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发展五个阶段

海派文化变革的五个阶段社会现象最耀眼的部分，无疑是人类活动的结晶——文化现象。

1000年前，上海只是一个具有几户人家的荒僻小漁村；200年前，上海也不过是一个滨海小县。

但在当时的中国版图上，这是一块缺少历史重负、可以重新设计而地理位置又极其优越的文化地带。

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的尖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地处东南海角的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从此海派文化就在上海滩上中西方文化相互撞击、交汇、渗透、吸引、兼融的土壤中孕育诞生了。

任何一种文化既在时空中流变着，又在流变中保持着自身的基本脉络，保持着某些“遗传特性”的不变性。

海派近海，有学者称之为海洋派文化。

人们指出了它的许多特征，比方说海派文化的实效性、兼容性、多元性、商业性、市民性等等，但是最能够体现海派文化精髓和深层内涵的，我以为是它的开创性。

海派文化是创新的文化，也是富于变革精神的文化，海派文化自生成之日起，经常处在开风气之先的地位，原因就在于它不墨守陈规、能迎合时代潮流、敢于吸纳新事物来变革传统文化，这也正是海派文化的活力之所在。

海派文化是如何一步步演进的？史学界见仁见智，比较多的倾向于将海派文化的演进过程划分为酝酿期、生成期、兴盛期、转折期和更新期五个阶段。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海派文化所体现的时代特征和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也不尽相同。

一．海派文化的酝酿期。

1843年开埠以前，可以视为海派文化的酝酿期。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远在春秋时代的吴越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奠定了海派文化的根基。

尽管上海历经近代一百多年沧海桑田的变幻，历尽了繁华与沉寂，吴越文化的底蕴无论是在明末清初形成的上海老城厢、青浦朱家角镇的水乡街巷，或者松江醉白池经典的江南古典园林中都能寻觅到踪迹。

吴越文化是一种水之文化，水是流动型的，而非静态型的，海派文化传承了吴越文化的亲水性特征，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动态文化，是以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内涵和存在方式为前提的，因此变异性也就成了海派文化的一大特征。

吴越文化具有开敞气质，上海西联内陆、东濒大海，自建城以来就是一个中原文化、闽粤文化与吴越文化交融汇通之地。

时至今日，在船只来往穿行的黄浦江上，当大洋彼岸驶来的船只和上海船厂下水的大山一般的巨轮相遇时，相互“呜——”一声礼貌地打个招呼，擦肩而过；而从太湖水域开来的一艘艘小运输船穿行其间，确确实实如在高山峡谷之中。

这景象，化为一股强烈的直感涌上心头：世界——上海——内地。

这种横向的直感，看纵向的历史书是不会有的。

海派文化还继承了吴越文化的敏感和细腻，这表现在它对外来文化介入时的心理，在经过一番经济原则的权衡利弊之后，它总是体现出对异质文化的宽容，它不仅仅是多元的，而且是自由的。

因此在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侵袭下，海派文化倾向于“媚俗”和大众化的共生的审美取向，多元性、多重性的拼贴重构的文化内涵使海派文化不再局囿于民族性和地域性。

江南的吴越文化圈——长江下游杭嘉湖苏平原地区，自宋明以来，就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风气比较开放、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的地区。

上海正处在这个文化圈的东缘，海派文化在其漫长的文化积累时期，秉承了吴越文化的精髓，逐渐形成了多样而又兼容、敏感而又合时宜、实效而又富于创新的特性。

清嘉庆年间，上海因其连通南北方和海内外贸易的关键地位而迅速成为颇具规模的通商城市，被称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

伴随着城市商业的繁盛，上海在文化事业上亦有可观的进展。

学校有镇学、县学以及申江书院、蕊珠书院的设置，艺术有云间画派的流行和申曲的产生，建筑有静安寺、龙华寺等古刹和豫园、东园等名胜。

自明代开始，上海涌现了不少声名卓著的文化人士，徐光启就是其中最具有开创精神的一个。

他提倡洋为中用，吸取西方天文、历法之长主持修改郭守敬的《大统历》，编著《崇祯历书》。

他与传教士利玛窦合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以及由他编写的《农政全书》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开创了“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

徐光启的著作和思想既体现出中国传统学术理论的深厚功底，又善于吸收和借鉴近代西方先进科学和哲学理念，是中西方文明交汇下形成的智慧结晶，而他所具备的兼容并蓄、敢于革新、勇于进取的性格正是海派文化的精神表征。

二．海派文化的生成期。

从1843年到1898年，是海派文化的生成期。

晚清时期的上海是“八面来风”的移民社会，也是中西文化交汇融合之地，在这样的环境下，折射沪地移民社会习性和文化性格的海派文化孕育而生。

众所周知，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

上海不仅华、洋杂处，而且沿海的江、浙、粤、闽以及内地各省的城乡居民因经商、战乱、求学、谋生、献艺乃至避祸均迁徙落脚于此。

这些移居上海的市民基于语言、习惯、联系网等原因，在居住区域、职业分工等方面就自然形成一个个不同的小社区。

据《上海小志》“杂记”中记载：北四川路、武昌路、崇明路、天潼路多粤人；广东路、小东门街多闽人；福建路、南市内外咸瓜街多甬人甬号。

从沪上各业情况来看，当时的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四大公司，因是广东华侨创办，公司内广东人居多，银楼、五金业宁波人多，运输、码头、理发、沐浴业苏北人多，皮货业东北人多，古董行业回民多。

携带不同文化“版本”的移民自各地萃集于上海，使上海的语言、饮食、习俗等文化载体呈现出多元化、异质性的特色。

上海的马路取名于全国各地，上海的市民来源于全国各方。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传播者。

