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

感悟钱穆先生《中国知识分子》

钱穆先生在文章之初就对“中国知识分子，此乃中国历史一条有力的动脉”进行了叙说。他认为自古至今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核心。以至于他们既不完全陷入宗教也不向自然科学深入，他们的知识对象集中在政治、社会、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总结他们的特点，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就是“其长处在精光凝聚，短处则若无横溢四射之趣。”

“不是战国推翻了春秋，乃是春秋孕育了战国。”我认为此话说得十分有理。从春秋说起，他们的知识对象，已经超出了天鬼神道的迷信，摆脱了传统的宗教气息，而把重心转向了人文精神。他们集中专注在人生本位上讲求普遍的道德伦理规范，从而推演到政治设施，决不纯粹地以当时贵族阶级自身的狭隘观念自限。他们不撇开人事，也不一心地向往广大的宇宙，探索自然物理。因此，他们没有西方宗教的性格，也缺乏西方科学精神，但在人文本位上，则已渐渐地到达了融通开明的境界。此后，战国平民学者兴起，贵族阶级突然陵替，其间并无贵族平民两阶级间的剧烈斗争，而列国封建经两三百年的过渡，造就另外秦汉大一统。此等历史业绩，推溯根源，归功于春秋时代贵族学者的气度心胸和他们学识修养的造诣。所以，不是战国推翻了春秋，而是春秋孕育了战国。

在关于中国学者为什么不走西方自然科学的道路，为什么看轻像天文、算数、医学、音乐这一类知识，只当是一技一艺，不肯潜心深究这方面，钱穆先生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在中国学者间，对于天文、算数、医学、音乐这一类知识只是当做一种博闻之学，而不把它们当做工作或生活的中心。相比较之下，他们更注重那些能够对自己的仕途道路有所帮助或是对自身发展更具价值的事情。不仅仅只是个人的原因，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如果一个人只专注于此类的知识会被众人视为异常，且群众都会认为是不务正业。因此，这些知识在他们的整个人生中，只当是一角落，一枝节。国家治平，经济繁荣，教化昌明等一切人文圈内的事，在中国学者的观念中，较之治天文、算数、医药、音乐之类，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因此治天文、治算数之类只转入到历法方面，让其有益于农业的发展。阴阳家邹衍用了一辈人把当时仅有的天文知识强挽到实际的政治应用上，既讲天文也讲政治原理、仁义道德、人文精神。至于音乐方面，中国学者们只把它当作是一种提

高人文修养，期求达到内心与人格的理想境界相结合的一种工具。孔子最看重音乐，他对音乐看法即是如此。放开一步，则用在人与人交际上，社会风俗陶铸上，还是一种工具，一种以人文精神为中心向往的工具。因此在中国知识界，自然科学不能成为一种独立学问。若脱离人文中心而独立，而只当是一技一艺，受人轻视，自然此类知识不能有所发展。

钱穆先生认为战国学者对政治理想总是积极向前，而对现实政治则常是消极不妥协，带有一种退缩性。这种意识形态一直传到后代，成为中国标准知识分子的重要特点之一。政治不是迁就现实，应付现实，而在为整个人文体系的积极理想作手段作工具，此人文理想，则是从人生大群的世界性、社会性、历史性中推阐寻求得来。此精神，在春秋时代尚是朦胧不自觉的，直到战国才达成一种自觉境界。他们的政治理想，从文化理想、人生理想中衍生出，政治只成为文化人生的一支。这一理想，纵然不能在实际政治上施展，但依然可在人生文化的其他领域中表达。主要则归本于他们的个人生活以及家庭生活。孔子《论语》中已说：“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这是说，家庭生活也就是政治生活，家庭理想也就是政治理想，它们同属于文化人生的一支。因此期求成为一个理想人或是一个政治家，是要把政治事业融化到整个人生中而言的。若单把政治从整个人生中抽出而独立化，即失去了政治的本原意义。

要专意做一个政治家，不一定要成为一个理想人。《大学》直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而归宿到“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庄周亦说“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外王即是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也只在实现人生文化理想。此种理想，必先能在各个人身上实现才能在大群人身上实现。若这一套文化理想，并不能在各个人身上实现，哪有能在大群人身上实现之理？因为大群人只是各个人的集合，没有各个人，就不会有大群人。人生本来平等，人人都可是圣人，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想是使人人能成为圣人。换言之，在使人人到达一种理想的文化人生的最高境界。这一工夫，先从个人自身做起，此即所谓修身，所谓挈矩之道。大方小方一切方，总是一个方，一切人总是一个人。认识一方形，可以认识一切方形。一个人的理想境界，可以是每个人的理想境界。政治事业不过在助人促成这件事，修身则是自已先完成这件事。这一理论由儒家特别提出，实则墨家、道家在此点上并不与儒家

相违异。此是中国传统思想一普通规范，个人人格必先在普通人格中规定其范畴。圣人只是一个共通范畴，一个共通典型，只是理想中的普通人格在特殊人格上的实践与表现。圣人人格即是最富共通性的人格。

孔子、墨子、庄子，他们所理想的普通人格的实际内容有所不同，但他们都主张寻求一理想的普通人格来实践表达特殊人格这一根本观念，而此种理想的普通人格，则仍从人文精神中归纳而来。因此，我们要做一个理想人，并不在做一理想的特殊人，而在做一理想的普通人。理想上一最普通的人格，即是一最高人格。圣人只是人人皆可企及的一个最普通的人。因此他们从政治兴趣落实到人生兴趣上，而此种人生兴趣，实极浓厚地带有一种宗教性。至于特殊性的人格，超越大群而完成他的特殊性的个人主义，始终不为中国学者所看重，这又成为中国标准知识分子的一大特色。战国学者在理论上，自觉地为中国知识分子描绘出此两种特色，以此指导中国历史文化走上一条特殊的道路。

钱穆先生详述了从春秋时期到近代的知识分子的具体状况，近百年来，政体急剧转变，社会经济也随之变形，以前知识分子安身处之，现在则一切皆无，于是使其内心空怯，而又无所忌惮。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新出身，则又是古无前例，完全走上以外国留学为惟一的门径，留学外国变成变相的科举。

我个人十分欣赏钱穆先生在文章中说到的：理想是一件百衲衣，人才也是一件百衲衣，这须待自己手里针线来缝绽。哪一条针线不在手，一切新风气、新理论、新知识，正面都会合在对中国自己固有的排斥与咒诅，反面则用来作为各自私生活、私奔竞的敲门砖与护身符。的确，理想与知识用在了对的地方就是有无穷价值的，反之则无益。理想与才能是握在自己手中的，如何运用就要看个人的人格修养与品行了。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当前的知识分子，遭遇是艰苦的，职责是重大的，凭借是单薄的，培养是轻忽的。结果使国内对国外归来者失望，国外归来者也同样对国内的失望。憎厌中国，渐渐会转变成僧厌西方。然而我们却无所用其愤慨，也无所用其悲观。中国将仍还是一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将仍还成其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了新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怕会没有新中国。最要关键所在，仍在知识分子内在自身一种精神上之觉醒，一种传统人文中心宗教性的热忱之复活，此则端在知识分子之自身努力。一切外在坏境，全可迎刃而解。若我们肯回溯两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