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及其监管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及其监管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是指上市公司与其关联方之间相互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一种商业交易行为。

由于其普遍存在并具有与一般商业交易不同的特殊性，因而成为证券市场监管工作的一个重点和难点。

我国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现象极为普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统计结果，2002年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总金额达2544.92亿元，在510家上市公司中，有412家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占上市公司总数的80.78%，关联交易金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44.36%.一、关联交易的必然性：体制因素透视理性地看，当今我国资本市场中关联交易的存在既有经济因素的影响，更有体制因素的制约和驱使。

其中，经济因素是导致上市公司存在关联交易的普遍原因，诸如规避税负，转移利润或支付；取得控制权，形成市场垄断；分散或承担投资风险等。

但就体制因素而言，我国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则有其存在的特殊性和必然性。

首先，我国绝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即在既有的国有企业集团中“改制”出子公司上市，其结果表现为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有一个投资关系明确的母公司，并且兄弟姐妹公司众因而先天就带有关联性。

其次，由于受上市额度的限制和《公司法》对公司股票上市财务标准的严格要求，公司上市之前均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资产剥离、重组和包装，最后将核心企业或核心资产拿来上市，更有甚者将一个车间或某套装置拿来上市。

这样的上市公司，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两头在外，不能独立面对市场，就像一个不能独立于父母的孩子一样，衣食生活完全依赖于父母。

这种公司与其母公司及兄弟姐妹公司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关联交易因而也就不可避免。

再次，我国的上市公司规模普遍较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尤其是要应对加入WTO后的巨大冲击，公司必然要通过投资、收购和兼并来实现规模扩张，向集团公司和跨国公司的方向发展，以期增强市场竞争的能力，而关联性的并购重组则是我国资本市场上实现低成本扩张的一条捷径。

此外，公司股票上市实行审批制也是导致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频繁的另一体制方面的原因。

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看，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行为大部分是由体制方面的因素引起的，具体表现为三种较为典型和突出的情况。

第一，资金往来型关联交易。

公司上市后，一方面募股资金被大股东非法占用，另一方面大股东向上市公司支付一定数额的资金占用费，以及日后的还债或以资产抵债（包括用商标、品牌等无形资产抵债），从而导致大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产生大量的多重的关联交易。

如“三九医药”、“ST猴王”等均属此类。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统计结果显示， 2002年有118家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行为，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4；占用资金共计103.5亿元，占这些上市公司净资产总额的 11.12%（费加航，2003）。

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无偿占用、往来款拖欠、从上市公司借款、上市公司为大股东的借款提供担保等，并且方式还在不断创新。

第二，资产重组型关联交易。

上市公司关联资产重组又进一步表现为三种类型：（1）公司上市后，经营出现困难，经济效益持续滑坡，大股东为了保住上市公司股票不被ST或者PT，避免摘牌下市，而与上市公司实施大规模的关联性资产重组。

（2）上市公司为了保持在行业的龙头地位，或为了迅速调整公司的产业结构和资本结构，快速提升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和市场竞争力，使公司朝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往往依靠大股东的实力，与其实施大规模的资产重组和关联性资本运作。

（3）为了避免与母公司及兄弟公司开展同业竞争，而与母公司及兄弟公司进行关联性资产重组。

第三，母子依赖型关联交易。

子公司上市后，与母公司存在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生活福利设施的享用等方面的持续性关联交易；或者子公司上市后，为了尽快实现与母公司在人员、资产和财务方面的“三分开”，进而实施的收购大股东的原材料生产和采购系统、产品销售系统以及办公、福利设施等关联性交易。

二、关联交易的利弊分析：弊大于利关联交易是一种有别于一般市场交易的交易行为，其特殊性在于交易主体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甚至是相当复杂的特殊关系，也就是关联方关系。

正是上述关联方之间的交易，由于有可能存在某种特殊的利益关系而使得交易失去公允性，进而与建立在公允基础上的一般的市场交易行为区别开来。

诚然，关联交易本身具有两面性，有其规范性和合法性的一面，也有其不规范和危害性的一面。

但是，正是这种两面性，使得关联交易往往为企业占用资金、规避税负、转移利润或支付、取得公司控制权、形成市场垄断、分散或承担投资风险等提供了在市场外衣掩护。

首先，关联交易有可能损害非关联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举例来看，若甲企业控制乙股份有限公司5土%的股份，则甲企业与乙公司之间的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而当两者之间发生交易时，作为大股东的甲企业很可能会从其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使得交易失去公允性，因为在乙公司的收益中，甲企业只占51%的份额。

