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科学]19民国史军阀篇四圆四方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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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军阀篇四圆四方图解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平行内战，还有两次巧事还不止于此！这批好战的军阀，南打南、北打北，以后又分别打了两次内战。

这两次战争，也是成双成对，南北同时开火的。

面对图表，看图还是不必识字，也可一目了然。

原来，华北的三系军阀，在皖系(以安徽佬段祺瑞为首)被打垮之后，剩下的直系(以直隶今河北为老巢，以曹锟、吴佩孚为领袖，所谓‘曹吴’)和奉系(以奉天今辽宁为根据地，以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为领袖)，又因分赃不匀，打了起来，是为‘直奉战争’。

这记‘曹吴’与‘奉张’之争，死伤好几万人。

一共打了两仗：‘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于一九二二(民国十一年)四月。

战场延及长城内外及北京郊区。

这次曹吴锋头正健，而奉张准备不足。

偷鸡不着蚀把米，入关未成，反被打得头破血流，退回沈阳(原名奉天或蒙古屯)。

(见‘图三’上部)正当华北的曹吴对奉张在长城各口打得炮声隆隆之时，华南的粤系(刚打平两广的国民党)阵营之内也出了事，孙中山和陈炯明拔刀相见。

孙陈失和始于一九二二(民国十一年)四月。

粤军因此放弃了广西地盘(新桂系李宗仁因此乘势而起)，孙陈同时回据广州，到六月十六日便发生粤军炮打孙中山总统府的事变了。

在粤军枪炮声中，中山易服出走，几遭不测，而孙夫人宋庆龄受惊过剧，竟至当街小产(见何香凝回忆录)。

这次广州事变的过程，不前不后，正与华北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同时发生，又是一记同时平行发展的‘区域内战’。

(见同上‘图三’)可是胜败原是兵家常事。

这平行发展的两记内战中的胜利者，两年之后，又都变成了输家。

原来陈炯明既赶走孙公便独霸了广州，而广州却是当年华南(今日仍是如此)最‘肥’的城市，为南中国大小军阀所垂涎。

中山既失广州，国民党的主流派乃号召散居邻省并与国民党略有渊源的游离小军阀，入粤勤王。

果然各路英雄闻风而起，一致冲向广州，如水之就下。

陈炯明孤军不敌，终于一九三一年底败退东江。

一九二三年二月，孙中山又重返广州执政，改原‘总统府’为‘大元帅府’，自任大元帅。

夺回广州地盘之后，中山原是当年华南‘统派’(且用个今日台湾流行的名辞)的领柚，不甘心雌伏于广东一省，乃信使四出，既要联络逐渐得势的奉张父子，也要争取皖系的残余势力，一致打倒贿选当政，盘据北京的直系曹吴。

