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2023- 9 - 17）作者：杜赞奇。
历史学家、汉学家，印度裔，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为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一、中心论点关键词：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中心论点：本文利用“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构造了一个“国家—士绅—农民”的三层结构，乡村精英在“国家—士绅”层面传达和缓和国家专制权力，在“士绅—农民”层面因宗教、宗族（文化网络）和共同的利益关系扮演保护型经纪的角色。
随着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保护型经纪陷入困境后选择退出乡村政权，保护型经纪逐渐被以地痞恶霸为代表的赢利型经纪所代替，三层结构演变为“国家—农民”二层结构，小农不得不直面赢利型经纪和封建国家或日本侵略者的盘剥。
二、章节概要1.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本章探讨的问题：地方政权现代化 1）地方政权的重组与扩大：地方政权的现代化推进主要体现在以“区，村庄/乡镇”的二级组织取代原先的三级赢利型经纪，村庄的保护型经纪体制作用消减，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国家政权在无中间环节的情况下与有正式组织的村庄直接打交道 2）河北山东二省的财政：省财政收入迅速增长表明省政权对社会财源控制加强，但这一控制的加强主要通过开辟税源而不是田赋收入的增加来实现；田赋收入增长不多的主要原因是旧有经济及其助手并未根除，只是改头换面，仍充斥于税收部门 3）国家政权的扩张与内卷化：旧有政权不存在内卷化的原因有①“无为而治”②地方政权存在保护性组织；现代化、官僚化的国家政权试图发展不受基层精英操控的基层政权来扩张自己的权力，但他自身无法完全官僚化，且不得不借助旧有经济体制开辟税源，而这阻挡了国家政权的扩张。
4）河北省的县级财政：国家只实现了形式上的现代化而非实质的现代化。
省级政府强制县级政府增加现代化机构→攫取县财政收入→县政府巧立名目增加税收+经济体制延伸至区和村中饱私囊→民国时期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文化软权力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有更正确 的了解 。 当其他国家和民众 自愿 的受到其强大文
化 软权力 的感染 、 影响 ， 普遍接受他们的价值观 、 文化方式 时 ， 国的国家形象又在除 了国内民众接受 以外 的层面获 该
得 了成 功 ， 国家 形 象 的 国 内和 国 际 两 方 面才 能 统 一 。 此 ， 因
一
象， 既包括 国家本 身的客观实在 的物质外在形 象 ， 同时它 也是一 国在人们头脑 中所形成 的印象。 就是说一 国的 国 也 家形象 ， 不仅仅取 决于该 国具有 什么样 的经济 、 事等看 军
得 见 、 得 着 的硬 实 力 ， 简单 得 等 同 于 国 家 的实 际状 况 ， 摸 不
了过去一穷二 白的落后的国家形象 。 有人从中国发展 的经
验 中总结 出“ 中国模式 ” “ 或 北京共 识” 与当年的“ ， 华盛顿 共识 ” 比较 ， 相 有部分人甚 至认为 “ 中国模式 ” 当前国际 在 形 势发展 的趋势 中更具 吸引力 。中国的这种 发展模式 ， 在 很 多发展中国家受到推崇 ， 纷纷学习这种渐进式改革发展
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 国人 民的热切愿望” “ ， 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 中华文化繁荣
兴盛” 把“ ， 提高 国家文化软实力” 上升到 国家战略的高度 ， 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的重 要任务 ， 对于促 进 中华 使 这 民族的伟大复兴、 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提升我 国的国家形象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 的现实意义。
、
文 化 软权 力与 国 家 形 象
约瑟夫 ・ 认为 “ 权力 ” 奈 软 主要 来 源 于 两 个 方 面 ： 是 一
文化和意识形态 的优越性 ； 二是在国际机 制和制度 上 占有 优势 。可见具有 国内、 国际双重影响力的文化是软权力的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再探——对乡村组织、文化网络与传统权力运作的思考
乡村组织的观点缺 乏足够的 阐述， 关于文化 网络对权威产生的决定作 用的分析则更显单薄 ， 文化网络 对乡村成 员的约束力也难 以经 受纷繁
芜 杂 历 史 现 实 的检 验 。“ 力 的 文 化 网 络” 能描 述 其 一 ， 权 只 因此 难 以 再 现华 北 乡村 社 会 的 真 实情 景 。 关键词 ： 文化 网络 ； 乡村 组 织 ， 威 ； 教 ； 族 权 宗 宗 中 图 分 类 号 ： ９ ．９ Ｄ６ ３ ７ 文献标识码 ： Ａ 文 章 编 号 ：６ 卜 ５ ６ （ ０ １０ ＿０６ ＿０ １７ ３ ５ ２ １ ）８－ ｏ ２＿ ４
组织与经纪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着各种密切联系， 以至于联 系本 线的 见解及 其文化网 络解释华北的村落政治， 可以说失去了根 基”］ 。这样看来， 。序 在华北地区， 以宗族血缘纽带区分政治阵 身能构成文化的网络？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华北农村的各种乡民组织中， 宗族组织和宗教组织是两 个重要方面。因此杜赞奇在书中对华北地区的宗族力量、 宗教力
王兴飞 ， 杨振 东
（ 京 大 学 历史 学 系 ， 京 ２ ０ ９ ） 南 南 １ ０ ３
摘 要 ： 赞 奇 的《 化 、 力 与 国 家 》 书 ， 文 化 的 角 度 上 对 华 北农 村 社 会 进 行研 究 ， 究 方 法颇 具 新 意 。但 对 于 文化 网 络 的 建 立 借 助 杜 文 权 一 从 研
的宗族与牌长姓氏并不一致， 吴姓变为了魏姓， 这种差别的根源 在于杜赞奇对华北乡村族属构成的不了解， 事实上“ 由于华北历
史上多次战乱、 灾荒和移民的巨大影响……后夏寨的李姓、 王姓 存在着同姓不同宗的情况 ， 甚至两支王姓内部还存在依附和虚 拟的复杂情况……杜赞奇认为后夏寨村落政治以宗族竞争为主
《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浅析国家政权的内卷化阅读时间：阅读人阅读书目：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撰写的理论著作，其内容是关于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
在这本书中，作者以《中国惯性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20、30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资料、及中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细致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900—1942年间中国国家政权进行现代化这一时间段中，中国乡土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而在国家政权不断深入乡村社会的，乡村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回应，促使乡村回应的又是怎样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与国家政权较量、融合等一系列互动过程中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这都是杜赞奇在这部著作中提出并加以分析的问题。