他们的迁移意味着文化传播，他们的定居意味着文化汇聚。

正是这些原来的“异乡客”在沪上集聚、交往、融合，从而在上海这个特大城市里产生了“南腔北调”和博采广纳的异趣。

人口的高度异质、文化的多元并存，导致亚文化群的崛起，其结果便是打破了传统社会中主流文化一统天下、高度集中的单一格局，而演变为多元文化取向。

上海移民社会的多元文化结构无疑对海派文化的生成具有极大的催化作用。

从文化社会学的观点看，海派文化是东渐的西学与移民社会的“土壤”互相整合的产物，是在西方文化浸润下传统艺术与文化的一种歧变，其基本核心是开新蜕旧、博采众长、突破陈规。

在最初作为海派文化亮相的绘画与京剧中，这种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以任伯年、吴昌硕为代表的“海上画派”画风清新华美、不囿于法度、不重复前人，着意于新的时代、新的气韵，是对中国古老绘画艺术的一项推动。

同样，在京剧舞台上，从南派京剧中派生出来的“海派京剧”，则敢于吸纳西方文化和近代科技成果，进行剧场改革，创新舞台设计，实行男女合班，创演新剧目，采用灯光技术以烘托剧情。

艺坛上的新思想、新风格的不断涌现，体现了海派所特有精神：不拘一格，推陈出新，这正与移民务实求新的性格相契合。

移民们未必有十分辉煌的过去，他们大多白手起家，靠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打造自己的生活，他们不喜怀旧、较少拘泥于成规的束缚，而更注重现今和未来，更易接受新兴事物。

移民的这种“鹜新”心态汇成了一种文化氛围和导向，成为海派文化立足发展的社会动力。

三．海派文化的兴盛期。

从1898年至1949年，海派文化步入了全盛时期。

上海自开埠以来，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雨洗礼，至20世纪初叶，已经演进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文化中心。

上海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根本前提在于其高度发达的都市商业、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初步繁荣的市民社会，因此，商业性、政治性和市民性也就是这一时期海派文化的显著特征。

当时的上海凭借其无与伦比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远东地区最活跃的工商金融中心，商业意识和利润原则渗透、左右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经济活动自不必论，文化活动也被纳入了商品化的轨道。

无论是报刊、书籍的印刷、发行，戏剧的排练、演出，还是电影的拍摄、放映，都严格遵循市场的需求和经济运行的机制。

商人最初是为了赚取利润而从事文化经营活动，但现代生产技术和商业化经营模式的引入却从一个方向有力地推动了上海文化产业的繁荣，上海的出版业、新闻报刊业、戏剧和电影业等迅速地发展起来。

于是，上海有了傲视全国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申报》等大型文化机构。

因为有了这些文化机构、文化产业，就有了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士聚集于此，培养、造就和吸引了大批文化精英、文化大家。

无疑，商业化是海派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动因和显著特征，物质和精神、经济和文化，从表面上、孤立地看是对立的，但从内在去看，它们之间是紧紧相连、环环相套的。

近代上海社会也是政治性文化空前繁荣的社会。

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推动着政治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政治化，另一方面，租界特殊的政治格局在客观上为文化人的活动提供了宽松有利的场所。

从戊戌变法以后，维新党人和革命党人麇集于上海，创办维新报刊达20多种。

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标志着小说界革命的开始，小说界革命的实质是小说救国，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开启民智，由此引发了近代上海政治化小说浪潮的兴起。

自20年代起，原先居于内地与海外的一大批文化精英纷纷定居于上海，原因就在于上海发达的商业、文化以及多元的政治空间为文化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最理想的所在。

全国一流的精英人才的汇聚使上海成为新文化和革命文化传播的中心。

《新青年》的创办，《小说月报》的改组，创造社、太阳社的成立，“左联”的组建与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一些重大思想论战、文化论战的展开，皆发端于上海，而播其影响于全国。

那时，上海的文坛群星灿烂，真可用花团锦簇、流光溢彩来形容。

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叶圣陶、曹禺等文学大师不约而同地在上海文学舞台上驰骋徜徉，《女神》、《子夜》、《日出》、《骆驼祥子》等不朽名篇也都在上海出版、发表。

海派文化是一种现代化的都市文化，它产生于都市生活的土壤，反映着都市人的心态、趣味和风尚，因而具有市民性。

它不象旧时正统文化那样局限在士大夫文人的狭小圈子里，而是以广大市民群众为接受对象。

它以创新、开放、多样、崇实、善变等特点将文化变成一种特殊的商品引入市民大众的消费领域，在许多方面以迎合市民的需要为主旨，其本身已具有了浓厚的市民性倾向。

像鸳鸯蝴蝶派小说、海派京剧、各种地方戏与曲艺、文艺副刊与小报画报、连环画、广告画、月份牌、年画以及电影院、游乐场、歌舞厅、酒吧等，在上海极为流行，经久不衰，构成独具特色的“海派文化”，即因其投合了上海市民的休闲需要。

海派文化的市民性和商业性特点也极大地促进了海派文化的革新性。

大凡革新手段，如海派画家的参用西法，海派京剧的设用灯景，海派小说的现代派技巧等，无不意在增强作品的可观赏性和可接受性，以浓重的世俗色彩和世俗趣味来满足都市生活、市民生活的精神需求。

四．海派文化的转折期自1949年至1978年，海派文化处在一个转折期。

建国以后，上海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逐渐北移，在商业和文化经营上都很成功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被迁往北京，以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夏衍、曹禺为代表的上海文坛骁将率领几十万文艺、教育、出版、理论大军也陆续迁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