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廉政经(转)

曾国藩的廉政经（转）

晚清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中国政治腐败最为严重的时期。当时，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开展了一系列的自救运动，反贪腐、整治官场作风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涤肠荡胃——治积顽者唯有猛

康乾盛世后，清朝迅速走下坡路，此时的社会问题已经到了千孔百疮的地步，而此时的官场“倡为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陷入“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可悲境地。如何治疗官场积弊并解决社会问题？曾国藩认为必须“积顽之后，振之以猛”。他以“医者”作为隐喻，认为“医者之治瘠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即必须对官场风气“涤肠荡胃，腐惩而廓清之”。这种以霹雳手段大力整治官场的思路，一直贯穿于曾氏治军理政始终。1869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其辖区一方面与捻军作战，另一方面又担负海防重任，可谓腹心之地，而经过多年的内忧外患，直隶地区官场腐败，“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当年4月，曾国藩就任仅一个多月，便罢免11名知县以上的官员。9月，又有9名官员丢掉顶戴。同时，他还保举19名“循良之吏”，树立官场榜样。《清史稿》说曾国藩的治理使当地官场风气为之一振。

综合名实——救浮华者莫如质

晚清之时，训诂学大行其道，官员阶层“崇尚清议，不

充实用”，腐儒学风充斥官场。当时的军机处、南书房等国家核心部门遴选人才往往看小楷工不工，律诗巧不巧，至于内容实不实，办事能力强不强则不问。此外，“学术坏而人心风俗随之”，“人心趋伪”也是当时的一大弊端。对此，曾国藩认为浮华之风“于经国匡民无补”，得出“救浮华者莫如质”、“惟实可以破天下之虚”的结论。他提倡“以诚为本，以拙为用”，倡导由空谈转向以务实的态度面对危局，以救时弊。他育人才、办团练、整治官场，成为“晚清中兴第一人”。他坚持经世致用，喊出了兴办洋务运动的第一声，开办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制造中国第一艘轮船、成立中国第一家大型多功能近代工业基地、建立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引领救亡图存的时代潮流。

移风易俗——挠万物者莫疾乎风

晚清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在曾国藩眼里，则是世风的改变。对世风的忧虑几乎贯穿曾国藩的一生。在那样一个“万难挽回”的时局下，如何拯救世风日下的现实？曾国藩认为一言以蔽之就是“成风俗”，“挠万物者莫疾乎风”，而一旦形成风俗则会“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人之力，而莫之能御”。如何让成风俗？他认为人心是可以引导、教育的，而引导、教育是可以改变风气的。风俗的好坏，取决于一两个大人物人心之所向、躬身示范与教化，提出改变风气是上位者的使命，“故为人上

者，专重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成风俗”的实践贯穿曾国藩的从政生涯，他以“一二人”自诩，力图冲决世俗的罗网来移风易俗。后世多视移风易俗是曾氏在政治上最大的成功。

泉涌云兴——当求唯用人一端耳

曾国藩认为“治政之要在于得人”。他的人才思想的核心在于“变化人才”。即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历练而成。怎么变化人才？他指出，天下无现成的人才，人才靠陶冶而成；天下无完美的人才，人才靠转移而成。这“陶冶”、“转移”，就是变化人才，在其的军队训练法里，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变化人才的思路和做法。他把“训练”二字分解为“训”和“练”。训，一是训家规、二是训营规，训的方法是“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练，一是练技艺、二是练阵法。训是思想教育，练是技能训练。曾国藩认为“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练、严绳”。如何发现人才，他认为人才要靠为政者主动去寻求，“人才因求才者之智识而生，亦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对于辨别人才，他主张“以质朴廉介为质”，他认为“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要用“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者；对于人才的教育，他主张，应以诚待之，摒弃诈伪，“有师长督课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关于人才的使用，他认为“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之知人；非奖其长护其

短，不能尽人之力；非令其优劣得所，不能尽人之用”。由于曾国藩的知人善任，“非常之士与自好之徒皆乐为之用”，一时形成“名臣能吏，半出其门”的局面。拒不完全统计，仅出身曾国藩幕僚官至三品者达47人，位至督抚者33人，其中大学士1人，军机大臣1人。（文〃张团结）

——载自于《党的生活》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