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北朝时期儒释道的争论和著作看三教融合

从南北朝时期儒释道的争论和著作看三教融合

佛教传入初期，人们把佛与黄老并饲，把佛教看做是中国流行的各种神仙方术的一种。随着佛教的传播，有人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并没有根本对立，提出了儒释道一致的思想（如《牟子》）。两晋及南北朝，佛教广泛地普及到社会，人们对佛教有了深入的了解，佛教势力日益扩大，佛教与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儒、道的关系也复杂起来，发生了一些矛盾和斗争。儒释道三教围绕各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总的来说，儒释道三教一致、同流、合一的说法占主导地位。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三教所依附的社会基础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是相同或一致的。南北朝期间诞生了许多讨论三教关系问题的著作，它们体现了三教的斗争，但根本上体现的三教融合的趋势。

一、《须弥四域经》和《清净法行经》两部宣传佛教优于儒、道二教的著作

佛教传入我国后，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代表儒、道（先是道家）发生交涉和碰撞。到晋代以后，佛教势力日盛，与儒、道（尤其是道）之间为争夺信徒和影响范围而导致斗争加剧。它们各自为了提高地位，或制造假说把本教历史提前，或把对方教主说成是自己所奉教主的弟子。下面以佛教的两本著作为例。

《须弥四域经》的经名最早见于隋法经等人编的《众经目录》卷二“众经伪妄”中。北周道安在其《二教论·服法非老篇》中，为了说明孔、老是佛显化的形象（“权入六道”），引《须弥四域经》说：

“宝应声菩萨，各日伏牺；宝吉祥菩萨名曰女娲。”（《广弘明集》卷八）

而在唐道绰《安乐集》卷下引证更加详细：

“故《须弥四域经》云：天地初开之时，未有日月星辰，纵有天人来下，但用项光照用。尔时人民多生苦恼，于是阿弥陀佛遣二菩萨，一名宝应声，二名宝吉祥，即伏羲、女娲是。此二菩萨共相筹议，向第七梵天上取其七宝，来至此届，造日月星辰二十八宿，以照天下，定其四时春秋冬夏，时二菩萨共相谓言，所以月星辰二十八宿西行者，一切诸天人民尽共稽首阿弥陀佛。”

伏羲、女娲本来与佛教毫无关系，《须弥四域经》把伏羲、女娲说成是阿弥陀佛派的两个菩萨显化的，就把佛、菩萨置于中国圣人之上，借以抬高佛教的地位。

关于《清净法行经》，北周道安《二教论·服法非老篇》载：

《清净法行经》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按，指中国）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光净菩萨，彼称颜渊，摩诃迦叶，彼称老子。（《广弘明集》卷八）

它把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颜渊、道家的创始人老子都说成是佛的弟子，这实际是说儒释道三教同源于佛教。

以上两部著作是三教斗争较为激烈的产物。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三教不再局限于互相争夺，开始互相吸收、互相不成和互相配合，共同服务于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生活，这也是南北朝近三百年来思想发展的总趋势。

二、反映三教融合趋势加强的几部著作

1、南朝宗炳《明佛论》

宗炳（375---443年），字少文，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县东北）人，晋末宋初的隐士。其所著的《明佛论》受到慧远的影响。《明佛论》的主要内容是讲精神不灭，人皆可以成佛。他在论证的过程中，把佛教大乘的教义与儒家思想、道教思想尽可能地协调起来，集中谈神不依附于形体，认为儒释道三者皆为教善之教。

他认为“世蕲乎乱，洙泗（指儒家）所弘，应治道也；纯风弥调，二篇（指《老子》）乃作，以息动也”。是说儒家讲治国安邦之道，道家讲寡欲少动之教。同时他认为佛经“包五典之德，深加远大之实；含老、庄之虚，而重增皆空之尽，高言实埋，肃焉感神，其映如

日，其清如风，非圣谁说乎”。是说佛教也是圣人之教，也包含了儒道二教的中心内容。所以他认为儒、释、道“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对封建统治都是有利的。宗炳还向最高统治者建议：

“金依周孔以养民，味佛法以养神，则生为明后，没为明神而常王矣。”

是要皇帝以儒家治国，同时信封佛教以养精神，就可以生为明君，死后灵魂超升，经过轮回世代为王。

2、南朝宋释慧琳《均善论》

慧琳，住建康冶城寺，曾师事道渊，善诸及老庄，注《孝敬》及《庄子·逍遥篇》。宋初和谢灵运、颜延之同与庐陵王刘义真密切交往。著《均善论》（《白黑论》）,为问答体，设“白学生”代表儒者，“黑学道士”代表僧人，论儒、佛二教的异同和优劣。在其著作中，借“白学先生”的话对佛教的教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评，如批评佛教讲“空”，脱离实际；宣传人生无常，使人渴望佛的保佑；因果报应、天堂地狱的说法玄幻无实等。但他也认为佛教讲“慈悲”，“爱物去杀，尚施周人”，劝人济世行善，虽然有不实之处但与儒教“殊途而同归”，“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佛教逐渐自我反省，吸收儒教思想文化的趋向。

3、南朝齐张融《门律》

张融（444-----497）。吴郡吴（今苏州）人，南齐武帝时官至司徒右长史。其家世代信佛，舅家信道教，本人又善玄言。永明年间（483-----493年）得病，著《门律》论文章学问，其中一章名“通源二道”，论儒、道二教一致，此文大意有两点：

一是“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感而穗通，达迹成导”。逗，意为留，住，“逗极”，可释为归结的终点。是说道教与佛教归根到底是一致的，它们都以追求永恒静寂的本体作为修行目标，二教适应不同的环境和对象而从事教化，采取的传教、修行的方式是不同的。这实际是说，道教与佛教在根本原则上是一致的，差别只是枝节上的。

一是“殊时故不同其风，异世故不一其义，安可辄驾庸愚。诬誷神极”。是说道教与佛教由于产生和流行的时代、社会不同，所以在风格、教义上存在差异，但二者所本相同，可同时信封，而不应站在一方攻击另一方。

以上著作都体现了三教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自我不断完善，同时积极消融不同教派之间的纷争而走向合一的趋向。儒释道三教虽然曾有三大争议------沙门敬王之争、白黑论之争以及夷夏论之争，但它们之间完全否定对方存在的价值、排斥异教还是少数。三教冲突的过程其实也是三教融合的过程。儒释道三教融合的三大理论------本末内外论、均善均圣论、殊途同归论也为三教融合的实践以及隋唐文化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其实，三教中佛教在哲学理论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它有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其宇宙论之宏阔、物性论之玄妙、人生论之超脱，不仅高于古代儒学，较之儒道合流的玄学亦高出一筹。所以在东晋玄学衰微之后，佛教便成了哲学世界关注的中心，般若学与佛性论代表了当时哲学的最高水平。但是由于佛教史是来自外国的文化体系，在价值观、人生观、伦理观、思维方式乃至生活习俗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矛盾，所以佛教在反击儒、道两家的攻击时，一方面在显示自己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也在逐渐对自身的理论加以修正，使之适应中国的社会。

参考文献：

①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三卷）[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②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修订本）[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