其中第一章作者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认为乡村社会这种权威由乡村社会各种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组成的框架之中，他们把这种框架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
第二章主要论述的是经纪统治。
作者把晚清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看成一种经纪关系，国家利用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来实现其主要职能。
第三章作者开始讨论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从中引入了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
第四章到第八章，作者具体论述了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感触最深的就是“政权扩张的内卷化”这一内容。
我认为，杜赞奇对这一问题分析和论述高度概括了晚清和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本质，从而在更深一层次揭示了其灭亡的原因。
一、“内卷化”的内在逻辑“内卷化”是克利福德吉尔茨在爪哇研究水稻农业时提出的这一概念，它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阶段达到一种确定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如在农业社会，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原地不动，未曾发展，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生产。
尽管这种生产并未导致人均收入的急剧下降，但是阻止了经济的发展，即人均产值并未提高。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报告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报告在当今社会，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对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素养起着重要的作用。
读书作为文化交流和传承的重要媒介，也承载着促进国家文化与社会进步的使命。
本文将探讨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报告之间的关系，并分析读书报告在推动文化权力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文化权力的定义与意义文化权力是指一种通过文化实践和传播来影响和塑造社会行为和价值观念的力量。
它不仅体现在政府的文化政策和法规中，也通过民间文化活动、文化产业等方式展现。
文化权力的存在可以促进艺术、语言、宗教和传统的交流，从而加强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互动和认同。
文化权力的发展有助于维护和传承国家的文化特色，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与进步。
二、国家读书报告的定义与意义国家读书报告是一种对国民阅读状况进行调查和总结的官方报告。
它通过分析国民阅读的趋势、模式和内容，以及评估阅读的效果和影响，向国家提供关于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的参考和建议。
国家读书报告旨在推动全民阅读、培养阅读习惯，并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指导和支持。
它是反映国家文化娱乐水平、教育水平和文化权力的重要指标。
三、读书报告对文化权力的推动作用1. 激发国民的阅读热情与兴趣国家读书报告通过公布全民阅读的情况和推荐优秀书籍，激发了国民的阅读兴趣。
它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鼓励，促进了全民的读书热情的提升。
这有助于推动全民阅读的普及与发展，培养国民的阅读习惯，提高文化素养与知识水平。
2. 促进文化产业的繁荣与创新国家读书报告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通过调查和分析国民阅读的模式和内容，国家可以了解读者的需求与偏好，推动出版社、图书馆和书店等文化产业机构的发展。
同时，国家读书报告也为作家、编辑和出版商提供了参考和指导，鼓励创作更多优秀的图书作品，促进文学和文化创新。
3. 传承和弘扬国家文化与精神国家读书报告在总结和推荐阅读内容时，通常会关注国家的经典文学作品和传统文化，弘扬国家的精神与价值观。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CULTUR，POWER，ANDTHESTATE——RURALNORTHCHINA，1900-1949）一书是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DUARA）的精心力作。
在这本书中，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
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详细地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深入社会底层的。
因其视角独特，见解深刻，该书被选入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通读全书，本人有以下几个方面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一、关于“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nexusofpower），力图考察和分析乡村社会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各个方面。
在这一概念构架下，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被展现出来，并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
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
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
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耸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
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容十分广泛。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心得笔记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心得笔记摘录权力的文化这一模式可以使我们在同一框架中理解晚清社会中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并以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来达到这一目的。
