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典型模式

一、国外城市化典型模式：

1.西欧的“新城”模式。以伦敦和巴黎两大都市为代表实践田园城市理论树立了城乡一体化最为成功的先进典范。英国政府于1949年启动大伦敦计划在距离中心城一定的距离选择地价较低的农业区建立新城并把城市人口转移到就业和生活自给自足的新城。在距离中心20公里至35公里的区域建立“反磁力中心”并推广到一切城镇居民体系规划布局中形成结构完整的城镇体系均匀地分布生产力和人口推进城市化与乡村的城镇化

2.自由放任式城市化道路。这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即实现城市化靠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引导人们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当“城市病”日趋严重之后，人口又开始自愿地向社区和小城镇分散。美国的自由发展模式。二战之后美国郊区化发展进程加快中小城镇发展也十分迅速商业外迁加剧产业的信息化、弹性化、分散化强化导致“边缘城市”的产生结合了城市和乡村的优点衔接起城市与乡村经济是一种城乡交融的一体化状态。20世纪60年代美国实行分流大城市人口、充分发展小城镇的“示范城市”试验计划使得75的美国人生活在小城镇郊区化也推动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巨型城市带的兴起。先放后调式城市化道路，这种城市化模式首先运用市场机制引导人们向城市转移，但当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中，出现过度集中的状况时，政府开始运用法律和政策手段疏散人口，以极快的速度新开发小城镇。这种模式主要以日本为代表。

3.市场引导与政府并重的城市化道路。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人口向城市集中还未发生明显的“城市病”之前，政府便开始干预，通过颁布法令、制定优惠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引导人们向不同等级的城市和集镇定居。这种模式主要以德国为代表。

4.拉美的“过度城市化”模式。拉美农村土地的缺乏和贫困农民被迫向城市流动而城市就业机会非常有限从而造成“过度城市化”。2003年巴西城市化水平高达83但人口空间转移在前就业转移在后工业化和城市化脱节大中城市普遍出现贫民窟和无业游民导致严重的社会治安和城市环境卫生问题并埋下国家政治动荡、社会秩序不稳和经济衰退的病根。

二、国内先进地区城市化典型

1.珠江三角洲“以城带乡”模式。城乡一体化历经三个阶段一是商品农业阶段重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二是农村工业化阶段重点是以农村工业化带动农村城市化。三是完善基础设施阶段重点是按现代化城市要求构筑现代化城市框架。

2.上海“城乡统筹规划”模式。其以上海城乡为整体以提高城乡综合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经济效益为中心统筹规划城乡建设合理调整城乡产业结构优化城乡生产要素配置促进城乡资源综合开发加速城乡各项社会事业的共同发展。

3.宁波“城镇梯度发展”模式。侧重修编城市总体规划和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稳步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及撤县建区、撤镇建街、撤村建居城镇布局和规模更趋合理集聚功能进一步增强城市化率达到57初步形成了中心城、副中心城、中心镇为主体的城镇梯度发展格局。

4.成都“三三见六以一化二”模式。第一个三是指三个集中即工业向园区集中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第二个三是三大重点工程即农业产业化工程农村扶贫开发工程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工程。“六”是指六句话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科学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以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为保证以农民身份转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一化二是指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路径来破解“二元结构”。

解析：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城市化。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市场经济的典型代表，在其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美国政治体制决定了城市规划及其管理属于地方性事务，联邦政府调控手段薄弱，政府也没有及时对以资本

为导向的城市化发展加以有效的引导，造成城市化发展的自由放任，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过度郊区化，城市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城镇建设无序，空间和社会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由于20世纪上半叶美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中心交通拥挤、环境恶化、住房紧缺、犯罪率高等问题日益突出，富有家庭离开城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到郊区居住，建造属于自己的独立院落式低层住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汽车的普及，广大中产阶级和普通居民也追随其后移居到郊区。在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上就表现为城市沿公路线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城市发展为包含着若干连绵的市、镇的大都市地区。

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因素的作用，拉美和加勒比海与非洲大部分国家的城市化与这些地区的国家长期沦陷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直接相关，具有独特的发展模式。表现为在外来资本主导下的工业化与落后的传统农业经济并存，工业发展落后于城镇化，政府调控乏力，城市化大起大落。其工业化发展赶不上城市化进程，属于过度城市化。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一是城市发展与经济发展阶段脱节。由于拉美国家早期的工业化发展源于宗主国的工业资本输入，政府没有利用好外资发展自身的民族工业。一旦宗主国工业资本撤出，就没有了本国工业做支撑。二是忽视传统农业的改造与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加剧了城乡差距，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城市就业、居住、环境和教育设施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我国城市化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在思想认识上也经历了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上世纪70年代以前，总体上采用的是抑制的方略，走了一条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80年代，尽管学术界在探讨城市化问题，但政府采用的是观望的态度；90年代，由观望转为认同、支持，继而积极和大力推进，由于带有补课性质，在大力推进过程中，发力过猛，也出现一些问题，因此又转向适度、稳妥、健康的城市化。总体看，目前逐渐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多年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城市化与经济建设一样有自身的规律，各级政府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必须遵循这些规律，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无所作为。

雅各布斯说：“我们用金钱扼杀了千姿百态的成功的多样性，这就有点像温柔地谋杀。”如果说这场谋杀在上世纪的美国依次经历了城市美化、旧城改造以及郊区化三个阶段，那么在中国，我们已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三大运动，并将那些可怕的病态城市（花园城市、梦幻城市、郊区城市）如数打包过来。两者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是按照渐进的方式逐个暴露出城市规划的后遗症，而中国则是以突击的手段在最短时间内迅速移植外来建筑，并消化不良。

当代中国城市建设的致命弱点在于城市功能性的残缺和混合效用的匮乏，断裂的社会结构与城市形态无法将城市内部有机地联系起来，突兀空洞的建筑物如幽灵般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原子化的大众挣扎徘徊于越来越封闭的生存空间，从而显露出多样性的衰竭。多样性原则的根本宗旨，是要满足每一个城市居民的需要，这种需要首先是现实的生活需要，其次是寻找精神家园的需要。这些需要来自于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不同人群，这些需要才是城市真正的需要，而这些需要往往被我们的城市规划者所忽略，甚至漠视。

新城化运动与旧城的死亡

当代城市建设有一个普遍共识，即“老不如少、旧不如新”，因此要“以少换老，破旧立新”。每一次旧城改造几乎都按照现代化的标准模式进行，却忽视了老城区自身强有力的传统协调能力。雅各布斯曾经将路人行走亲切地比喻为芭蕾表演，意在说明老城区的活力体现在街道上，而不是建筑上，这恐怕是传统社区与现代都市最大的区别所在。“街道眼”理论充分证明了老城区的街道充满驻足和游赏的快乐，其社会行为建立在多样化的交流与共享基础上，带有和谐温馨的社区意识。反观我们被汽车和快车道抽空了精血的新城，以及那些冷冰冰的大马路，是否特别值得今天的城市建设者反省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