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文艺理论论文.docx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卢卡奇卢卡奇作为 20 世纪极具影响力的一位理论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及文化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此，本文将以卢卡奇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为研究对象，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角度，将二者之间的影响与接受关系置于中西现当代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进行梳理与探讨，力图勾勒出中国对卢卡奇文艺理论接受的概貌。

一、卢卡奇的文艺理论道路乔治·卢卡奇是匈牙利着名哲学家、美学家、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家，是20世纪最负盛名、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国际政治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他的文艺理论思想不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流派具有开创性意义，而且成为共产国际和各社会主义国家不断争论、批判的重要内容。

进入21世纪以后，卢卡奇的文论着作日益受到研究者和评论界的关注，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与日俱增。

在中国也不例外，从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理论界对他的引进、译介，后来发展为具有政治色彩的批判性接受，以及当今学界对他的多元化的较为系统的学习与借鉴，卢卡奇已逐渐融入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乃至文化的发展中。

卢卡奇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与其在文艺学、哲哲学、美学等领域的一系列理论建树密切相关。

卢卡奇出身于布达佩斯一富足的犹太人家庭，优裕的家庭环境使其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他自幼热爱文学，阅读文学名着，开启了他的心智，使其开始思索人生，追求理想。

在布达佩斯大学学习期间，“文学和艺术史以及哲学已成为我的兴趣中心”，卢卡奇文学道路的真正开端是1904年创建塔利亚剧团，他们陆续组织演出了黑贝尔、易卜生、斯特林堡和霍普特曼等27位现代剧作家的35部作品。

卢卡奇“熟谙绝大多数剧本。

黑贝尔，易卜生，斯特林堡，安岑格鲁贝，豪普特曼的剧本，他不仅能够左右逢源，而且显示出对十九世纪几十种不足道的法国剧本了如指掌”。

在塔利亚剧团的文艺实践活动，为卢卡奇1906年至1907年撰着《现代戏剧发展史》作了思想准备。

1908年2月，卢卡奇凭借《现代戏剧发展史》的初稿，荣获基斯法卢狄学会授予的“克里斯蒂娜—卢卡奇奖”。

1909年11月，以《戏剧的形式》在布达佩斯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真正使卢卡奇在欧洲现代文学理论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则是他的《心灵与形式》，尽管“渗透着一种非理性主义哲学”，但由于其深入剖析了现代人存在的悲剧性，突出了异化的主题，被吕西安·戈德曼推崇为现代存在主义的先声。

《小说理论》是在马克斯·韦伯类型学影响下完成的一部论着，对小说的本质与小说性质的类型进行了创造性研究，以异化为研究中心，将小说作为一种具有高度现代性的文学形式加以系统研究，是现代西方小说理论的奠基之作，是卢卡奇重要的文论着作之一，对后世的小说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本雅明、巴赫金等人的小说理论。

1923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给卢卡奇带来国际声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同时又使其备受争议甚至受到批判。

这股批判的浪潮，1924年6月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达到了高潮，批判卢卡奇为“老黑格尔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与此相反，这一着作却在西方理论界赢得了一大批思想家的赞同与追捧，在哲学、文艺学、社会学等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法兰克福学派、20世纪50年代法国的存在主义者以及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新左派”，都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看到了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把人及其历史置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对异化的控诉和对人道主义的向往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旋律。

鉴于此，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把《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作者卢卡奇同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哲学家合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卢卡奇由此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领袖、理论“鼻祖”，《历史与阶级意识》则被尊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

20世纪30年代后，卢卡奇步入了他最富盛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时期。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深入探讨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以及表现主义等理论问题，将文学艺术是现实的反映作为其一生文艺思想的核心概念，把19世纪现实主义视为文学的标准，反对“拉普”的庸俗社会学以及艺术现代主义，创作了一大批卷帙浩繁的现实主义论着。

其中，1937年至1938年，发生在德国文艺理论界的表现主义论争，影响尤为广泛深远。

卢卡奇坚定地站在现实主义理论一方，发表了一系列论争性的文论着作：《表现主义的兴衰》（1934年）、《马克思和意识形态的衰落问题》（1938年）、《问题在于现实主义》（1938年）以及《资产阶级美学中关于和谐的人的理想》（1938年）等，驳斥布洛赫等人的表现主义，认为表现主义是产生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阐明人民阵线、文学的人民性和真正的现实主义这三者之间内在的、多方面的、广泛交流的联系”，表明了其鲜明的现实主义主张，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卢卡奇一生处于政治与革命的激流、漩涡之中，然而他才华横溢，笔耕不辍，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从事各种理论研究工作，他的哲学观点和文化思想，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文艺研究的形式体现，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成为其从事哲学思考的重要园地。

卢卡奇的文论着作长期以来一直为国际思想界所关注，无论是对其推崇还是批判，无不折射出这位伟大思想理论家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力。

