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茶马古道——陕甘茶马古道(一)-茶贵人

[转载]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茶马古道——陕甘茶马古道（一）
_茶贵人
从宋代以来，特别是明代实行“茶马交易”政策以来，陕甘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茶马古道，它对于促进西部经济发展，保证边疆安全和民族团结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陕南从汉唐以来就形成以金州（今安康）为中心的紫阳茶区（包括紫阳、汉阴、石泉、西乡、城固、汉中以及四川保宁府的部分产茶区县）。

在冷兵器时代，战马是主要的作战工具，为了防范边外西番等少数民族的侵扰，维护边疆安全，获取战马，从宋以来就实行用陕西茶产换取边外少数民族战马的“茶马交易”政策。

到明代更上升为国家安边的基本政策，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

为运送陕西茶产到边疆，遂形成经紫阳-汉阴-石泉-西乡-城固-汉中-略阳、风翔-河州、兰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茶马古道。

研究这一问题，不仅对于阐明陕西在宋明以来的战略地位，而且对于廓清宋明以来北中国茶叶贸易网络结构，论证中国历史上“以绿色换和平”的发展思路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一、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茶马古道兴起的原因
1紫阳茶区的产生和发展
陕西是全国饮茶和植茶最早的地区之一。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得茶而解” [1]
，说明饮茶自陕人始。

迄至秦汉，秦并巴蜀，使饮茶开始在
民间风行。

顾炎武《日知录》说“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 [2]。

到了隋唐时代，饮茶更是以陕西为中心遍及全国郝封愆著《封氏闻见录》记述长安的饮茶风气是
“自邹、齐、沧、隶，渐至京师，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
[3]。

因此，陕西也是全国植茶较早的地区。

到唐代，唐王朝在陕西汉江流域设金州，其境内“西城、安康二县山谷”为唐代陕南茶区的一部分。

宋代，全国茶叶产量35000吨以上，而包括今紫阳茶区在内的利州路和成都府路11州“岁产茶2102万斤” [4]
，占全国总产60.1％，“秦司置司兴元，属官一员掌之职，在收宕昌、高峰、贻峡、文州所买马，类聚发纲，及受本府南郑、城固、洋州之西乡茶引钱，及利洲路军博马，按帛发马，一岁凡一百三十纲六千五百匹”
[5] 。

而陕西植茶的大发展则主要是在明清两代。

明承宋制实行“茶马法”。

由于地理位置和茶叶品质方面的原因，朝廷十分重视陕、川之茶。

《明史·茶法》除末尾一段提到其他茶区以外，几乎全部篇幅都记载了陕、川茶叶史实。

当时，“中茶易马，
惟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其直贱。

”
[6]
文中所称“汉中”，当指汉水上中游这一地域，而非仅限于今汉中地区。

民国《西乡县志》载：“汉中之茶产于西乡，西乡茶地惟三里耳。

三里去县又四百里，经豺狼虎寇之窟，比以加赋。

其民昼夜治茶不休，男废耕，女废织，而莫之能办也。

”
[7]
自明至民国，紫阳茶运销西北，多先集结于汉中、西乡。

所以当时的汉茶，实际上多为今紫阳县所产。

清乾隆以后，湖广川湘一带的破产农民大量涌入紫阳。

他们占据山林，垦荒种粮，同时恢复了茶叶生产。

民国《西乡县志》称：“至清代，陕南唯紫阳茶有名。

”
[8]
据安康专区茶叶指导所考证，清代中叶紫阳区各县最高年总产茶曾达1500吨，其中紫阳县1000吨以上。

后因左宗棠西征，湖南茶大量涌入西北，紫阳茶受到排挤，渐渐萎缩。

顺治初年，因为清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正在进行，所需军马量大，故需要通过茶马法来获取。

《大清会典》载：“陕西茶法，给番易马。

初差御史巡视，后归巡抚兼理，他省凭引招商”[9]。

其后由于全国逐渐统一，疆域扩大，清廷在察哈尔等地建立了广阔的牧场。

同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必非通过卖
马的途径换茶，茶马法慢慢失去了作用。

顺治末年，茶马法衰落，紫阳也于1661年（顺治十八年）“奉文撤取执引商人所立之茶店”
[10] ，紫阳县境内茶叶生产也逐渐衰落。

民国《紫阳县志·地理志》在谈到清末民初该县茶叶生产状况时说：“茶麻以西南区及蒿坪河一隅为最多，茶之原质、色香味较他处所产俱胜。

谷雨前毛尖尤称上品，唯制法不精，行销地向复加以限制。

”
[11] “光绪间价尤低廉，多有毁去茶树者。

近年茶价稍昂，植者渐广。

”
[12]
抗战期间，湘、皖等省茶区相继沦陷，交通阻塞，南方茶叶无法运销西北；而紫阳茶不但未受战争影响而停滞，销路反而扩大。

它不仅销往西北各省重要城镇，而且向为皖、湘茶叶销场西安、鄂北、豫南，也有紫阳茶销售，大有供不应求之势。

解放战争期间，该县茶叶生产处于稳定状态，没有新的发展。

至1949年底，全县茶园面积20000亩，总产545吨。

2宋以来的茶马交易初兴
宋朝，茶叶由民户进行生产，但是交易却为官府垄断，官府对茶业实行专卖，即征榷制度。

国家置6处榷货物司专管茶叶税收等事务，又设13场作茶叶交易市场。

965年（乾德三
年）下诏：“民茶折税外，悉官买。

”“敢藏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论罪；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并持杖贸易、为官司擒捕者，皆死。

