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弗洛姆的自由观

论弗洛姆的自由观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一书，围绕人的心理因素而展开对现代人逃避自由的讨论。

他从生物进化、个体的发展过程以及社会发展的历史等方面来阐释人是如何获得自由，而后又逃避自由，并对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进行了分析，以解释纳粹主义兴起的根源。

弗洛姆的精辟分析对今天的民主建设、自我实现等方面仍有积极意义。

标签：弗洛姆；逃避自由；心理机制；纳粹主义1 弗洛姆其人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犹太籍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纳粹统治时期迁居美国，先后在各个著名大学任教。

他的思想主要有两个来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

他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对于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的异化作出各种解释，被人们称之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个体，他提倡精神分析，进行“灵魂的治疗”，使人从奴役达到自由，实现人性的完善；对于政治经济制度，他从人道主义出发，提倡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健全社会。

由于他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故有“人类的梦想家”之称。

2 《逃避自由》的写作背景《逃避自由》一书出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弗洛姆本身是一名德国犹太人又遭到纳粹的迫害，流亡到美国。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肆虐全球，同时法西斯主义对个人价值尊严、社会秩序以及人类文化都造成了严重威胁，促使弗洛姆关注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以及德国纳粹兴起的根源问题。

3 逃避自由与纳粹主义弗洛姆将心理因素视为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种积极力量，如果忽视了它的作用就不能正确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

同时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不是静止不变的，社会在塑造人的过程中的同时，人也在持续不断的创造社会。

《逃避自由》一书是围绕人的心理因素而展开的。

他认为要考察社会变迁过程，必须先剖析个人的心理动态过程。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心理基础，这一心理基础就是现代人的性格结构，而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又是现代人所处的特殊困境所造成的。

弗洛姆认为逃避孤独是与生理需求同等重要的精神需求，人总是想与自身之外的世界发生关系。

现代人的特有困境就在于资本主义带来的自由，这种自由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它解除了传统社会强加在个人身上的种种束缚，个人获得了独立；另一方面，这种自由又使人感到孤独和不安全。

个人被这种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所包围，使自由的个体产生了逃避自由的倾向，这也是法西斯崛起的心理基础。

弗洛姆从生物进化、个体的发展过程以及社会发展的历史三个方面对人是如何获得自由，而后又逃避自由来加以论述的。

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使人摆脱了生理上的束缚，与其它动物区别开来，人获得了自由，然而人类的文明使人与自然越来越疏远，自然成为了人类征服的对象，人远离自然也会感到不安全。

这一方面使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发展，另一方面也使人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增加。

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婴儿从与母亲脱离开来，他就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但他仍然离不开母亲的照顾。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多，脱离了“原始联系”的束缚，他也越来越多的受到挫折和打击。

个体发展的过程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就是自我力量的增强；另一方面他日益感到自己与他人的分离，感到世界的强大与自己的渺小，感到日益增加的孤独。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弗洛姆同样贯穿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传统社会安全而不自由，现代社会自由而不安全。

一个人在社会中，没有机会可以从某一阶级转到另外一个阶级中，他也几乎不能从某一城市或国家，迁往另外一个城市或国家。

个人虽然没有自由，却并不感到孤独与不安全。

人从生下来开始，在社会中便有一个明确的、不可改变的和无可怀疑的位置，他根生在一个有机整体中，从而他的生活也确实有了保障。

然而社会结构和人的处境在中世纪后期发生了改变，随着文艺复兴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个人从封建束缚中解脱出来，同时人们极力追求名誉，组建行会，以逃避突如其来的孤独和不安全感。

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加尔文教和路德教之所以能够引起城市中产阶级、城市贫民和农民的共鸣，是因为他们表述了这些人心中的自由和独立感以及孤独和无力感，并且以理论的形式加强了这些感受。

新教为个人指出了一种克服焦虑的办法：要完全承认自己的无权力和邪恶本性，要知道整个生命是为了赎罪而存在，因而要不停的努力工作——借此克服怀疑与焦虑；还要完全服从于上帝，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宠、获救。

新教教义迎合了孤独的、没有安全感的个人的需要。

新教教义在精神上为人类自由开辟了道路，资本主义则继续在智力、社会关系、政治上为人类的自由创造条件。

宗教教义强调人不是作为团体的一分子，而是纯粹作为单一的个人同上帝发生关系，这就为人的世俗活动的个人主义特性奠定了心理基础。

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一切都是为了赚钱，为了获得物质利益，即以自身为目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天职就是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就是积聚资本。

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实现人的幸福和拯救，而只是为了经济利益本身。

资本主义使人为了某种超越自己的目的而劳动，成为他所制造的机器的奴仆，产生了自己无足轻重和软弱无力感。

在政治和生活中，情况也并无二致，都使人感到无所适从和自我的微不足道。

经济危机和战争也威胁着人的生存，当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不能满足人与世界、与他人建立关系以克服孤独感时，人就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