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之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
由于其他职能有赖于这一组织基础，故我首先考虑这一基础。
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教、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
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
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括十分广泛。
―――――――――第1页，第一章权力的文化网络到19世纪末期，清朝政府通过双重经纪来征收赋税并实现其主要的统治职能。
经纪是交易中一方的代理人，他常常收取一定的佣金。
尽管理论上（名义上）并非如此，但事实上，清末封建国家正是通过收费经纪来统治乡村社会的。
我称这种国家经纪（State brokerage）为营利型经纪，以与另一种类型保护型经纪相区别。
在后一种类型中，村社自愿组织起来负责征收赋税并完成国家指派的其他任务，以避免与营利型经纪（村民认为他们多为掠夺者）打交道。
―――――――第24、25页，第二章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我将用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这一概念来说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的扩张及其现代化进程。
在政权内卷化的过程中，如同前面讨论过的营利型国家经纪一样，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同步增长。
尽管正式的国家政权可以依靠非正式机构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无法控制这些机构。
在内卷化的国家政权增长过程中，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团体代替过去的乡级政权组织成为一支不可控制的力量。
文化、权力与国家__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
《文化、權力與國家: 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讀後感《文化、權力與國家: 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CULTUR，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9）一書是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精心力作。
在這本書中，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滿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編撰的《中國慣行調查報告》、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會調查材料，以及中外學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過細緻的個案研究，向我們展示了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間華北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一般狀況。
作者力圖打通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間隔，從“大眾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權力的文化網路”等新概念，詳細地論證了國家權力是如何通過種種管道（諸如商業團體、經紀人、廟會組織、宗教、神話及象徵性資源等）深入社會底層的。
因其視角獨特，見解深刻，該書被選入江蘇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
通讀全書，本人有以下幾個方面想談談自己的看法：一、關於“權力的文化網路”作者使用“權力的文化網路”（culture nexus of power），力圖考察和分析鄉村社會生活中權力關係的各個方面。
在這一概念構架下，帝國政權、紳士以及其他社會階層的相互關係被展現出來，並將這種對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於權力賴以生存的組織為基礎。
在組織結構方面，文化網路是地方社會中獲取權威和其他利益的源，也正是在文化網路中，各種政治因素相互競爭，領導體系得以形成。
文化網路由鄉村社會中多種組織體系以及塑造權力運作的各種規範，它包括在宗族、市場等方面形成的等級組織或巢狀組織類型。
這些組織既有以地域為基礎的有強制義務的團體（如某些廟會），又有自願組成的聯合體（如水會和商會）。
文化網路還包括非正式的聳關係網，如血緣關係、庇護人與被人、傳教者與信徒等關係。
這些組織既可以是封閉的，也可以是開放的；既可以是單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複雜的，總之，其包容十分廣泛。
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1.《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基本介绍。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是基于南满铁道株式会调查部1940——1942年间调查编程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以及其他一些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社会学家西尼·甘布尔和杨懋春对华北社会的有关描述,对1940年——1942年华北农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民国时期国家企图加强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变化中,小农经济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全书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建设”,来分析文化、权力与国家间的关系。
“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吸收了西方学术界关于文化的研究,但是不同于现代化角度下文化的内容,通过引用这一个新词,试图说明权力文化网络的存在,以及它的稳定的功能;“国家政权建设”是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具有深远的分析性涵义,然而在本书中通过对20世纪末的华北农村的研究,作者发现国家政权与文化网络的关系,并指出国家政权不能将其意志强加于所有的文化网络的架构之上。
1.1从内容和特点上讲,历史学则侧重于研究中央化过程、上层文化、机能、历时性与采用叙述方式;而社会学则注重地方化过程、大众文化、结构、共时性与采用分析方式。
社会历史者的任务是在历史长河中找出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并且用叙述的方式将其展现出来。
但是,社会史学者选择的研究对象(包括社会生活形式的各个方面)往往很少留下历史记载,而且,地方制度和大众文化(在不同社会中其所占地位亦不相同)也不宜于叙述题裁。
所以,造成社会史学者只得借用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方法对制度与文化进行共时性研究。
文中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建设”两个核心概念,既不属于历史学的概念也不属于社会学的概念。
