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在中国变迁发展三步曲 红薯产业链仍未成熟

红薯在中国变迁发展三步曲红薯产业链仍未成熟

欣闻红薯的原产地——地处南美洲的国家秘鲁，2008年初盛情邀请中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四川光友薯业邹光友董事长再次率团到南美传经送宝的消息，笔者由此，想起了自红薯传入中国415年来的变迁与发展，特别是红薯作物对中国的巨大贡献和其对全人类健康美好生活的作用，并综合这些年来我在经济日报和中国经济网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形成了本文——红薯在中国变迁发展的三步曲。

即从星星之火，到燎原神州，种遍华夏；从救命解决温饱到改善生活健康美食；从过去种植越多越穷，到致富薯农、企业赢利、造福城乡人民。眼下，红薯正以方兴未艾的态势，向走“红”中国并沿着“红薯之路”“红”向世界映照全球。

星星之火燎原神州种遍华夏

对红薯这个作物品种究竟是从哪年传入中国的，此前多有笼统说法。但是，从中国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中国科学院院长、著名大文学家、史学家郭沫若的作品中，可以获知，红薯被确认进入中国的时间，是1593年。

被当时人们誉为“国宝”级人物的郭沫若，在1963年特为红薯写过一首、近日还为有关报纸转载的词，《满江红·纪念番薯传入中国三百七十周年》：

我爱红苕，小时候，曾充粮食。明代末，经由吕宋，输入中国。三百七十年转瞬，十多亿担总产额。一季收，可抵半年粮，超黍稷。

原产地，南美北；输入者，华侨力。陈振龙，本是福建省籍。挟入藤篮试密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

45年前郭沫若大师的这首“满江红”赞红薯的词，既是一首红薯和引进者陈振龙的颂歌史诗，又是红薯传入中国后迅速种遍全国、贡献极大的概括。

1593年这一年，正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492年)100年后的第二年。按中国地方史料换算推断，红薯品种进入中国就是1593年。不过按中国地方史料换算推断，进入中国就是1593年。

甘薯(因甜得名)、白薯、番薯、红苕、地瓜等，都是红薯的别称。中国不同地区对红薯有不同的叫法，这同东北人称马铃薯为“土豆”类似。

红薯原产于南美的秘鲁、厄瓜多尔、墨西哥一带，随着各国早期探险和经商先人的洲际往来，红薯走出其故乡，到欧洲非洲亚洲等有人类的居住地拓展。

传入中国时，正是明代万历年间。我国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到现为菲律宾的吕宋岛经商，发现了红薯不仅产量高，而且美味可口，便要引种回国。但当地有严厉的禁止带出法令。于是陈振龙便和儿子陈经纶向当地百姓学习栽种方法，终于在1593年巧妙地将“薯芽”绞于缆绳之内秘密带回国内。这就是郭沫若“满江红”词中的“挟入藤篮试密航，归来闽海勤耕植。”回国时，正逢当地冬麦歉收，春天大旱。于是夏日播种，秋获丰收，而后红薯这一珍贵品种，则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在中国广泛种植，遍及各地。像永远不停的春风，造福华夏亿万儿女。

红薯的生命力极强，不管是山岗还是沙石土，红薯对土地的钟情程度，达到了不分贫富的境界。除个别海拔特高的地方外，全国都是生产红薯的好地方。

红薯在中国发展的神速，最重要的是“民以食为天”的需要——解决温饱和救命。

众所周知，旧中国，和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老百姓多过着饥寒交迫的困苦生活，如果遇上动乱和外族入侵，或遇上大的天灾，饿死者历代都无计其数。

唐代诗圣杜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还有唐代诗人李绅“悯农”二首：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中国的唐代，尚且如此，足以说明古时广大劳动人民不仅艰辛，种田者被饿死，司空见惯。

特别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内，从八国联军进北京，到日本大举侵华，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上述惨状更有过之。此间，红薯就成了人们解决饥饿的一大作物品种。“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戏剧台词，说明红薯的普及广泛。当然，红薯和薯类也是中国红色根据地和红军长征、八路军壮大、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军粮品种之一。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种红苕

全国解放后，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留下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一穷二白。要加速新中国的建设，首先要人人有饭吃。在当时科技水平落后和没有化肥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很低，全国曾多年处于粮食紧缺的状态。这期间，红薯种植异军突起。在毛泽东主席1958年写的送瘟神七律诗中，有“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名句。其实当时有六亿人的中国，也由南向北种起了红苕(红薯)。原因是红薯高产，适应性特别强，且口感好，既当饭又解馋。相比之下红薯的含糖成分高于马铃薯，当时糖果也少，所以对青少年更有引力。

记得我在1966年至1969年间，作为学生曾在胶东看到过红薯栽培高产的“窝瓜下蛋”。金秋走在齐鲁和华北大地上，信目可见的，是晾晒的大片的白白的红薯干。在三湘四水的湖南、巴山蜀水的四川、荆楚大地的湖北、及两广和中州，红薯包括其茎和叶子，都能当食品和上等饲料。全身是宝，名符其实。为推动四化建设和解决全国人民口粮紧缺问题，可谓是功勋卓著。

以1963年为例，“十多亿担总产额。一季收，可抵半年粮，超黍稷。”

全国年产红薯约1千亿斤，即0.5亿吨，在当时全国人均约170斤。这对全国人民同心同德顺利渡过难关和走出当时的“困难期”，意义巨大。正因为如此，才被称为“此功勋，当得比神农。”

可以说，现在40岁以上的国人中，从小就把红薯当食品当饭吃的很多。那是温饱和保证人有力量和精力的需要。由于少有别的品种替换和没有科学吃法的条件，人们常有腹涨等不良感觉。尽管如此，红薯与其它粮食一起，养活并成长起了一代又一代人。

我在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上学时，同班好友——后来是山东省教育厅长的马庆水，他在齐河上中学时，每周从家里背一面袋子“地瓜”，就是一周的食品和口粮。

当然，红薯的种植，也随气候变暖和大棚的推广及技术的提高，而及时北移。例如，我的故乡——吉林白城地区，1964年以前因为寒冷，就是种不了红薯。每年我们买到从关里运来的红薯时，特别高兴，被视为改善生活。近20年来，在我的老家和整个东北，城乡人民吃的多是本地产红薯。

天生丽质红薯为公认健康食品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解决温饱和农村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令世界瞩目。但是，作为对解决温饱等起过重大作用的红薯作物，并没有功成“退隐”，而是以崭新的面貌更受城乡人民的青睐。

近些年来，从普通百姓的餐桌到各大饭店，红薯食品均以物美价廉受到欢迎，进而推动着红薯的种植与发展。其根由在于红薯的“天生丽质”和人们对健康的呵护。

据报道，在世界卫生组织评出的“最佳蔬菜”中，红薯为冠军。在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有“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并指出，“我国居民近十年来吃薯类较少，应当鼓励多吃些薯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