这样，对乙公司来讲，这是一笔不利的交易，少数股权股东和债权人将因此而受到损失。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若丙为丁公司的行政总裁，而丁公司是由100名分别持有1%股份的人拥有，由于股权分散，股东不屑于公司的控制权，丁公司实际上由丙控制，即通常所说的内部人控制，这时，尽管丙并不拥有丁公司的股份，但是，丙与丁公司之间的交易仍然属于关联交易。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丙与丁公司做的任何交易都会令丁公司的股东和债权人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原因是丙在丁公司中即使有利益也只会占极小的份额。

其次，关联交易也可能会进一步对证券市场构成严重危害。

在证券市场中，由于关联交易的存在，从而大大增加了内幕交易的机会和市场操纵的手段；关联交易还可能会粉饰公司的财务报表，掩盖投资风险，进而影响投资者对公司前景的判断和投资决策。

我们知道，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基础，但是，如果证券市场成为少数人利用关联交易攫取利润、套取资金的游戏场所，那么，投资者将会对市场丧失信心，最终会远离市场。

当然，尽管证券市场中的关联交易存在诸多弊端和危害性，但是规范的关联交易还是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没有哪个国家的现行法律规定不允许进行关联交易。

纽约股票交易所在20世纪50年代曾采取了禁止一切关联交易的做法，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禁令并重新修订了交易规则。

交易是买卖双方一种自愿的市场行为，不论交易主体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只要交易主体具有法定的资格，交易标的符合法律的规定，交易过程遵循法定的程序，交易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正当、合法的关联交易通常应具备下列几个要素：（1）交易必须是自愿的，只有自愿才能有公平交易的基础；（2）交易的价格必须是市场价格或比照市场价格为基础制定的；（3）交易的条件必须公平合理，不仅参与交易的双方愿意接受，而且应该给予其他市场参与者同样的交易机会；（4）交易的动机非出于不良目的如操纵市场、转移价格或财产、粉饰报表、逃避税收、骗取信用等；（5）交易的后果不能损害公司及非关联方的利益。

三、关联交易的监管：以立法和政府管制为主导（一）实施严格的实质性限制所谓实质性限制，就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禁止上市公司与其关联方（包括关联公司和关联人士）进行的某些类型的交易，或有条件地从事某些类型的交易。

实质性限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禁止某些关联交易业务的发生或有条件地从事某些关联交易业务，即对业务本身作出限制；二是规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诚信义务，即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作为受托人应遵守的对公司的忠诚义务和注意义务，从而达到限制其进行某些有损公司利益和公司其他参与者利益的交易行为的目的。

目前，我国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实质性限制是从法律、法规、规则等不同层次上予以规范的，其中，《公司法》第60条、《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21条、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7条等均从不同的层面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

应当看到，实质性限制在我国上市公司监管中确实起到了对已经明确了的关联交易进行合法性程序确认和限制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关联交易中非关联各方的正当利益。

但是，关联方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有关法规规定的模糊性，以及证券市场中个人信用的缺乏等，都给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监管的立法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二）税法调整和特别会计处理在关联交易中，交易价格的确定是关键要素，它是衡量关联交易是否公平合理的主要判别标准。

一般认为，如果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与市场同类同种商品或服务的交易价格存在偏差，则该种交易即可被认定为非常规交易（non-arm‘s length transaction）。

对于公司的非常规交易很多国家都通过税收立法来予以调整，如美国的事前订价协议（advancepricing agreements，APAS）和美国国内税法第482条的规定即是如此。

所谓事前订价协议，是美国税务局与纳税人对关联交易的价格事先通过协议加以确定，通常由纳税义务人提供有关资料设定一个交易价格，并为税务当局所接受，以此作为其认可的常规交易的价格标准，关联交易的价格超过其认可价格的部分则要进行纳税调整。

美国国内税法第482条规定，对于关联企业间的交易，财政部长或其授权人（税务局）为防止其逃税或反映其正确所得，可就其有关的收入和费用进行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我国税法对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亦有特别的规定。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6条规定，企业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的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调整。

税法调整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关联企业在进行关联交易时逃避税收，损害国家的利益，同时，税法调整还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非关联方的利益。

目前，我国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监管法规有相当一部分都来源于税法条款，如关联方关系的界定、交易价格的认定等，监管当局和投资者可以通过税法的有关规定来了解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信息，并对其作出是否公平合理的判断。

对非常规交易的另一种监管思路是实行特别会计处理。

所谓特别会计处理，是指上市公司和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如果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交易价格是公允的，那么，对显失公允的交易价格部分一律不得确认为当期的利润，而应作为资本公积处理，以杜绝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虚增利润的情况。

其中，需要特别处理的关联交易除正常的商品交易外，还包括其他商品和资产的出售、应收债权的转移以及关联方之间承担债务和费用、委托经营和资金占用等方面的内容。

很显然，如果说税法调整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以防止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少计利润、逃避税收为目标的监管，那么，特别会计处理则是站在投资者的立场，以防止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多计利润、粉饰盈余为目标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