一个偏重于文化角度,一个偏重于权力角度,试图在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架起一个桥梁。
将文化、权力与国家三个要素联系起来,试图说明其间的关系。
1.2从文章架构来讲,第一章通过提出文化网络的概念,并证明其不同于单纯的经济圈而包含包括婚姻圈在内的更多样的因素,概括20世纪之前国家的统治依赖于文化网络。
文化、权力与国家_读书报告
从研究方法看《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李克军（文法学院行政管理111 学号06）【摘要】本书是以乡村的文化网络为基本结构并考察其功能力，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蛮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例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900——1942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
【关键词】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建设华北农村掠夺型经纪村界【作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早年就学于印度，后赴美国术学，师从著名汉学大师孔飞力，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
其《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先后荣获1989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其第二本专著《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中文译本已于2003年面世。
其最新著作《主权与真实性：满洲国与东亚现代进程》，也已于近日出版。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从西方入侵的时势中不断延伸入中国的乡村基层。
冷水沟、石门镇、吴店、侯家营、后夏寨、寺北柴这六个乡村的典型事例阐述“权力的文化网络”①和“国家的政权建设”②。
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存在着多样联系，在对乡村进行研究工作时，必然要把社会学和历史学沟通在一起。
明确研究的方向，杜赞奇在书中对农村的种种变化围绕“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中心概念为目标，对流个农村中的民俗与民族、宗族都做了深入的探讨。
分析历史变迁对社会农村的影响时，作者引入了不同的理论，他同时接受了斯科特和波普金的理论②，在研究中寻找华北农村自身发展的规律。
时间是明确的。
作者选取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乡村，她在研究中缩小了时间范围，更能深入的了解农村的现实状况。
不同的时期，华北农村的权力结构会发生些许变化，特别是农村的经济发展为代表的改革。
走向现代社会的困境——评社会史著作《文化、权利与国家》
制。 “ 国家政权建设 ”就是 随着 １ ９ ０ １ 年清末新政 的摊行 ，国家政权建 设 日益现代化 ，或者从 世袭官僚制转 向合理化官僚制的过程 。作者指 出，成功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 国家权 力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各个方 面的控制逐渐加强 ；二是在现代化 的 民族周家内 ，公民的权利 和义 务也在逐步扩大。在明确 阐述 了 “ 现代 国家政权建设”这一概念之后 ，他把晚清和 民国的国家政权建设 的实 践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实践相 比较 ，指 出两者既有相似之处 ，又存
一
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 ，不靠 提高 旧的或新增机构的效益 ， 而是靠扩大 旧有 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通过这些理论论证 出中国在进入２ ０ 世纪后 国 家权利 的扩大极大地侵蚀了地方权威 的基础 。对地方权威基础 的侵蚀
部分是文化 网络受到攻击 的一个结果 ， “ 现代化”过程 中的国家政权 完全忽视 了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 。其实这就是一个传统社会走 向现 代化 的种种变革和种种矛盾的体现 ，在本书 中通过精辟 的概念 和几个 县乡的史料 ，以小见大的展现了华北乃至 中国在走向现代化 的道路上 出现的问题 ，用下层 民众的农村生活反 映历史在大变革之际的景象 ， 将 乡村领袖 阶层的转变与『 司 家政权相联系 。在宗教 、乡村领袖 、Ｉ 司 家 干预的作用下呈现 出了普通农民百 姓对现代化生活是否欢迎 ，为什么 会 不欢迎或者欢迎 的问题和答案。从市场体系 、婚姻圈 、 水利组织 、 宗教与祭祀 （ 关帝 、龙王 ） 乡绅 、摊款 、宗族和家庭这些几乎 每个县 都司空见惯 的东西推演 出 “ 政权内卷化 ”、 “ 国家政权建设 ”这些具 有 深度 的理论 ，大到解释历史演变的种种现象 ；小到每几个 乡村都有 特定 的理论概括总结 ， 便于今后其他学者其他区域村庄。 本书也提到并引用了许 多其他海外学者的研究 ，如施坚雅 、黄宗 智 、杨懋 春等人 的理论 ，其 中有相似也 有不同。但可 以看出作 者是对 他们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 ，而这些人也是研究社会史的著名学者，特 别是在华北都有 自己著作 。同是海外研究作 品，我个人认为本 书相 比 于杨懋春的作 品 《 一个 中国村庄一山东台头村 》的理论深度更 强些 ， 更能引人思考 ， 却没有杨 的作品便于理解 。杨懋春 的书偏重叙 述和社 会学方面 ，而且有更多 的实地考察 ，这样的作 品更有利于成为其他学 者准确无 误的引用 。本 书如果作者能够花更多 的时间 ；去更多的村庄
国家权力的基层渗透——读《文化、权力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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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 文化 、权力 与 国家》
文／ 郑瑞瑞
力过大 ，国家禁 止宗族 过分干预行政 事务。这一时期 ，宗族势力与 保甲 里 甲组织相互混 合 ，成为权力文化网络中的重要环节 。随国家政权 的深 入 ，宗族间有竞争有冲突。国家政权的进一步深化是要切 断宗族 与乡村 整 体的纽带 ，使 新的村政权失去旧有 的在文化网络 中的合法性 。这 样也 堵 塞了国家政权的在乡村传达的一条渠道。 ６ ． 乡村 社 会 中 的 宗教 、权力 及 公 务 从 社 会 学 的 角 度 ，作 者 着 重 于 考 察 宗 教 和 其他 社 会 现 象 ，权 力 之 间 的相互作用 ；从 历史 学角度 ，作者 考察这 一相互 作用 的变迁 。２ Ｏ世 纪 初 ，国 家 政 权 深 入 乡 村 社 会 引 起 了 权 力 间 相 互 作用 的 变 迁 ，它 改 变 着 宗 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但对不同的宗教团体 ，其 影响力是不 同的。宗 教活动和公务活动范围的重合为乡绅提供施展领导能力的舞 台。宗教同 时也是将 国家政权与地方权力联系起来的有效途径。宗教信仰广 泛存在 于乡村 民众之中 ，国家对信仰对象的控制或合法化 ，是其对乡村 权力控 制的体现 。关帝的信仰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作为一种象 征符号 ，它 逐 渐 成 为 国家 权 力 对 乡 村 社 会 的 控 制 形 式 。 