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场所性骚扰调查研究)报告

(工作场所性骚扰调查研究)报告《工作场所性骚扰调查研究》项目组为了掌握中国工作场所性骚扰问题的差不多情况，对中国职业场所性骚扰的态势和趋势有一个较为科学的评估，推动完善反性骚扰的立法和公共政策制定，推动反性骚扰纳入用人单位社会责任的范围，提升公众和劳动者的反性骚扰意识，我们在美国全球基金会的资助下，从2007年3月—2017年12月，开展了关于工作场所性骚扰问题的调研。

该调研选择北京、广州和杭州三个地区发放调查问卷 1501份；同时，在北京、杭州、广州三地进行座谈和典型个案访谈。

本次调查采取定向调查的方式进行，基于调查方法的非随机性以及调查样本的数量限制等缘故，本次调查不能推论中国职场性骚扰行为的总体情况。

项目组要紧成员王行娟研究员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理事长王金玲研究员浙江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鲁英副教授广州中山大学原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背景(1)法律背景本报告中涉及的性骚扰一词，约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传到我国。

自古以来，性骚扰行为在中国被称之为“耍流氓”。

关于社会中男性对女性带有性内容的侵犯行为，在1979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归类于“流氓罪”，但自1997 年刑法修订后，“流氓罪”已被取消。

现行刑法对男性对女性的性侵犯行为，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但对一般情节较轻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流氓”行为的处罚，曾规定在《治安治理处罚条例》之中，而2005年8月28日通过的中国《治安治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对猥亵他人行为的定义和处罚,都已区别于原来的规定，尤其是对被性侵犯、性骚扰的妇女缺乏明确的保护。

2005年8月28日通过的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尽管增加了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条文，但没有对性骚扰作出定义，也没有重点提到工作场所性骚扰的问题和女性对男性的性骚扰问题。

此外，《妇女权益保障法》在反性骚扰方面可操作性差，在防范和处理工作场所性骚扰问题上还不能有所作为。

因此，依照现行刑法和治安治理处罚法，制定相关的专门的反性骚扰法，已是经济转制期间完善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而从目前立法的背景思考，在反性骚扰法目前立法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制定和推动有关制止工作场所性骚扰的立法有其可行性，能够让男性、女性，在同一立法框架下得到法律保护，尤其有利于保护工作场所中的女性人权。

(2)已有调研目前国内在反性骚扰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工作要紧有三种类型：一是利用网络进行大规模调查，二是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小规模局部调查和研究，三是一些法学和社会学人士针对性骚扰个案，特别是诉讼个案所进行的研究和分析。

这些调查研究说明，城市职业女性在工作场所遭受性骚扰的现象比较严峻。

比如，新浪网2003年4月24日的调查，在8282被调查者中，遭受过性骚扰的多达59.36%；华坤女性调查中心调查的结果是：84%的女性遭受过不同行为的性骚扰；在北京红枫妇女热线的调查中，来自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就占50%，其中35%来自上司，15%来自同事，被骚扰者中，76%是30岁以下的女性。

性骚扰的存在使许多职业女性无法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身心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这些调查研究工作在反映国内性骚扰问题的大致情况、引起社会对性骚扰问题的关注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性骚扰问题的立法。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的出台，和这些研究工作的成果是分不开的。

然而，国内关于性骚扰问题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关于工作场所性骚扰的专题研究仍然是空白。

概念界定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将性骚扰定义为：“任何凌辱或不合适的评论、玩笑、暗讽及对某人服装、体形、年龄、家庭情况的评论，等等；有损尊严的带有性暗示的凌驾于人或居高临下的态度；任何直截了当或间接的表示不欢迎的邀请或要求，不管其是否有威胁成分；任何与性有关的淫荡的外表或姿势；以及任何不必要的身体接触如触摸、拥抱、捏掐、强奸。

”当这些行为“是雇佣的一种情况，或雇佣前的情况，抑或是妨碍了在这一领域的决定”及/或“妨碍了工作”，那么构成工作场所性骚扰。

性骚扰可能还会在“对某一性别怀有敌意的情况”下产生，因此除了涉及性行为的性骚扰外，它还包括由性别导致的骚扰行为。

欧盟1991年在议会决议中将性骚扰定义为“带有性倾向的不受欢迎的行为或其他妨碍男性和女性在工作中的尊严的涉及性倾向的行为，它损害了工作女性与男性的尊严，包括不受欢迎的身体接触、语言或非语言行为”。

我国法律尚未对性骚扰作出定义，更未对工作场所的性骚扰作出定义。

本调研报告中所指的性骚扰采纳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

调查原那么与实施本调研要紧由问卷调查、工作坊座谈和个案访谈三部分构成。

问卷调查选择北京、广州和杭州三个地区发放调查问卷共1501份，差不多为有效问卷。

选择这三个地区一是因为这三地差不多能代表北方、南方和中部地区，二是从经济和文化的角度考虑，北京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中国职场形态和文化的集中代表，广州和杭州基本上商品经济极为发达、各类就业人员相对较多的地区，其职场形态和文化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鉴于可行性和被调查者意愿，问卷采取定向调查方法进行，但样本情况比较规范。

