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深层文化意蕴探析

白鹿原深层文化意蕴探析

《白鹿原》是忠实历时六载所完成的一部巨作。1998年获得第四届矛盾文学奖。评论家朱寨称之为“扛鼎之作”。［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肯定了其所达到的艺术水准和在当代文学中所取得的成就。而在对《白鹿原》的诸多评论中，多与获得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作比较。诚然，前者对后者在艺术形式方面的借鉴有目共睹，这也是作者本人所承认的。但是，我认为，拨开艺术表现手法、结构、语言等表层现象，从深层意义上来讲，我们所需要挖掘的应该是孕育这朵奇葩的肥沃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也正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深层次的原因，那么也就不会有如此成就。

而且，忠实在被问到关于如何构思《白鹿原》的文化意蕴时也这样说道：“所有思考中，如何表现民族的典型文化特征、文化情感和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是一个重头问题……写《白鹿原》，我正是想描述出本民族的一种历史文化运行的状态，揭示出民族深层的演变情况，而这又与民族文化的特征和发展有密切联系。”［２］再结合《白鹿原》扉页上引用巴尔扎克的那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们也就不难得知，从某种意义上讲，《白鹿原》其实是一部民族的文化秘史以及通过家族史来展现的民族灵魂史。

由此，本文拟从《白鹿原》的艺术表现手法、叙述话语等表层现象入手，结合中国文化以及地域文化的发展史及特征，逐步深入挖掘文本中所蕴含的深层民族文化意蕴，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和在的延续性精神进行反思，以期找到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不竭生命力根源所在,以及文化在未来前进走向中我们所需要坚持和摒弃的地方。

一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而‘文化’涵的丰富性决定了它外延围的广泛性。人们对文化基本结构和分类的划分，根据研究者所从事的不同学科和课题的需要，视实际操作过程的需要而定。”［３］（P4）而中国文化又博大精深，所以我所认同的是江风先生在《中国文化概论》中所作的层次划分，即从文化自身的在逻辑结构和层次上划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四个层次。因为这四个层次完整地体现了文化本身的基本结构。而且，在《白鹿原》中，沉淀于民族秘史画卷底层的深层文化在以上四个方面也分别都有所体现。所以，要深入挖掘《白鹿原》的深层文化意蕴，我们除了要结合文本外，也还要以此为纲来逐步深入探讨分析。

黄河流域是华夏汉族文明的发祥地。古代这里水草鲜美，先民们在这里狩猎、放牧，进而发展农耕，在这里定居并繁衍生息，奠定了文明的根基。同时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土壤、气候、水利等自然条件为发达的农业文化提供了优越的物质基础。而且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即东面、南面临海，西面紧挨沙漠和高山，北面是辽阔的大草原，再加上古时候的交通也不发达，使中国大陆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与外部世界的相对隔离，以及长期的闭关政策，使中国

的经济及文化等一旦形成，便很少受到异质文化的侵袭。而且由于中华先民的勤劳和智慧，使中国古代的文化尤其是中原地区的文化一直走在同时期世界文明的前列。所以说，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体就成了中国古代的主要生产方式。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经济法则，在那样长期不变的经济物质条件下，其政治制度、文化特质等领域必然有所反映且稳定持续发展。我们虽然不赞成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绝对性，但其对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影响还是应该重视的。

《白鹿原》中的经济物质水平仍然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这在书中写到白嘉轩抱怨那些抱枪的团丁影响了集会时农民用自家生产的白布交换日用品就可以看得出。虽然东南沿海经济从明末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在20世纪初，地处中原相对封闭的白鹿原上还是那延续了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以下的分析很重要。因为这是《白鹿原》的一个物质文化背景。

农耕文化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中国封建社会不同于其他民族与国度的政治制度文化，即宗法制度。宗法制度在中国源远流长。“所谓宗法制度，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远近亲疏为标准，标榜尊崇共同的祖先，区分尊卑长幼，规定继承秩序，确定宗族成员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则。”［４］（P61）在这种制度下，上至国家，下至家庭，无不纳入到这样一套固定的体系中。宗族文化虽迥异于西方的文化，但是一旦形成，中国人对它的虔诚与恪守丝毫不亚于他们对的狂热。

《白鹿原》中，白鹿村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宗族。按照祖先留下的规矩。当初原上取了白姓的老大白家就一直是这个宗族的族长。这也符合宗法制下“立嫡立长”的原则。所以，《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就是这个白、鹿两姓宗族的族长。他行使着族长的权威也履行着族长的义务。他修祠堂、办学堂、立乡约、移风易俗、教化百姓，大旱、饥馑时带领族中百姓取水、背粮食。他公正决断，不偏不倚，救济贫弱，为白鹿村赢得了“仁义白鹿村”的称号。但是他也自觉地维护着延续了几千年的宗法制度下的礼仪规。一旦有人触犯它，他会毫不留情的予以处罚，甚至不惜付出血的代价。所以，说他是封建的卫道士也不为过。