──所以孙中山先生在晚年率领一些大小军阀，不断的搞其‘北伐’，和奉张父子率其奉军精锐，累次‘入关’南下，二者并无太大的区别。

事实上他们都是当年军阀混战中的主要成员。

(见图三)再者，孙陈之争最后中山转败为胜，卷土重来，其情况与张氏父子在‘直奉战争’中，转败为胜，卷土重来，也是平行发展，一模一样的。

原来盘据北京的直系军阀(曹、吴)，在打败奉系之后，因胜而骄，终于演出一幕‘曹锟贿选’当总统的丑剧(一九二三)给奉系以卷土重来的机会。

在全国各界一致支持之下，奉系的张氏父子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再度率大兵入关。

直系曹吴全师迎击，这便是史书上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了。

(见‘图三’上部)奉军此战不但秣马厉兵、志在必得，战前并以重金贿赂直军前敌将领，那位有名的‘倒戈将军’冯玉祥。

因此在两军激战正烈之时，冯氏忽然于长城前线‘倒戈’，并于十月二十三日回师占领了北京，幽禁了曹锟总统。

前线各路直军因之一败涂地。

吴佩孚仅以身免，自海上逃往华南。

(见同上)自此华北和东北连成一气；长城内外九省三市(按：‘长城内外九省三市’分别为辽吉黑热察绥直鲁豫九省及北京天津沈阳三市)，就逐渐变成奉系军阀主宰的天下了。

民初的军阀混战发展至此，首先由合而分；接着再由分而合，便逐渐走向传统的套路，终至楚河汉界，刘项相争(或后来的蒋毛对立)的局面。

但是在两强对峙、你死我活之前，双方还得清理战场，整合内部，才能短兵相接，一决雌雄。

为此奉张不惜恩威兼施，以达其整合华北之目的。

一面以高位重金招降旧皖直两系之残余，以为己用。

另一面则以武力驱逐依赖苏俄，日渐赤化之冯玉祥。

奉张的另一着棋便是向广州的中山先生示好，也邀请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以奉系九省三市的地盘与实力，中国如能和平统一，则天下谁属就不难想像了。

可是以电脑细查凡四千万字的‘二十五史’，我们也找不出中国历史上有‘和平统一’的先例。

试问我国历史上哪一个朝代不是枪杆打下来的呢？──刘邦叫做‘马上得之’；毛泽东叫做‘枪杆子出政权’。

孙中山先生原来也不相信‘和平’可以‘统一’。

所以他晚年一直在搞他底毫无希望的‘北伐’；与陈炯明弄翻了，他由于中山坚持‘北伐’，并力主参加军阀混战而起。

他的‘遗教’上也分明指出统一中国必须通过一段‘军政时期’。

不幸，此时蜗居广州的孙大元帅却英雄无用武之地。

他的大元帅府设在广州的士敏土厂；可是他大元帅的命令却不出厂门。

那时帮他赶走陈炯明的原是外省‘来粤就食’的流亡小军阀，如来自云南的杨希闵、范石生；来自广西的刘震寰、沈鸿英；乃至中山的老同志在母省湖南政争失败的谭延闿、程潜和他们的湘军……，甚至中山的老班底、蒋介石的老上司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等等，都是一批不折不扣的旧军阀。

他们来粤就食扰民是真，拥孙革命是假。

他们就地征税征捐，包烟包赌包娼，大发横财，孙大元帅也分不到一文，但是他们都是大元帅的部下。

当他们弄得天怒人怨，广东老百姓至忍无可忍之时，大元帅还要替这些小军阀背黑锅呢。

所以，在那一段‘做广东人的悲哀’时代，真正能为‘本省人’说话的，反而是那些主张‘粤人治粤’的陈炯明、陈廉伯(广州商团总办)等反革命的‘叛徒’。

──孙中山先生虽然说得满口的广东话，对当地广东老百姓来说，他所搞的却是一种令本省人不能睡觉的‘外来政权’啊。

──所以那时广东省内真正的黎民百姓实在厌死了孙中山，就是因为中山好大喜功，召来了无数省内省外的虾兵蟹将，把广东弄得乌烟瘴气的缘故。

──笔者作此大不韪之言，深知两党史家都会口诛笔伐的。

但是执简而往者总应以史实为根据嘛。

中山那时为南方小军阀搞得走投无路，乃玩个新花样搞‘联俄容共’。

可是俄岂好联？共岂易容哉？此事非本篇主旨，容另论之。

中山其后不得已只好放弃‘北伐’，转而于一九二四年秋，接受北方三大军阀(段、张、冯)的联合请柬，北上首都去搞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和平统一’未成，却于翌年三月赍志以殁。

可是话说回头，中山如不北上而病死首都，则广东的政局便不能发生后来的蒋氏独裁，江浙帮回潮的局面。

盖中山如仍健在广州，则蒋介石这位宁波佬要想一口气赶走三位‘本省元老’(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实不可能也。

蒋氏后来之能扶摇直上者，成败之鉴，关键在中山之短命也。

──中山一死，介石才能抓住军权不放。

终能扫平东江、清除杨刘、放逐许氏、逼走汪胡、压抑共党、联络李白(新桂系)而统一两广。

有两广地盘与实力作底子，搞出真正的‘一国两府’，然后‘革命军’的蒋总司令才能北伐中原，和‘安国军’的张总司令，一决雌雄。

直至张老帅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在皇姑屯被炸身死，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也正式关门之后，南京的‘国民政府’始被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一致承认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才结束了那历时十六年的军阀混战之局。