乡 村 领 袖 则 通 过 这 一 象 征 体 ２ ．权 力 的 文 化 网 络 通 过 分 析 婚 姻 圈 及 水 利 管 理 组 织 ，从 两 个 途 径 来 说 明 市 场 体 系 理 论 系 的信 仰 接 近 国家 政 权 。 同化在 文化网络之中 。文化 网络强调对组织系统 中权力 赖以生存 的文化 ７ ． 乡 村 政 权 结 构 及 其 领 袖 及 合法 性 的 分 析 。 它 是 权 力 角 逐 的从 场 所 、接 近 各 种 资 本 的 工 具 以 及 正 乡村 精 英 与 旧王 朝 统 治 者 联 系在 一 起 的 象 征 被 转 换 成 一 种 以 新 出 现 统 和权 威产生 、表现及再生 的发源地 。粗 略的看 到偶像 崇拜影 响到了组 的民族 国家为 目的的初 步认 同。权力 的文 化 网络中 ，保 护人 的地 位和 面子” 形成保护体系 ，它是由职能复杂 的非正式小 集团构 成的 ，而 以 织 的职能 ，而引发我们思索 的是社会 的利益是如何被 交叉融合进代 表这 “ 些 信念的权威之中的 。 乡村领袖为 中心 的保护体 系间接地加强权力 的文化网络 中的正统性。保 作者引用 “ 权力的文化 网络 ”这一概念 ，试图进一步拓宽理解一种 护人这一角色也 随着 国家权力的深入发生着变化，从具有地位和面子的乡 文明中政治体系的视野 ，即将文化、特别是 大众文化包括在 内，超越十分 村领袖发展到后来的 “ 中人” ，有声望的乡村精英逐渐脱离乡村领导的地位。 重要但并不完全的 “ 乡绅社会” 和 “ 儒家思想 ”等概念。力图在这一 网络 这对乡村是不利的，对国家的影响更加不利。国家政权的深入需要乡村精英 中来认识帝国政权、绅士和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组织关系形式多样相 的合作 ，然而其对乡村领导体制的破坏却与此形成对立状态。 互交叉 ，因而形 成一些 “ 中心结”，权 力就存 在于网络的这些 中心结上 。 ８ ．国家 乡村社会 的重组 中心结的行动是 国家政权深入 的后果 ，它会影 响到村落的兴衰 。 国家政权 如何 加强 国家力量并强化农村作 为政府 的最 基层单位 ，探 ３ ．清末乡村社会 中的经济统治 讨 这一政 策所引起 的与国家设想 并不 完全相符 的控制结构 与乡村社 区内 在清末 乡村统治 中存在 着两 种经济模 型 ，即保护型经济 和营利性经 聚 力 的 变 化 。作 者从 具 有 税 收权 力 的 正 式村 政 权 的产 生 来 分 析 国家 政 权 济 。两种经济模型有助 于我们来 理解国家 的政权 代表——知县——是如 如何渗透到农 村。摊款是乡村社会矛盾的根本来源 ，如前所述 ，在这 一 何来管理一县之众 的。在 分析帝 国政权 统治与乡村社会 的关 系 中，经济 时 期 ，国 家 对 乡 村 的 控 制 是 为 加 强税 收 管理 ，增加 税 收 人 。 乡 村 共 同 体 模型要 比 “ 乡 绅 社 会 ” 模 型 更 加 确 切 。 因而 没 有 必 要 对 在 绅 士 和 非 绅 士 已 经 开 始 松 散 兵 出 现 瓦 解 的 情 况 ，这 也 是税 源 的压 力 所 造 成 的 。这 一 时 精英之 间纠结 。营利性经 济是一种不惜手段谋取利益 的经 济模式 ，不 能 期 的保护型经济和营利型经济已差别不大 ，都是为催促税 款而失去其 权 被视为文化 网络的一 部分 。而保 护型经 济体制 是 由乡村社会领 袖创建 ， 威 和声望。 拥有集体价值 观念 ，溶 于文化 网络之 中， 同时它 也影 响着 文化 网络本 ９ ．国家政权的现代化与地方领导 身 。它是文化 网络 中的易变因素 ，代表着合法 与非法 的倾斜 关系 。 “ 保 国家政权的深入导致了乡村精英领导 “ 退位 ”这一现象 。作者层层 护型经济 ”将 文化 与行政联 系起 来 ，为后文探讨文化与政权之间相互 作 深入分析的最后一个层次 ，直接将国家政权与乡村精英对话 ，分 析国家 用 的转化提供 合理性阐释。 政权对乡村精英 的影 响 ，揭示 国家 政策 和国家 政权 内卷化 是造 成 乡绅 ４ ．华北地方 政权 的现代化建设 “ 退 位” 的主要原 因。村 庄、正式 和非 正式 国家机 构三方 对控制 财源的 清末 国家政权 企图改变其在乡村社会 中的软弱状态 ，加强 国家权 力 争夺也影响着乡村社会 。乡村社会的财源主要集中在土地 ，对 土地的控 对 乡村 的控 制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但其后果却加剧 了乡村社会 的矛 制掌握就成为各方势力对抗的筹码 ，村庄的 田地数成为秘密 。国家通过 盾 ，造成 “ 国家政 权内卷 化” 。地方 政权 的重组 即使地 方政 权正规化 是 “ 经济机制” 来保 证税收曾得到一定的成效 ，但更 多 的是 增加 了乡村 的 巩 固国家政 权的有效办法 ，使得下层政权与 中央保持一 致。 国家政 权在 负担 ，也阻碍 了国家政权建设 。营利型经济体制的再生和扩展伴 随着 国 步 步深入 乡村 ，同时破坏着乡村的传统 自治体系。随着村庄作为最下层 家政权建设的始终 。极大地损害 了政权在人们心中的合法地位。 １ Ｏ ． 结 论 行政单位的合法化 ，国家直接与村庄对话 ，传统的保护型经济失去其作用。 政府为发展不受乡村精英控制的基层权力机构，盲 目 扩大政权机构带来了巨 作者从历史争论 、国家政权与 中国革命 、国家政权 内卷化 三方面来 大的财政压力 ，从 而导致 国家政权 的内卷化 ，其结果 只能是 阻止 国家权 对全书做总结 。乡村社会 中的政治权威体现在 由组织和象征符 号构成 的 力 的真正扩张。作者表明 自己的态度 ，国家政权扩张造 成的是政权 的 内 框架之 中，作者称之为权力 的文化 网络 。乡村社会最直接最典 型的权威 卷化 。以从上而下的视角描述政权深入对 乡村 和其 自身的影 响。 体现在宗教和宗族之 中。人 际关系作为一种 “ 象征资本” 在乡村权力的 竞争 中转化到宗族或宗教组织之 中，并且会进一步加入到保 护型经济体 ５ ． 宗 族 与 乡 村 政 治 结 构 宗 族是一个广义 的概念 ：它是 由同一祖先繁衍下 来的人群 ，通常 由 制之 中。国家政权将其文化 霸权强加 于大众信仰之上 ，增 强其 对 乡村 的 共 同财产和婚丧庆 吊联系在一起 ，并且居住 于同一村 庄。宗族是 文化 网 控制力 。国家政权 的 “ 现代 化” 过程力 图斩断其同传 统的 、 “ 落后 的” 络中的一个典型结 构 ，在华 北 的多数 村庄 ，宗族 操纵 着传 统 的政 治机 文化 网络之 间的联系 ，结果是 ，乡村精英空有与 国家利益 结为一体 的雄 制。它是村庄公共活 动的合 法组 织者 。封建 国家 为维 护道 德 及行 为规 心 ，但文化 网络赋予 乡村精英 的领导作用却在消失 。 范 ，有时会利用和支持宗族 。但是 ｌ ９世纪末 ２ Ｏ世纪 初 ，为 防止 宗族势 （ 作 者 单 位 ：沈 阳师 范 大 学 ）
《文化、权力与国家》：启示与反思
作者： 把增强
作者机构：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学刊杂志社,河北石家庄050051
出版物刊名： 学术界
页码： 236-242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8期
主题词：�文化 权力与国家》 杜赞奇 权力的文化网络
摘要：�文化、权力与国家》系杜赞奇的经典之作。
该书之所以能引起广大读者关注成为经典，主要有三方面因由：一是所运用资料的主体与多元并存；二是对所提理论与观点的凝练表达及与他人理论与观点的交流和争锋；三是对农村问题的深刻体悟具有较强的现实性。
在该书中，杜赞奇独具特色地建构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理论，而且杜氏的概念建构并非自话自说，而是融会了解构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成分，吸收了西方学术界有关文化研究的思想结晶，并有着超越现代化思想狭隘之处的理论动机。
此外，杜氏的研究给我们理解中国革命何以发生并取得成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审视视角。
然而，对于中国革命，杜氏仅仅是将之作为探讨国家政权内卷化时的“附属品”而一笔带过，并无深入的实证分析。
由此着眼，摆脱传统制约，从杜氏的思维方式入手来探讨中国革命何以发生并取得成功是突破中国革命传统研究范式的重要路径。
