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湖南地区出土玉器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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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地区出土玉器综述

拓古

依照现今的行政区划来概述一种物质文化的流变并不是一个好的做法。不过好在湖北地区――大体上与江汉地区这一地理单元重合――恰好处于中国南北两大区域的交汇地带，由此视角而观察玉器这一独特的文化景观，观察其在不同时期因中心文化区域的辐射、以及因社会背景和文化交流影响所产生的变化，也是一项积极的工作。

湖北地区目前所见早期玉器属于大溪文化时期。在松滋桂花树[1]和武穴鼓山[2]出土有玉环、璜、刀等玉器。这一时期玉器基本为素面，切割和钻孔技术还略现粗糙。从其形制和技术特征来看，大溪文化的玉器受到了来自长江下游的影响。

石家河文化时期进入玉器的第一个高潮。玉器的种类仍然以小型的装饰品为主，主要有造型较为抽象的动物形象，如人面、虎（兽面）、蝉、龙、鹿等，另外有少量的簪、环、璜等。制作工艺上已经较多使用圆雕、透雕、浮雕等技术，尤其大量的浮雕人面牌形饰给人以深刻印象。这种人面像所映射的含意值得研究，其与山东龙山文化的联系及对其后三星堆文化的影响，则已为学者所认识。石家河文化集中发现于天门石家河[3]、钟祥六合[4]、江陵枣林岗[5]，当时玉器应当有较大数量的生产。在肖家屋脊一个瓮棺葬W6即出土玉器56件。此外，石家河文化玉器还流散于商时期的墓葬中，甚至在海外早期的收藏中，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也时有所见。值得注意的是荆州汪家屋场发现的两件璋[6]，璋形器并非石家河文化传统，这两件器应当是来自与中原文化的影响。

随着二里头文化的南渐，自此以后的大多数时间段内，湖北地区的历史文化嬗变为中原文化为导向的格局。代表较高社会等级的玉器更是如此。湖北地区目前尚无可明确为二里头文化时期玉器出土，但属于随后阶段的盘龙城遗址发现玉器在件以上[7]，是迄今二里岗文化时期玉器出土最大的一宗，对于研究商代前期玉器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盘龙城遗址出土玉器的器类有戈、柄形器、璇玑形器、璋等礼仪性器和壁、璜、簪、动物造型饰件等装饰品。除少量戈等器饰平行阴线纹之外，玉器表面多光素。玉器质料则主要为纯度和硬度都不高的玉。作为商王朝经营南方的重镇，盘龙城出土的玉器表现出与王朝中心文化高度一致的面貌。盘龙城玉器的器类以戈、柄形器等类别的礼仪性器为主，多见条形片状的玉器造型，在装饰上采用平行阴线为主的手法，这些都明显承袭了二里头文化以来的中原传统。在工艺方面，隼形饰、蛇形饰采用浮雕的技术流畅地表现出动物的躯体和器官。数量众多的大型玉戈――特别是长度近一米的巨型玉戈，又说明这一时期治玉如开料技术的长足进步。

殷墟时期中原文化势力范围的北撤，湖北大部分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缺乏高等级中心聚落，玉器的发现因此零星。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周文化的南下才略有改观。西周早中期之间的黄陂鲁台山墓地出土一批玉器[8]，戈、戚等礼器反映出鲁台山墓葬较高的社会等级，玉鱼、象、鸟等动物形象及管、串珠等小型饰件，又折射出西周玉器简化的时代风格。

西周末年诸侯国势力的兴起促进了地方手工业的发展，由此直至战国时期，湖北地区治玉工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并形成了两大玉器群体：一是主要承袭周文化传统的曾国玉器，一是个性特征较多的楚国玉器。受当时政治格局的影响，战国时期二者风格明显趋同。