祠堂是宗法制度下的特殊产物。它是族人共同祭拜祖先和商议族事的地方，是宗族文化演绎的场所。里面浓缩了中国宗族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白鹿村的祠堂和这个村子的历史一样悠久，可以追溯到“很古很古的时候”。甚至没有年代的确定性。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宗族观念和文化的根深蒂固和由来已久。在《白鹿原》中，多次提到的祠堂除了有它最初的功用外，它还是一个学堂，儒家正统宗族文化中孕育出了白孝文、白孝武这样未来的族长，也培养了鹿兆鹏、鹿兆麟这样新时代的共产党员和军人，和曾经是原上的叛逆者可最终“学为好人”的黑娃，还有白鹿精灵的化身——白灵这样一个白鹿原的反叛者。在《白鹿原》中，它同样还是历史上演的一个小舞台。大至历史上可圈可点的事件，小至宗族部的纷争，在这里你都能看到。作者就让这浓缩了传统文化特质的祠堂负上了揭开新的历史篇章的使命。

再说文化层面中的行为文化。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复杂的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定势。是以民风和民俗形态出现，见之于日常生活

的具有鲜明民族特性或地域特性的行为模式。一定的行为文化是一定的精神文化，尤其是观念文化在人们社会实践中的反映。”［５］（P6）中国地处北半球，太由南向北斜照山川河流，人们经过长期的观察，总结出“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即“阴阳”的说法，这成为人们认识和解释自然现象的一种工具，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进而影响到各个方面。所以，《白鹿原》中的行为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譬如其中关于“阴阳”、“风水”的描写：有鬼了要请阴阳先儿来捉鬼，捉住的鬼被装在“红布蒙口扎紧了脖颈的瓷罐里，且那蒙口的红布不断弹动，像是有老鼠往外冲撞”。然后要用滚水把它煮死再焙干；白嘉轩连娶六房而六房却都相继死去，他请风水先儿来看宅基地和祖坟的风水，一旦发现了白鹿精灵显灵的地方，即使有违“仁义”也要不择手段的据为己有。为的是确保人丁兴旺。这种风俗习气即使在中国农村的今天亦可见到。更不用说文本中随处可见的民风、民俗。例如各个村庄农忙过后的“忙罢会”，请戏班子唱戏；清明节原上不分大小打秋千的风俗；原上大旱，全村百姓跪在忠义化身的关公像前祈求显灵，而不像其他地方求雨要求龙王的习俗。以及有着关中文化神秘色彩的赶棒槌会。

“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它的存在，一旦形成一种传统，其对于人的性格、心理、思想、学术以至这个对地方的民风、民俗的影响与熏染，都是巨大的。”［６］《白鹿原》中除了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精华体现外还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从作者创作该文本的目的就可见一斑。

作者创作《白鹿原》的雄心，是要写成一段“民族的秘史”，这也是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的。忠实是人，其创作《白鹿原》的重史目的，自觉的追求史诗效应跟其生与斯长于斯的关中这块土地的文化传统有关。周故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而重视历史，注重以史为鉴也是华夏民族的重要传统。写史的传统在两汉时期达到极大的辉煌。它的两个代表人物，西汉的司马迁和东汉的班固都是关中人。司马迁以其伟岸的人格和“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太史公书》）为后世文学史学立下了不朽的丰碑。后人称其为“无韵之《离骚》”。而班固的《汉书》亦因其严谨而著称于世。史诗般的巨著，“写出一本两本聊以自慰死后可以垫棺做枕的书”，是促使作者创作的最初动力。而这在关中地域文化史上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小觑的传统。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在当代地的小说家中，始于柳青、杜鹏程，迄于忠实的史诗效应的追求，其渊源可以直溯到周两汉。亦如关于白鹿原的得名，可以久远到像《创世纪》中的“诺亚方舟”那样。

可见，作者在《白鹿原》中关于民俗民风的描写无非也是想从另一个侧面来显示中国传统文化无所不在的广泛性和深沉魅力。这一点，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

二

《白鹿原》中所反映的精神文化有表层和深层之分，表层的精神文化譬如《白鹿原》中许多关于鬼魂现象的描写，这在中国司空见惯。儒、释、道的兼容并蓄，使神仙和圣人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而鬼魂都居住在十八层地狱，鬼魂通常都是恐怖的，是人的对立面。因为中国文化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重视现世的人伦生活，坚持以人为本，形成了“重人伦，轻鬼神”的文化特质。譬如《白鹿原》中的田小娥的鬼魂一出现就引起了原上的瘟疫。而没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