文化权利是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
文化权利是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作者：摩罗来源：《艺术评论》 2012年第10期摩罗由于各国综合实力不同，各国所拥有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远非均等，强势国家与弱势国家的不同权力、不同地位构成了国际框架中的等级秩序。
各国既相互合作、相互依存，又有或隐或显的相互博弈、相互遏制。
合作是相对的，竞争与博弈是绝对的。
这是我们讨论国与国之间文化关系的基本语境。
在这种既合作又博弈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何对待他国他族文化，如何与文化传统相异的他国他族相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强势国家常将自己的文化描述为唯一合理、唯一正当的文化，甚至树立为标准，以此批评弱势国家的文化，否定其文化正当性，并进而按照自己的利益改造之。
弱势国家如何看待强势国家的文化权力和影响，如何在认可其优势和影响的同时，坚信本土文化的正当性，坚守本土文化的权力，坚持以本土文化资源与强势文化相竞争、相博弈，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百余年来，中国为应对强势国家的文化压力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一些特定的阶段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积累了一些经验，在另一些特定的阶段则遭遇失败，留下深刻教训。
我们遭遇失败的原因相当复杂，对于文化的价值和功能缺乏深刻的理解，是原因之一。
不少中国人认为文化是一种超阶级、超国家、超民族的价值体系，是可以供全人类共同认同、共同消费的精神财富。
这种认识与文化的起源、历史、功能不符合。
实际上每一种文化都是由一个特定的人群建构起来的。
在千万年的战争、征服、博弈、融合中，人类逐步形成了一个个民族。
通常一个民族有大体一致的文化认同，也就是说创造文化的主体大体上可以认定为“民族”，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是由某个特定的民族创造的。
每个民族都是在与其他民族的征战、冲突、博弈、妥协中成长的，因而不可能在歌舞升平的仙境中创造文化，而是在与其他民族争夺生存资源、发展空间的紧张关系中创造文化的。
每个民族都希望通过创造自己的神灵（比如耶和华）、自己的神话（比如伊甸园神话）、自己的学说（比如白人优越论）、自己的学术体系（比如欧洲中心主义）论证自己的优越性，增加自己的竞争优势和制胜力量，帮助自己实现利益最大化。
文化、权力与国家的读书笔记
国家政权建设权利的文化网络经济的现代化、民族的统一经纪：1保护型，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害，乡村共同体2、赢利型，视乡民为榨取利润的对象国家政权的扩张应提高效益，否侧会出现内卷化。
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
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之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和冲突时造成内卷化的主要原因。
村庙是赏善惩恶的最高权威，这也是世俗组织借助于宗教势力的一个原因。
┈┈在中国乡村，血缘和经济状况是选择领导人的主要标准。
掌权人往往出自富裕之家，富有几乎成为掌权人的先决条件。
但是，作为一个保护人，除富有之外，他必须担当起下列某种社会责任：像乡村郎中那样治病救人、向村中宗教活动捐款、调解争端、介绍村民与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联系等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分析国家政权是如何加强国家力量并强化农村作为政府的最基层单位，（国家权力的渗透不仅迫使村庄建立起自己的财政体系，使它成为村政的中心，而且创造出不同的摊款方式，使属于哪个村庄对农民来讲具有切身的利害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必然导致村民关系的变化并影响到村际关系。
）并探讨这一政策所引起的与国家设想并不完全相符的控制结构与乡村社区内聚力的变化摊款和农村（新式保护性政权首要的任务村内人村庄成为征税和被征税的对象临时摊派，没有客观标准（固定村界的首要目的是稳定国家收入，“村有定地”不仅便利于征收摊款（不论以何种方式）的短期目标，而且有利于加强国家权力的长远规划。
向村界内所有耕地征税可以减轻户口众多而比较贫穷村庄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不顾一村承受能力而摊款所引起的矛盾。
看青苗会，村界于乡村社区村内互相监视乡村内聚性本质是什么？以家庭为单位，家长代表由自农耕成员组成的村庄，对新成员要求高，而且有较强的村组织具有紧密关系的乡村共同体（长期以来，对乡村社区的定义五花八门。
复线的历史及其他——关于《文化、权力与国家》
网络 既控 制 着各 种 资 源 ，又 富有 各 种 符 号
象征 的 含 义 ，成 为 了 乡村 社 会 中权 威 的 合 法性 基 础 和权 力 角逐 的平 台。 而后 在 第 二
回 应 的 又是 怎样 的 因素 ，这 些 因素在 与 国 家政权 的较 量 、 融合 等一 系列互 动 中又分 别
处于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这种认识因此当由于国家急需从最下层吸收财源并且国家政权向处于最低层的乡村社会扩张的正式介入乡村社会同时由于乡村权力的时候特别是当在华北国家政权扩张的文化网络又与国家自上而下的政权有着不一个重要方面深入基层和吸收下层的吻合的地方因此国家往往只能依靠介于财源在这个时期却基本上没有中断两者之间的非正式团体或者个人完成这一的时候基于权力的文化网络如杜著中所任务
合 性 的 分析 模 式—— 文 化 网络 。” ②
国 家 政 权 的 内 卷 化 ： 果 国 家 政 权 对 乡 村 的 如
扩 张没有 建 立在提 高效益 的基础 上 ． 而仅 仅
《 文化 、 力 与 国 家》 本 “ 写” ９ ０ 是 靠 复制 或 扩 大 旧有 的 国 家与 社会 关 系来 权 这 描 １０ ～ １４ 年 华北 农 村 的 著述 是 美籍 印度 裔 学者 扩 大 其 行 政 职 能 ， 那 么 这 种 扩 张 的 结 果 就 ９２ 杜 赞 奇的 汉 学研 究的代 表作 。 上 所述 ． 如 作 是 “ 家 政 权 的 内 卷 化 ” 国 Ｌ ， ［ 者 简 介 ］孟 庆延 ， 作 就读 于南 京 大 学社 会 学 系
章 中 ．作 者将 乡村和 非现 代 化 国 家政 权 之
间 的 关 系描 述 成 为 一 种 经 纪 关 系 ． 并 提 出 并 区分 了 “ 利 型 经 纪 ” “ 护 型 经 纪 ” 盈 和 保 两
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
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文化软权力作为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影响。
文化软权力，即通过文化吸引力、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播等手段，塑造和影响他国意愿和选择的能力。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软权力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
本文将从文化软权力的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影响因素、发展现状以及提升策略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文章将明确文化软权力的概念内涵，阐述其在国家实力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接着，通过对文化软权力相关理论的梳理和评价，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分析影响文化软权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文化传统、创新能力、传播手段等。