曾国玉器在两周之际及其前后的曾国贵族墓葬中时有发现，枣阳郭家庙、随州均川刘家崖、随州城区义地岗等曾国墓葬常出有环、玦、璜、佩、管、玉片等小型饰件，其中玦、长

方形或方形玉片为贯穿曾国玉器始末的常见品。因此可知，战国早期之前，曾国玉器基本上一直属于周文化体系。曾侯乙墓出土玉器500余件组[9]，是周代玉器最为重要的一宗发现之一。曾侯乙墓玉器玉料以质地较纯的青玉为主，绝大部分玉器饰有细密、繁缛的纹饰。器类有环、壁、玦、璜等环状器，佩、多节佩形器，玉梳、剑、琮、镯形器、带勾，以及琀等葬玉。玉璜、佩是数量较多的器类，且常成对出现，其造型多用双首或双身的龙形，并以突出的云状牙扉表现出龙的首、鳍、爪等附件；纹饰则以云纹、谷纹为基本单元，以加强龙的视觉效果；治玉工艺上广泛采用透雕、镂孔技术。这种造型、装饰体现了春秋晚期以来玉器新的风尚。数量较多的双首龙形造型，在稍晚的楚玉中也多有发现。几件多节佩形器以单块玉料解剖成相连的多节，并将分雕连接、透雕、平雕、阴刻等工艺结合于一体，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多件金缕玉璜展现了玉器工艺与缕金细工的结合。曾侯乙墓中还出土了一些玉料和半成品，有的玉器如镯形器、圆雕玉龙、玉半琮等系改制产品，这些为了解曾国玉器生产工艺及手工业作坊的管理方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不过，曾国玉器工艺水平在战国早期之后迅速衰退，与曾侯乙墓级别相当的擂鼓墩M2出土玉器仅有环、壁、璜、料珠等[10]，无论是数量还是用料、工艺都较曾侯乙墓相去甚远。

湖北地区春秋早中期楚国玉器目前仅在当阳一带的楚墓如唐家巷、姚家港、赵巷等地有少量发现，器类也只见环、壁、琮、虎形器等，其特征显然承袭自中原周文化。此后，伴随楚国国力的膨胀，级别略高的墓葬及随葬伴出的玉器广有发现，楚玉出土地点遍及鄂东的麻城、黄国、鄂城，鄂西的丹江口、襄樊以及三峡地区，楚国的中心区域沮漳河中下游一带的江陵、荆门、当阳发现玉器更为集中。不过总体看来，楚人在玉器方面的成就远不及其其他方面，玉器器类不多且始终以饰品一类占绝大多数。战国中期之前湖北地区发掘楚墓多以中小型为主，出土玉器的种类多为环、壁、管、珠之类。不晚于战国中期，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楚国玉器工艺有了较大发展，玉器的切割和抛光技术得到明显的提高。一些新的材质如琉璃、玛瑙、水晶等制作的器类如环、珠等有较大数量的发现，并已开始出现在汉晋六朝多见的滑石制品，绿松石镶嵌工艺得到了普遍的运用。但楚玉在器类、造型、装饰等方面仍然缺乏创新。迄今已发掘的望山、沙冢、包山、天星观等大型楚墓，出土玉器器类也多一如小型墓葬，仍然以壁、璜、佩、带勾等常见，出土数量也十分有限。战国中期前后楚玉的纹饰已趋于简化，器物多以阴线勾出素边，纹带则以半浮雕的云纹、谷纹为主。透雕技术广泛地运用于佩类器中，并雕出各种曲体或卷体的龙。望山M2是战国楚墓中出土玉器稍多者[11]，其中可见多件玉器出自同一玉料，结合其玉器质料、工艺的同一性，可窥知当时作坊的组织层次。楚玉也间或有外来的影响。位于曾国故地的九连墩楚墓出土玉器略有中原文化的气息[12]，而江陵秦家山M2出土的玉覆面可能直接来源于中原地区[13]。

汉玉在江陵、云梦、宜昌、随州、襄樊、老河口、丹江口等地都有出土，其特点多承袭楚风。由于缺乏高等级墓葬的发现，湖北地区两汉玉器数量不多，器类仅限于壁、环、璏等饰件及印、带勾等小型日用品。玉器级别较低的情形一直延续到三国两晋六朝时期，除滑石猪之外，其他类别的玉器发现不多。由于其时长江中游水道作用的大大提升（鄂城甚至一度作为吴国都城），因此玉器出土地点多见于鄂州、武昌、石首、枝江、宜都、宜昌等沿江地带。唐代湖北地区有数处高级贵族墓葬的发现，其中安陆王子山吴王妃杨氏墓出土有金缕玉佩、嵌玉、绿松石饰件以及大量料器[14]。

湖北地区已发现多座明王、王妃墓，不过因明初薄葬之风甚，出土玉器则只有以钟祥梁庄王墓为量多质精[15]。梁庄王墓玉器有圭等仿古礼器、佩及嵌玉等饰件、腰带等实用器。这批玉器运用浮雕、镂空等技法娴熟，人物、花卉等装饰造型圆润，器物多有玲珑剔透之感，展示出走向新的高潮的明代玉器工艺水准。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