随着垄断资本和政权的兴起，这种孤独、渺小和不安全感更加强烈。

自由与安全这两种基本需求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社会形式能够同时满足。

弗洛姆在这种精辟论述的基础之上还对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人在逃避孤独或不安全感的过程中形成了四种典型的不健康的性格倾向，即受虐待狂倾向、虐待狂倾向、破坏性和机械的自动适应，而健康的性格则应该富于自发性。

受虐待狂倾向企图通过消灭个人的自我以克服个人不堪忍受的软弱无力感，同时力图使自己成为自身以外的某个强有力整体的一部分，跻身、参与这个整体之中。

这种外在势力也许是一个个人、一种机构、上帝、国家、良心及某种心理强迫力。

虐待狂有这样一种根本的冲动，那就是：完全绝对的控制他人，使他完全服从于自己的意志，使自己成为他的绝对的统治者。

虐待狂冲动的本质在于在对他人的绝对统治中取乐。

施虐狂倾向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强使别人依赖他，对他人拥有绝对的统治权；第二种是不只要统治别人，而且剥削、利用、蚕食别人，不仅榨取别人的物质，还要掠夺别人的精神；第三种是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施虐和受虐性格倾向的目的是为了克服不安全感，通过控制他人、使他人遭受痛苦来显示自我的力量，通过别人对他的依赖来得到安全感，或采取完全相反的形式来克服孤独，但这并不能真正消除人的孤独和不安全感。

当施虐和受虐两种性格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极权主义性格，其特征是对权力的依赖。

破坏倾向旨在消灭对象，摧毁对象。

虐待狂趋向于通过统治他人来加强孤苦伶仃的自我，而破坏性则趋向于通过消灭任何来自外部的威胁来达到这一目的。

破坏并不能解除人的困境，外部世界都被摧毁了，个人会感到更加孤独和不安全。

机械的自动适应简言之即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完全承袭了现存文化模式给予他的那种人格；他和其他人已没有任何区别，完全按照他人塑造自己。

这种心理机制也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安全感，因为一个人失去真正的自我，他会感到更加惶恐和无所归依。

以上四种性格都不能克服孤独和不安全感，都是消极的自由状态，只有通过自发性的活动——爱和创造性的工作才能真正的克服孤独和不安全感，通过这种活动，个人保持了自我的独立和完整性，又能与他人和世界融为一体。

弗洛姆认为纳粹主义崛起的根源除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外还必须从心理学上解释，他通过社会性格（即在一个共同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基本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个群体的大多数成员共同具有的性格结构和性格特征）来解释资本主义崛起的原因。

由于德国战败，1918年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处置使德国大众感到不公平，这种怨恨逐步转变成民族主义情绪，加上垄断力量的强大和战后的通货膨胀使各阶级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孤立无援和不安全感，从而形成了施虐狂、受虐狂、破坏倾向等社会性格特征。

希特勒正是集中了这些性格特征的一个典型，他创建纳粹党，同时那些具有相同社会性格的大众狂热的拥护纳粹意识形态，从而纳粹意识形态是加强了大众的这些性格倾向，使这些性格倾向成为支持德国帝国主义扩张的社会心理力量。

在弗洛姆看来，纳粹德国的社会性格就是极权主义和破坏倾向。

同时弗洛姆认为个人的无力量和无足轻重感是法西斯产生的温床。

人类对自己具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这一点丧失信心是法西斯主义能实现其政治目标的肥沃土壤。

弗洛姆认为积极的自由在于全面、总体的人格的自发性活动。

自发性活动是使人克服孤独的恐惧而同时又不使其自我的完整性受损害的唯一途径，因为在自我的自发性实现过程中，人可以再度把世界、他人、自然和自身结合起来。

为了个人的自我实现以及不再重蹈法西斯主义的覆辙，弗洛姆为我们构建了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他提倡用计划经济替代社会的不合理性和无计划性，同时提倡充分发展个人的民主政体，在整个社会合理和步调一致的行动的基础上，大量推行分权制，以确保最小的单位真正主动的发挥其合理作用和调节作用。

只有当人能控制社会，并使经济机构为人的幸福这一目标服务之时，只有当人能积极的参与社会过程之时，才能克服正使他陷入绝望之中的孤独感和软弱无力感。

4 《逃避自由》的贡献首先，弗洛姆综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现代人的自由困境以及纳粹主义崛起的社会心理基础作了详尽的论述，他运用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以及“死本能”的学说，并借鉴了马克思关于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资本主义中人的异化的观点，发展了自己的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并运用它来阐释现代社会问题。

其次，弗洛姆摒弃了弗洛伊德认为的历史是心理力量的结果，同时弥补了涂尔干为代表的社会学以及行为主义心理学中忽视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一动力要素所起的作用的不足。

他还在马克斯韦伯过分强调宗教这种文化形态来解释历史的基础上，综合的通过社会、经济和人的心理的相互作用来审视社会过程。

最后，弗洛姆也为人的自我实现以及政治经济制度的健全发展指明了一条道路。

参考文献［1］弗洛姆著，陈学明译.逃避自由［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2］杨鑫辉.西方心理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3］郭齐家，毕诚，崔相录.中外教育名著评介［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2）.［4］郦达夫.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