随后，文章将通过对国内外文化软权力发展现状的比较分析，揭示我国文化软权力建设的成就与不足。
文章将提出提升我国文化软权力的策略和建议，包括加强文化创新、优化文化传播、深化文化交流等，以期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有益参考。
二、文化软权力与国家实力的关系文化软权力作为一种非物质形态的力量，其在国家实力的构建和提升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文化软权力是构成国家实力的重要部分。
在传统的硬实力观中，国家的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实力被视为决定性的因素。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文化软权力逐渐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越强，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就越大，对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国际话语权的掌握就越有主动权。
文化软权力对国家实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文化的力量在于其传播性和渗透性。
一个国家的文化如果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同，那么它的价值观、理念、制度等就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力，从而增强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同时，文化软权力还能够促进国家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强国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古代文化的权力和国家
古代文化的权力和国家在古代，权力与国家的关系一直备受注目。
古代文化中，权力的凭借和掌握一直是人们争夺的焦点，国家的创立和演变也不断受到权力的影响。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古代文化中权力和国家的互动关系。
古代文化中，权力的凭借和掌握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种是通过家族地位和家族财富来获取地位和掌权，如春秋时期的诸侯和秦汉时期官僚贵族等；另一种是通过个人智慧和政治手段来掌握权力，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和唐朝的宰相李林甫等。
无论是家族地位还是个人智慧，权力的凭借和掌握都是与国家紧密相关的。
在古代，国家的创立往往是通过一个族群或一个部落的扩张而形成的，如周朝就是通过周武王扩张而成的。
而在国家形成之后，权力的掌握也往往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相互影响，如秦始皇通过吞并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国，而权力的掌握也落在了皇帝手中。
权力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国家的建立和演变中，也体现在国家治理和文化传承方面。
在古代，权力的掌握者往往也是国家治理者，他们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来掌握和维护权力，如管仲和韩非在春秋时期的政治手段，以及唐朝的宰相王珪和李林甫等的对国家的治理和管理。
国家文化的传承也离不开权力的影响，在古代文化传承中，各朝代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和传承方式，而权力的掌握者往往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推动者，如唐朝的文化传承就与宰相李林甫密不可分。
古代文化中，权力和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它的具体表现方式也随着时间和文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无论是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还是在国家治理和文化传承方面，权力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权力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这个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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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书报告
本书作者——杜赞奇，是一位印度裔的历史学家、汉学家，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
本书曾先后荣获1989 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本书所引村级结构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
《惯调》的大部分材料是采访农民的记录，有些农民所提供的材料自相矛盾，并不可靠。
除《惯调》材料外，杜赞奇还利用了满铁的其他调查材料和一些中文材料。
这些中文材料包括政府报告、法令汇编、地方志书以及当时学者的研究报告。
《文化、权力与国家》在中国特定的时空和历史条件下，从立足于农村的微观角度分析和阐释了国家政权现代化过程与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宏观课题。
本书旨在探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而要弄清国家权力扩张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变革过程，首先得分析国家原有的权力组织与结构。
在乡村社会中，权力更突出的体现是建立在特定的文化网络之中。
所以在本书的第一章中，作者就详细阐述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
第二、四、五、六章分别从“经纪”制、宗族、宗教和庇护等不同角度来证明直至19世纪末，不仅地方政权，而且中央政府都严重依赖文化网络，从而在华北乡村建立自己的权威。
而第三章主要探讨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及其必然结果——国家政权内卷化。
第七章分析了国家政权是如何加强国家力量并强化农村作为政府的最基层单位，并探讨了这一政策所引起的与国家设想并不完全相符的控制结构与乡村社区内聚力的变化。
第八章着重考察了国家政权深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财富、地位、影响力这些因素与村庄领导之间的相互关系。
总体上看，全书采用总分和递进两种逻辑结构相结合的方式。
如：在解释“文化网络”一词时，第一章为总述，而后几章则是通过宗族、宗教等不同方面来阐述“文化网络”在华北乡村中的作用，即分述的方式来组织的。
此为“总分”。
而在各章节内部，则为递进。