调查样本中女性占61%，略高于男性，但差不多能满足性别分析的需求。

工作坊座谈在北京、杭州、广州三地区进行，有200人参与，其中北京100人，杭州60人，广州40人。

被调查者来自服务业、生产企业和文教科研系统，行业覆盖面较广，其中服务业占多数，北京来自服务业的被调查者占70%，生产企业的占30%，杭州和广州两地来自服务业的占50%，来自生产企业的占20%，来自文教系统的占30%；性别比率女性略高于男性，占57%，男性占43%；所有被调查者年龄都在16—50岁。

另外，为了详细了解性骚扰对个体的妨碍，还在北京、广州、杭州三个地区对遭遇性骚扰的两个典型个案进行了深入访谈。

调研发明【一】参与问卷调查的被调查者差不多情况1.被调查者的性别与地区分布在此次问卷调查中，被调查的女性有915 人，约占被调查者总数的61%；男性586 人，约占被调查者总数的39%。

被调查者具体分布见表1：被调查者的年龄差不多在55岁以下，其中25岁以下的占31.38%，26岁-35岁的占35.91%，35岁以下的被调查者占被调查者总数的67.29%.其中,女性25岁以下的占34.21%，35岁以下的占69.07%。

具体见表2：被调查者中,已婚者的比例为49.17%，未婚者的比例为40.31%。

另外，有6.53%的人是未婚同居者；2.73 %的人是离异者；1.27%的人为丧偶者。

在未婚同居者中，男性占6.65%，女性占6.44%，离异者中男性占2.56%，女性占2.84%，与男性无明显差异。

具体见表3：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集中在高中和大学阶段。

其中，受高中和大学教育的人数分别为32.58%和43.17%，占被调查者总数的75.75%。

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男性无明显差别，其中，受过高中教育的占34.35%，受过大学教育的占43%。

具体见表4：被调查者的职业比较广泛，但在填写职业状况的1497份有效答案中，职业的性别差距十分明显。

具体见表5：男性担此职务的占男性总数的15.2%，女性仅为9.7%。

同样在高层、中层治理岗位上，男性的比例也高于女性；相反，在办事人员、一线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中，女性的比例那么高于男性，分别占女性被调查者总数的24.1%、27.91%和15.58%，三项合计，比例达到67%。

所以，这也不排除和问卷定向调查的就业人群有关。

与此适应，被调查者的收入，也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较高收入和高收入的男性占12.63%，女性占7.43%，男性高出女性5.2个百分点。

具体见表6：1、是否听说过性骚扰那个词关因此否听说过性骚扰那个词，在问卷调查中做了回答的1440人中，有1370名调查者听说过那个词，占95.32%。

其中，听说过那个词的男性有535名，占回答该问题男性总数的94.86%，女性有835人，占回答该问题女性总数的95.32%。

在参与杭州和广州两地工作坊座谈的100人中，也有98%的人听说过性骚扰一词。

在北京地区的工作坊座谈中，那么有99%的被访者听说过。

这说明性骚扰一词的知晓率特别高。

2、性骚扰是否只存在于异性之间关于性骚扰只存在于异性之间，同性之间不存在性骚扰的看法，在有效回答该问题的1479人中，有367人持认同态度，其中，男性145人，占回答该问题男性总数的25.17%；女性222人，占回答该问题女性总数的24.58%。

1112人持反对态度，其中，男性431人，占回答该问题男性总数的74.83%，女性681人，占回答该问题女性总数的75.42%。

数据说明，把性骚扰局限为异性骚扰者的仍占两成半的比例。

在参与北京、杭州和广州座谈的200人中，也有30%的人不认同性骚扰行为也存在于同性之间。

3、对性骚扰概念的理解对性骚扰的理解，问卷设计的问题是：“有人认为是不是性骚扰要看两个方面，一个是看是不是有关性方面的，一个是看是不是让对方感到内心不舒服”，对这种描述，在有效回答的1449名调查者中，有1059人认为对，其中男性有403人，占回答该问题男性总数的71.20%，女性656人，占回答该问题女性总数的74.30%。

但仍有25.7%的被调查者对那个标准的理解存在问题。

在座谈和访谈中，90%以上的人认为行为和语言属于性骚扰的重要表达，相比较而言，被访者在“眼神”和“传媒”上的认同度那么较低，分别只有60.5%和68.5%，说明大众对有关性骚扰的概念依旧较模糊的。

【三】关于有过性骚扰经历的被调查者的相关情况分析1、谁更容易遭受性骚扰〔1〕在被问卷调查的1501人中，三年来共有1244人有过被性骚扰的经历，占被调查者总数的82.88%。

其中，北京地区不管男女，遭受性骚扰的比例都最高，男女分别占本性别比的96.67%和90.77%，较低的是杭州，男女分别占本性别比的75.25%和71.76%。

在杭州和广州进行的工作坊座谈中，有超过95%的被访者反映本单位曾经有过性骚扰的情况发生。

在北京参与工作坊座谈的100人中，认为工作场所的性骚扰状况严峻和很严峻的总和达到了80%。

以上情况显示，性骚扰在被调查者的工作场所中，是一个很常见的不当行为。

从性别结构看，有过被性骚扰经历的女性占女性被调查人数的80.87%，而有过被性骚扰经历的男性，却占男性被调查人数的86.01%。

这是一个有点出乎意料的结论，但在后面与骚扰者的交互分析中能够发明，对女性的骚扰多是男性，而对男性的骚扰，也要紧来自男性。

见表7：表7：被骚扰者的性别状况见下表8：(3)从年龄的分布看，有过被性骚扰经历的女性35岁以下的占到被骚扰女性总数的6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