(见‘图四’)以上的四个圆圈的图解，目的只是把袁世凯死后，南北军阀十多年的‘混战’清理出点眉目，找出点系统，让一般读者和本科学生不致因‘混战’两字便对军阀时期这段历史，望而却步就是了。

所以这看图识字的方法对研究‘军阀史’只是个起步，虽然这个起步的知识，对许多非专业人士，甚或中学文史老师作为班上文史教材，已经很‘够’了。

我所教过的美国‘在职训练’课程中的大批中学老师，便很诚恳的向我说过，有的还备有礼品相赠呢。

但是这‘起步’对求知欲旺盛，有更上层楼愿望的读者和听众，就应该另有阶梯，循序渐进。

这就是我想进一步浅介的‘四方’图表了。

在国外大学里教授中国近代、现代、当代中国史，其最难讲授的一段，我个人的经验，是莫过于中华民国初年，军阀时期那一阶段了。

这一阶段的中国史是一段军阀混战史，而军阀又分‘皖系’(安福系)、‘直系’、‘奉系’、‘桂系’和有实无名的‘滇系’、‘粤系’，另外还有无数其他的小集团、小派系。

各系军阀之外，帮凶文人还组织了一些政客的小集团，什么‘研究系’、‘交通系’、‘政学系’等等数不清的帮派;有的还挂着政党的招牌，从事政治活动。

真是系类纷繁，莫衷一是。

──他们打起仗来，又是什么‘护国’、‘护法’、‘直皖’、‘直奉’、‘定桂’、‘援鄂’……，打仗的将军们，又有什么绿林大学毕业、倒戈将军出身等等……，总之，一个历史家要把这文武各系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弄出个头绪，真谈何容易。

再要把这个错综复杂的故事，向你课室里一大群青年学生讲解清楚，那就难上加难了。

你的学生如果再是对中国甚或东亚都一无所知的五色洋人，那几乎就不可能了。

在五○年代的中期，笔者尚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的时候，由于毛周诸公闹出的‘中国热’，使美东十数家大学都开了些‘现代中国’(Modern China)和‘当代中国’(Contemporary China)一类的课程。

选课的学生除‘本科生’、‘研究生’之外，还有一些‘成人教育班’(Adult Education或General Studies)中的成人，和大批的中学教员和公务员。

因为那时的中学教育也受感染，中学课程中也不免要讲授有关中国的课题。

那些对中国毫无所知的公教人员，这时甚至在学校和政府的特别资助之下，也临时抱佛脚，来搞点‘恶补’，所谓‘在职训练’(In-Service Training)。

──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对毛泽东究竟姓毛或姓东；蒋介石姓蒋或姓石，都搞不清楚。

至于‘北京大学’是私立(像哈佛和哥伦比亚一样)，或是州立(像加州大学)，那就更莫名其妙了。

再谈起‘国立’北京大学，这‘国立’二字就更费解了。

美国有啥‘国立大学’呢？！──所以那时各大学和补习班，对各阶层的中国学教师，真是需才孔急。

笔者这个‘研究生’，那时在哥大所‘研究’的原非‘中国学’。

但是打工自给的‘蓝领工作’实在太辛苦；想找个‘白领工作’轻松轻松，所以就经友人介绍，到纽约市立各学院的夜校，干起‘月光教师’(moon-lighting teacher)，教起‘中国现代史’来了。

教中国现代史的第一堂课便是‘军阀史’(China under War lordism)。

乖乖，皖系、直系、奉系、桂系……，我从哪一‘系’讲起呢？──最初我讲得结结巴巴，我的学生也被我讲得晕头转向。

这宗新媳妇的过程，岂是老师没经验，学生没底子哉？未必也。

君不见纵迟至今日，一谈到军阀，几个汉学大师不晕头转向呢？不信且去翻翻那本最近才出版的光彩辉煌的‘剑桥中国史’便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