”
[13]
宋朝末期，宋王朝与辽、金、西夏等政权战争频繁，军马需求量很大，宋王朝虽采取种种措施，仍然不能满足要求，不得不转而买番马。

1067年（治平四年），“以成都府路岁输绢三万给陕西监牧司（买马），自是番部马至者众，官军仰给焉”
[14]。

但是，国家库藏本虚而战争连年，用金帛买马难以长期持续。

而茶叶本有积压，西北少数民族又极缺茶，用茶叶买马便成为必然的事情。

1074年（熙宁七年），大规模实行用茶买马法。

此后10余年间，属京西南路金州辖的紫阳茶区及蜀道茶叶贸易空前繁荣，有记载道：“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
[15]。

宋代的茶马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紫阳茶叶的生产与发展。

元代蒙古贵族统治者因本身来自盛产名马的游牧民族，不乏马，固废茶马制。

茶叶经营复行榷，由官府发卖，“私自采卖者，其罪与私盐同”
[16] 商人贩易茶叶“必令赍引，无引者与私盐同” [17] 。

茶引之外，又有茶由，专发给零星买卖茶叶者。

明政府为了安抚边外少数民族而在陕西实行的“茶马交易”特殊政策，为陕西茶叶在中国西部迅速崛起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

在冷兵器时代，战马是基本作战工具，养购战马是巩固国防的军国大政。

而“西番素产马”
[18] ，陕西“洮、泯、河州、西宁等处所沿边夷即古之土番”
[19] 。

因此，陕西是当时军马的主要供应地，“骁腾可用者无逾陕西”
[20]。

同时散居在陕西边外的西北少数民族，主要是“西番”的藏族，对明政权疑虑观望，朱明王朝担心他们与元朝残余势力联合起来对抗明军，因此，对其采取了笼络控制的策略。

而当时“西番”对中原在经济上的依赖主要是茶，他们游牧为主，嗜奶酪，绝蔬菜，主要从茶叶中摄取维持生命所需要的绿色物质，因此“不得茶，则困以病”
[21]。

为了从其手中换取战马并从经济上制约其侵扰中原，明政府继承并进一步完善了唐宋以来用茶马交易作为安抚少数
民族的“以茶易马法”，通过“茶马交易”
把边境贸易与边防建设结合起来，以边境贸易来促进边防建设，“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 [22] 。

明代，茶马交易成为一项重要制度，被统治者认为是“摘山之利，以易充厩之良” [23] ，从而“制番人之死命” [24]
的强有力手段。

当时茶叶分官茶和私茶两种，皆输边易马。

朝廷设茶马司，其下又先后置洮州（治在今甘肃临潭）、秦州（治今甘肃天水）、河州（治在今甘肃临夏）等茶马司。

洪武（1368—1398年）中，又于陕西等处设茶马司，同时有用严刑峻法限制民间私相贸易，乃至饮茶：“私茶出境者与关隘失察者律并凌迟处死。

”“民间蓄茶不得过一月之用。

”
[25]
紫阳茶在明代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明初，朝廷明令汉中府属茶叶输边易马。

1371年（洪武四年），奏准：“陕西汉中府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县茶园，每十株官取一分；其民所收茶官给价。

无主者，令守城军士薅培，及时采取，以十分为率：官取八分，军取二分。

每五十斤为一包，二包为一引，令有司收贮，于西番易马”
[26]。

并特地制定汉中府茶例：“岁办茶二万六千斤，兼以巡获私茶四，五万斤易马，其于远地一切停止。

本地茶园人家，除约量本家岁用外，其余尽数官为收买”
[27] 。

当时，东南如浙、闽、湘等茶叶产地远离边关，路途遥远，运输不易，故私茶出境数量远不如紫阳茶区。

紫阳茶区因靠
近西北，运输便利，私茶出境者多，民间交易较为频繁。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用马所易茶不能满足需要者，大多从这一带输入。

明廷有鉴于此，在洪武中令陕西苑马寺卿及属员等，每岁“自三月至九月，每月差行人一员于陕西等处，省谕吧隘关口头目，禁约私茶出境。

”
[28]
后又专设巡茶御史一职掌其事。

万历年间还在陕西的渔渡坝（今镇巴县境内，近紫阳）、四川的鸡猴坝两处设立府佐，率领州、县官兵，防止“私茶”出境。

在运销制度和茶叶收、售机构设置方面，于紫阳茶区也规定得特别严密。

据《明会典》载：“若汉中私茶之禁尤严。

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税，贮放有茶仓，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课司，验茶有批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