释主义、古典主义，包含了一种想象全局的呼吁。

这个术语有时也作为一个广泛的标题包括所有（或大多数）非量化形式的社会科学中的分析。

所有解释主义者将同意，他们在搜索“主体间的（多数人能理解的）”的含义，是与“主观”的意思和“客观”的事实相对照的。

所有解释主义者同意密切关注意义的重要性，这个意义与一系列研究中的相关者的活动或事件相关。

解释主义是自我意识的以作用物为中心的。

出于这个原因，解释主义有时称他们的研究对象为文本的。

虽然它可能不包括书面文本，它不过是被像文学批评（或圣经评注者）处理一个文本的相同方式来处理。

因此，它与圣经解释学和诠释社会学相关（伽达默尔1975）。

在许多方面，解释主义可能被认为在理想的自然主义（又名“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占据了一个中间位置。

它与传统的文学批评实践是一致的，用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尤其关注作者的意图（霍伊1982）。

它在政治学和社会学占据了一小块，或许不是那么小（再一次，定义是至关重要的）。

读者会从上述讨论注意到我对一个主概念的定义主要依赖解释主义，因为它于20世纪50年代形成，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由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1975），克利福德·格1我感激对这篇文章的各种早期草稿的反馈，从来自罗伯特•爱德考克，马克•贝维尔，大卫•德赛尔，大卫•莱丁和德沃拉•亚诺娃。

这篇文章极大地受益于他们的谨慎,而不是不加批判的关注。

2我明白莱丁的文章是为了以一个规范的模式在证明；这就是我们应该定义解释主义，他似乎在论证。

在这里，我将正常使用的角度来着手这个主概念。

解释主义是a）人们所认为的，b)所谓的解释学派所做的。

尔兹（1973、1979a、1979 b），E.D.赫希（1967），阿尔伯特·赫希曼（1970），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1971），查尔斯·泰勒（1985），格奥尔格·亨里克·冯·赖特（1971），和彼得温奇（1958）3继续发展。

遗憾的是，澄清这个观点——这个术语近年来已被挪用到很多方面，以至于很难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区分开来。

然而，由于德里达，拉康，德勒兹，利奥塔尔的研究成果，以及福柯从根本上与伽达默尔的成果及其他的格格不入，我认为把这两种方法论/认识论的主概念区别开来是有意义的。

这个主概念的初步定义已经形成，现在我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几个由解释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提出来的方法论问题上。

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之前就被核实过。

即便如此，序曲以一种强制的问答教学法贯穿始终也许对我们的讨论有用。

许多问题将涉及更大的范围——相当多的微妙之处——在剩余的，更集中的，对这个讨论的撰稿中。

到这个序曲看做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探索。

接下来将总共有十个难题。

首先，可能被质疑解释主义是不是更接近社会科学的哲学，或者甚至是认识论，而不是一个特定的研究议程或方法。

很少存在解释主义“指南”，和许多哲学群。

这是改变的开端，因为近来圣人目录证实了这一点。

即便如此，解释主义的地位与其纵聚合的竞争对手似乎有些不同，理性选择和行为主义避开哲学讨论而且非常实用(旨在告诉从业者如何从事这个职业)。

行为主义和解释主义在这方面彼此互为镜像，一个提供了一个“赤脚”研究项目，另一个提供了一个反馈的程序，这些反馈是一些关于学习社会现象的实际操作的建议。

确实，最具影响力的解释主义者（如伽达默尔、赫希曼、麦金太尔、里克尔、泰勒、温奇）是以他们的整体哲学的论断最出名，不是因为他们的实地考察（格尔兹是一个显著的例外)。

许多都是职业的哲学家。

因此，有人可能会怀疑当我们比较解释主义和它的所谓的竞争对手时，我们是不是在比较苹果和桔子。

可以说，解释主义的意图是质疑社会科学中所有成果的认识论基础，不是向任何人展示如何做。

它强调一个问题，当我们研究社会科学的时候我们正在做什么?而不是我们应该怎样研究社会科学？在这里我不打算参与这些认识论的争论，我提出这些只是因为它们与这个讨论直接相关。

在这里，我们将解释主义作为一个意指的方法。

这样做是否合适是我们应该考虑的第一个问题。

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根本上错误的冒险。

第二，解释主义简单得指的是非因果的说明（又名描述性的命题），近端因果论点还是因果流程呢？4或者，解释主义也引发关于根源的（“结构的”）因果因素的推测？可信的是，对行为合理性和一个给定的研究背景的细节的密切关注排除了长远原因的考虑。