如：第七章——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则是把国家政权在华北乡村的不断深入的影响作为一个单向性的时间轴，而着力探讨基于此时间轴的乡村社区内聚力的递进式变化。
此即为“递进”。
本书精炼的得出结论：在20世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当国家政权的职能及人民对政权的期望迅速增长，即其增长速度超过人均收入的增长之时，对政权的要求便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是贯穿全书的两个中心概念。
两者均超越了美国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框架——现代化理论。
下面谈一谈我对几个名词的理解：1、权力的文化网络：
乡村社会中的政治权威体现在由组织和象征符号构成的框架之中，即权力的文化网络。
“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模式可以使我们在同一框架中理解晚清社会中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并以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至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来达到这一目的。
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
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之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
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各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庙会、水会、商会）。
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者与被庇护人，传教者和信徒等关系。
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
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容十分广泛。
祭祀体系是中国人在帝国行政体系之外另建权威的一种常见形式，它是大众宗教中与人间统治机构相似的天界官僚机构的缩影。
利用迷信中的等级体系，封建国家通过祭祀这一媒介将自己的权威延伸至乡村社会。
“国家政权”是由儒家思想交织在一起的行为规范与权威象征的集合体。
从这一角度来说，国家最重要的职能便体现在一系列的“合法化”程序上：掌握官衔与名誉的封赠，代表全民举行最高层次的祭礼仪式，将自己的文化霸权加之于通俗象征之上（如关帝）。
对乡村大众来说，文化网络中的国家政权正是通过这些途径体现出来的。
20世纪之后，国家政权逐渐放弃并破坏文化网络中的一些组成部分，但并没有建立新的渠道，以及这种“失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正直之人“退位”，地痞恶棍充斥乡村政权，国家政权内卷化——承包人贪污中饱与高税收同步增长）。
如果将华北农村看成是一个在文化上相对独立和自足的文化共同体的话，那么此共同体是建立在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和小农经济的共同影响的基础上的，国家政权无法直接作用于该共同体，它有自生的权力机构。
该权力是建立于自然法的基础上的，而自然法的形成与共同体中自成体系的文化网络密不可分。
所谓权力，无非是建立于文化网络上的自然权威的现实影响。
此即为权力的文化网络。
2、国家政权建设：
据字面意思，许多人倾向于把“国家政权建设”理解为“政治体制的现代化”。
但本书更侧重于把这个词的理解为国家政权控制力的增长，也可以说是国家政权的完全官僚化。
在欧洲，国家政权的官僚化表现为封建领主制向官僚制的过渡，而在中国则更突出的表现在乡村政权的官僚化。
它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即在广度和深度上加强国家政权的控制力，使之完全官僚化，进而能够直接的有效的控制整个国家。
此即为“国家政权建设”。
共产党在中国能获取政权的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共产党能够了解民间疾苦：从殴打妻子到隐瞒土地，无所不知，从而动员群众的革命激情。
而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国家政权“内卷化”扩张的终结。
我认为，国民党政权（及以前的晚清和北洋政权）之所以未能完成国家政权建设，恰恰是因为一直未能摆脱与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并试图利用之。
而共产党夺取政权并完成了国家政权建设，显而易见的是，共产党正是在“斩断其同传统的、甚至被认为是‘落后的’文化网络的联系”，“在文化网络之外建立起新的政治体系”的基础上实现这一点的。
建国以后尤其是“文革”期间共产党对一些权力文化网络中的社会组织如水会，庙会和其他一些迷信活动进行了彻底整改，但并没有引起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3、国家政权内卷化：
“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货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它是国家权力在扩张过程中的一种畸形发展，但通常也是无法避免的。
一方面，国家政权得以延伸到农村这一新的领域；另一方面，随着这一延伸，行政机构的正规化和合理化也被严重削弱。
更为广泛的说，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和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
在国家政权真正延伸到乡村社会以前，保护型经纪会在某种情况下对于国家政权有一定的抵制作用。
而在赢利型经纪出现之后，国家政权通过对赢利型经纪的直接控制得以延伸到这一新的领域。
但是这一延伸是要付出代价的，它不得不忍受赢利型经纪从中攫取大量的经济利益。
而这样充斥着土豪和劣绅的新的行政机构的正规化和合理化过程必然会被严重削弱。
“白地摊款”的日渐合法化以及正式组织与“半牌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均体现了这一点。
本书的总体评价
1、优点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是一个严密的论证体系，其论证过程、论证结构堪称经典！再
者，作者对于资料的分析、鉴别也是本书的一个亮点。
正如上文所说，《满铁》的资料并不可靠，杜赞奇采取泛读和精读相结合的方法，对所引材料进行了仔细核对，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其可靠性。
作为本书的重点，杜赞奇对于文化现象的透彻分析也令人称道。
2、不足
作者通过对晚清和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向农村基层社会扩张活动的细致剖析的同时，并没有针对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充当国家与社会中介的“经纪人”中饱私囊的问题作出解释，却归结于赢利型经纪人致国家公共利益于不顾。
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指出一样，中国乡村社会的农民“因为他牺牲族时，他可以为了家。
”其次，关于如何杜绝赢利型经纪人在行为过程中的欺上瞒下，强取豪夺，竭泽而渔的贪污受贿的土豪劣绅行为的发生作者没有做出十分有力的解释。
最后，作者更注重对于文化现象的阐释，而对于经济问题的分析就不够深入。
对于世界资本主义和自然条件对华北农村的影响则更少涉及，但是这些因素却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