对此，盛宁先生曾作了非常详尽的描述：“在对卢卡奇的思想进行梳理的时候，我心里似乎总有一种不那么容易拿捏的感觉。

说来也怪，卢卡奇应算是一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而且他一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文艺美学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现代主义思潮最激烈的批判者。

然而，曾几何时，同样的一个卢卡奇，却又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几乎就在同时，他在整个20世纪西方文艺美学、西方文论中，又被列为占有重要的一席的思想理论家”。

二、卢卡奇文艺思想与中国卢卡奇的文艺理论自 20 世纪初就逐步面世，并在国际上深具影响力。

然而，其传入中国却是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事，而且是经日本福本主义由后期创造社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部分思想传入，除个别后期创造社成员、鲁迅等人外，中国学界极少有人知道卢卡奇。

尽管如此，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等理论主张，却受到中国左翼青年知识分子的青睐，对中国的文艺运动、甚至对中国革命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直至 1935 年以后，在中国左翼理论界引入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背景下，卢卡奇的文艺论着才开始被译介。

至建国前夕，仅有七篇卢卡奇的文艺论着被译介，而且还一直处于国内理论界纷繁的争论声中，批判多于倡导。

新中国成立后，为满足各类政治批判的需要，加上受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对卢卡奇批判的影响，虽然有大量卢卡奇的文艺论着被翻译出版，但多是作为“内部发行”、“供批判用”。

进入新时期以后，受“解放思想”运动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卢卡奇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开始逐渐复苏、繁荣。

新时期以前，中国对卢卡奇理论的接受大多是一种政治性的解读，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当时文学的情势：强调文艺的政治性，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时代历史特征。

此外，中国对卢卡奇接纳的速度与深广度也并不理想。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复杂的，归根到底是由于中国当时特定的政治、历史、文化等接受条件所决定。

同时，它也说明了一种理论“旅行”的现象：一种理论思想进入另一种异己的文化绝非畅通无阻，无论这种理论自身多么深刻、重要，其在异域的旅行、完全（或部分）地被接纳是需要相应的社会文化条件的。

在这段历史时期，卢卡奇始终处于各种批判的浪潮中，“国内学界对卢卡奇的了解是非常贫乏的:既不知道卢卡奇首先在本质上是一个关注本体问题的哲学家，他当时为国内学界所知的那些文艺学和哲学史论着只是‘用’而非‘体’，也不知道他的‘修正主义’立场实际是有其合理的社会历史基础的，仅凭一些只言片语，就断定他存在严重的理论错误，从而展开义正词严的批判。

这种误读实际上是卢卡奇陷入中国左倾政治旋涡的一个必然结果”。

尽管一些学者未能深入理解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夸大了阶级意识理论的能动作用，犯有“左倾”的错误，但却是为了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仍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胡风等个别作家对物化思想中的人道主义的倡导，虽然忽视了中国当时严峻的革命政治形势的需要，有“乌托邦”的局限性，但却是为了纠正当时文艺创作中的公式主义、客观主义等一些不良倾向，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这也印证了一种文化接受的事实：一个民族接受一种异己的思想文化，绝不会盲目地全盘接纳，只会从本民族的社会文化的实际需要出发，有选择性地进行吸收。

卢卡奇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旅行”与接受历程，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点及面、由现象到本质、由片面到全面、由零星到系统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也正是文学接受的一个普遍规律。

这一“旅行”过程，从某种程度上也映射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接受情形，反映了 20 世纪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中国对卢卡奇接受的历程，实质上是本民族文化实现自我改造、不断探索、不断发展的过程，是为中国文化注入新鲜血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卢卡奇已成为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总结中国以往对卢卡奇译介与接受的经验和教训，为今后我们对待外来文化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借鉴。

正如乐黛云先生所言：“对于外国文学理论的引进也只有在相互比照参证中才能产生互动，互相引发，使双方都得到发展。

”同时，对待外来一切文化，应以世界的、开放的眼光审视，坚持分析、批判、借鉴、吸收的原则，将之置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及文化的发展进程中，置于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中，置于 20 世纪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加以学习、借鉴、吸纳。

无论是在政治革命的历史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卢卡奇的文艺思想始终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进入新世纪之后，在全球化、信息化与市场化的背景下，卢卡奇的文艺理论并未随时代的变化而消失，相反，其作为中国当代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以其深切的文化价值批判，尤其是他的物化批判精神、人道主义思想，仍充满着勃勃的生机与活力，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有着宝贵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三、结语在 20 世纪众多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中，卢卡奇毫无疑问是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他的“理论影响力一方面表现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以物化、总体性、阶级意识、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等建构的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另一方面则与他后期思想的转折所引发的争论密切相关”。

卢卡奇与一切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一样，是说不尽的。

在国际上，卢卡奇始终是众多理论家阐释的重要“文本”。

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审视他，深入挖掘其理论思想中宝贵的精神财富，有着他们独特的评判与接受，从而构成一部丰富而复杂的卢卡奇接受史，这部接受史并未终结，仍待继续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