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小说翻译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准备

晚清小说翻译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准备
作者：胡江波
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11年第09期
内容摘要：清末民初，中国文学却出现了小说革命的浪潮，晚清翻译小说是这次小说浪潮中坚力量，翻译小说大量输入，数量巨大，类型全面，影响深远，在整个翻译文学中占据绝对的优势。

本文分析晚晴小说翻译出现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译以致用为大量输入所做的文化准备，并指出晚清小说翻译的功利本质。

关键词：晚清小说革命译以致用
中国古代小说长期并且一直归属于社会的边缘，为文人士大夫不齿。

鲁迅曾感叹“在中国，小说向来不算文学家的”，“做小说的也不能称文学家的”。

然而，清末民初，中国文学却出现了小说革命的浪潮，晚清翻译小说是这次小说浪潮中坚力量，翻译小说大量输入，数量巨大，类型全面，影响深远，在整个翻译文学中占据绝对的优势。

无论是中国小说，还是翻译小说，从“小道”一跃而成为“文学之上乘”，并非偶然，亦非靠几声热情的呐喊即能定音。

只有把整个翻译活动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下，抓住特定的历史时代主流思潮和意识形态，才能深刻地理解晚晴翻译活动。

因此，要研究晚清小说翻译，首先必须要了解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文化动力。

晚清小说革命是小说翻译活动的直接动力，而翻译、介绍域外小说又是小说界革命的第一步。

一.小说界革命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代表着当时政界、思想界、文学界先锋人物的维新派对至上而下的改革彻底绝望，认识到不能依靠保守的官吏和腐败的晚清政府来完成改革大业；只有从国民做起，唤起国民议论，振作国民精神，使改革之事成为国民共同的事业，方能成功。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1902年11月），《新小说》杂志在日本横滨创刊。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小说界革命口号。

国民素质关乎救国强种之要。

在维新派的笔下，开民智、育民德一直是“新民”的主要任务。

严复根据Herbert Spencer学说，提出“生民之大要三，……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

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

他进而呼吁：“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梁启超①在《新民说》叙论里开宗明义指出，同是圆颅方趾，同样的日月山川，为什么国家有强有弱？不在于地利，不在于个别英雄，而在于国民。

梁启超还指出，欧美国民虽然强调个人权利，视独立、自由高于生命，但其群体观念又绝非中国民众所能及。

他批评中国人奉行“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的处世之道。

他提倡“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的新道德，即公德。

出于启蒙的需要，小说作为一种有效的宣传手段，得到重新认识。

在小说界革命正式提出之前，文界政界维新人士就对小说的启蒙教诲功能有所阐释。

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1897）中借上海点石者之口，说“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

小说可以启童蒙之知识，引以正道，并且使他们喜欢阅读。

“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②严复、夏曾佑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1897）阐述小说和人心风俗的关系：“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

”并借助欧美所传小说对开化民智的功效来论证翻译域外小说的重要性。

“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③。

梁启超更是充满激情地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到“不可思议”的高度。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人格；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④揭示了小说界革命在于启蒙、新民，是意识形态的革新，而不是文学形式的革命。

如果没有梁启超等人从意识形态上把小说纳入“文以载道”的正统文学大旗下，不给小说披上文学救国的正统外衣，为新小说的输入制造舆论和思想准备，引进新的小说价值体系，那么，晚晴小说翻译活动是否能够顺利进行就会成为未知数。

二.新小说的译以致用
从时间上看，新小说是相对旧小说而言。

时人自觉把作为小说界革命产物的新小说与传统的旧小说区分开来。

从内容上看，旧小说被一律斥为“诲淫诲盗”，新小说被誉为有益世道人心，有益开民智，新民德。

《新小说》杂志宣扬，“本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摈”⑤。

时人也不厌其烦地论说新旧小说的不同，如“旧小说，文学的也，新小说，以文学的而兼科学的。

旧小说，常理的也，新小说，以常理兼哲理的”⑥。

总之，新小说必须富含爱国之思，科学哲理和救世济民之道，没有格致学、警察学、生理学、音律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的人不能读新小说。

而在短时间内做新小说的最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翻译域外小说，再现小说在欧西的神奇佐治功能。

因此，小说界革命的第一步，实为翻译输入域外小说。

译以致用的思想并非晚清始创，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就是最佳先例。

明朝中期大臣王徽所言，“学问不问粗精，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兹所录者，虽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⑦。

从小说界革命提出的原因、发起人的背景到它的宣言，都决定了晚清小说翻译的工具主义本质和功利主义的性质。

然而，晚清小说翻译以致用和之前的科技翻译以致用还是有明显的差别。

科技翻译所涉及的读者人数对于小说翻译所面临的读者而言，是不可企及的；从事科技翻译的译者多为西译中述，中方的参与者也多数为少量的科学家，而致力于小说翻译的则是当时
的思想文化界先锋人物率领的中国文人翻译群体，他们对于思想界、知识界和大众都有一呼百应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晚清翻译的材料不再是声光化电，律法史地等书籍，而是有着支配人道、左右人心之力的小说。

从传统儒家哲学体系上讲，科技翻译为用，而小说翻译为体；科技翻译为器，为末，小说翻译为道，为本。

这也就决定了同样是译介活动，晚清西方小说翻译需要先锋人物登高一呼，张其旗帜，呼唤小说革命。

不难想象，这种译以致用的文学救国浪潮给译者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政治小说、科幻小说和历史小说由于它们富含科学知识、政治思想和爱国精神而成为最初阶段翻译的主流题材。

到后来，即使是翻译言情鬼怪小说和侦探小说，名义上也必须标榜有益于世道人心。

以林纾为例，他每译一书，都要郑重其事，作序，跋尾，再三表明他希望人们学习西方、救国保种的良苦用心。

翻译《黑奴吁天录》，正是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小说中美国黑奴的悲惨遭遇很容易是国人产生唇亡齿寒之心，激发国人救国保种之志；翻译《利俾瑟战血余腥记》，则希望国人以兵书读之；翻译《红礁画桨录》，则阐述倡女权、兴女学和救国之关联。

即使翻译鬼怪小说、侦探小说时，也念念不忘“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紧箍咒。

三.结语
晚清小说革命只是在洋务运动、变法维新相继失败后的又一次革新之举。

这次革命企图依靠民众自新自救的力量达到救国保种，变革国家之目的。

晚清翻译者意识形态上的致用方向从本质上决定了其功利主义。

革命发起人希望借小说通俗易懂的形式，传播西方小说的政治思想。

然而，要正确认识、评价外来文学，必须在翻译之前或翻译之中有相应的西方小说理论的译介。

只有这样，翻译小说才能避免被嫁接和归化的命运，才能拥有独立的艺术话语，而理论译的匮乏，只是晚清小说翻译活动的一大缺憾。

注释：
①严复：《原强》，《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8-54页。

②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陈平原、夏晓红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页。

③几道、别士：《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陈平原、夏晓红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7页。

④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

⑤《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民丛报》1902年第14号。

⑥《读新小说法》，《新世界小说社报》1907年第6、7期。

⑦王徽：《远西齐器图说录最》，引自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74页。

胡江波，男，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