事实上，在解释主义的规则很少有这样的争论。

在这里，原因经常被视为“本质的”（文特1998，1999），或作为模糊过程，此时因果关系混在一起，所以很难从一个判断另一个。

在解释体系里很少有外因的因果因素。

同时，解释主义似乎没有放弃big-C因果关系。

因此，它仍然是一种歧义。

第三，解释主义产生可证伪的命题（描述性或因果性的）吗？从库恩调用一个短语，以可测试的参数结束他们的研究项目吗？或者说，有多少对一个给定的社会现象的解释是合理的，如何确定解释的好坏？这个讨论一定程度上被可证伪性这个概念的模棱两可所笼罩，这正是波普尔发现了的，非常恰当地，关于这个度（波普尔1934/1968），后续工作需要进一步修订（比如，拉卡托斯1978）。

但是一般的想法是毫无疑问的。

为了被认为是真的，或者可能是真的（波普尔本人对一个极端的认识论怀疑产生了影响），一个论证必须承担错误的可3有用的纲要，去看到吉本斯（1987），纳坦松(1962)，以及拉比诺和沙利文（1979）。

4有时，这个问题被框以解释和理解之间的二分法，如爱德考克指出。

然而，由于解释主义似乎并不将有因果论点的前者和有一种描述性的论点的后者等量齐观，这些术语没用。

能性。

也就是说，在实践中，主张和他们嵌入的研究项目，应具体说明他们要描述或解释的结果；他们应该识别竞争对手假说；而且这个研究设计应该是能复现的，以便未来学者能再次研究这个问题。

在这里我使用了一些科学术语，但基本思想适用于所有领域的理性思维，就像波普尔一直强调的。

在任何情况下，关于解释主义a）包含可证伪性的常态和b）完成他们的工作的程度都存在争辩的余地。

第四，解释主义排除考虑“主体间（多数人能理解）的”领域之外的因素吗——就是说他们并不主要由行为或语言构成，而是目标（现有的独立于人类感知的）？比如，人类状况例如认知加工（拉考夫1987）的生物特性的作用是怎么样的呢；或者抽象制度比如一个选举系统（塔格佩拉和舒伯特1989）是怎么样的呢？此外，考虑一下在某种意义上是的普遍动机而不是文化构建比如利益（理性选择的基石）的动机。

所有这些问题都在解释主义管辖范围之外吗？当然，解释主义者可能回应称，由于它们的文化这些因素被纳入到解释主义的范畴。

即便如此，这意味着解释主义局限于研究普遍中的特殊性。

因此，虽然解释主义可能承认，用乔姆斯基的话说，语言包含了一些纯粹的认知（先于文化的）因素，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语言显然存在不同的形式。

解释主义者大概会对前者感兴趣而不是后者。

对于像地理位置和选举系统的因素来说，同上；他们提供了一个存在差异的普遍结构。

这个论述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性质的重要问题。

解释主义建立在一种将因果优先级授予给主体间性（即文化、语言、或思想）还是各种客观/结构性因素的世界观上？显然，一个人不会对研究主体间的含义非常感兴趣，如果这些大多是上层建筑的。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理性选择和文化唯物主义（如哈里斯1979）以及主体间的（多数人能理解的）含义只作为因变量是有趣的。

在解释主义者的著作中，默认文化的相对自主权或主体间性。

海龟栖息在一层层海龟上，没有最终的地面。

社会科学最终还是阐释。

第五，定量分析是否排除在解释主义之外?一个人是不是一旦开始统计就离开了解释主义的范畴?例如，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以非结构化的方式（霍克希尔德1981；莱恩1962）涉及少数人的研究是解释主义，而以更加结构化的方式（坎贝尔以及其他人1960；韦尔巴及其他人1995）牵涉大量的人的研究就不是解释主义。

计算能力的问题，尤其是与调查研究有关的，在劳拉·斯托克和德沃拉·雅诺对这个讨论的撰稿中得到解决。

虽然似乎人们通常认为解释主义不是主要依靠可计算的东西去洞察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个主要是基于定量分析的解释主义作品的例子？），他们当然不把自己排除在定量分析的领域之外。

再一次，我们遇到一个原理的歧义，应该如何定义解释主义。

第六，评述者在解释过程中被授予了多少余地？相对于参与者意识和语言之外的意义，参与者可理解的意义被授予优先权吗？多少来自残忍事实的“抽象概念”是被允许的？在这方面解释主义者一般和民族方法学家（加芬克尔1967）不太一样，他们认为某种形式的重建是必要的。

但在保持解释传统的基础上被授予多大范围的分析许可是很不清楚的（且很少被强调）。

为了澄清这个方面的歧义，解释主义者可能希望求助于合适的一个给定的主体间的（多数人能了解的）领域（“文化”）的界限；他们尤其不愿在全球范围内泛化（麦金太尔1971）。

然而，诉诸文化特异性假设了文化有明确的界限。

凑巧的是，这不是一个当代大多数解释主义者认可的假设。

因此，抽象问题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如果现在文化是全球性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必须？）延伸至全球范围？第七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