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教文化的整合——以西晋墓葬出土的青瓷堆塑罐为例
西晋 青瓷堆塑人物罐
西晋青瓷堆塑人物罐
作者： [] []
高47厘米，腹径25厘米，底15.8厘米。
冥器。
淮阴区三树乡出土。
又名魂瓶、谷仓罐。
西晋时，社会经济形态以封建大地主的庄园经济为主，大地主多拥有自己的庄园及武装，他们在庄园的四周建有楼阁，用来瞭望和防守。
庄园主身前享受优越的生活，死后还要把这一生活形式浓缩在魂瓶上，带入地下。
此罐上部堆塑亭台楼阁、人物、佛像等，腹部帖塑骑吏五人，持幡步吏四人。
造型庄重，胎质细致，釉色纯正，是这一时期典型的随葬品。
多出土于江南地区，江北极少见，淮安仅此一件。
淮安市博物馆藏。
魏晋时期堆塑罐的装饰特征
魏晋时期堆塑罐的装饰特征堆塑罐（瓶）是指以罐或瓶为载体，在其颈、肩、腹等部位堆塑鸟兽、人物、角、管、罐等内容的一类明器，发现于汉代至明代的墓葬、窑址之中。
魏晋时期的堆塑罐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两省，安徽、江西和福建省也有少量发现，其中多数为越窑生产。
魏晋堆塑罐将我国古代人民的生活场景、建筑设计以及宗教信仰、风土民俗等有机地融为一体，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
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是古代中国南方人民精神世界的缩影。
中国论文网/7/view-12905593.htm根据出土的资料，魏晋堆塑罐可分为上下两部分（见图1），上下两部分之间由一周凸棱形成一堆塑平台相连。
上面部分堆塑人物、鸟兽、双阙楼宇等复杂纹饰，有的还堆塑四小罐，小罐置于楼檐、支柱或熊背上，多数支柱上都贴饰有自下而上飞翔的鸟。
下面部分是一个圆口、折沿、溜肩、鼓腹、平底大罐，腹部有素面和贴塑两种形式，有的贴塑佛像、人物、朱雀、辅首衔环等，有的还堆塑刻有铭文的龟趺碑（见图2）。
从已考古发掘出的魏晋堆塑罐上可以看出，其制作的技法主要有拉坯、捏塑、堆塑、贴塑、模制、拍片、镂雕、刻花等。
魏晋堆塑罐明器的大罐、中罐是分别拉坯成型，修坯后，和各个堆塑装饰衔接去痕融为一体，并且多是上下一体无法打开。
在很多大罐腹部有镂空的孔洞，有的还在附近贴塑有穿入穿出的爬虫。
有学者认为孔洞可能是给死者灵魂留的出入口。
不过也可能是工匠们怕大罐密封太过严实，防止炸坯而镂凿的小孔，周围又用贴塑装饰一番。
建筑物的楼檐、墙身和堆塑平台等是分别拍片后再粘合在一起的。
鸟兽、人物等或模印，或捏塑。
飞鸟翅膀和尾部的羽毛、屋檐上瓦片的塑造、人物脸上丰富的表情、头顶帽子的装饰以及衣褶等都运用刻画手法来表现。
圭碑和罐腹上的字体以及大罐上的弦纹、波浪纹多为刻画而成。
总之，一件堆塑罐明器融合众多设计因素，使用各种制作方法，成为令人叹为观止的工艺珍品。
魏晋堆塑罐最出色之处，在于它的堆塑和纹饰。
随着制瓷技术的发展，手工业水平的提高，人们审美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堆塑装饰用到了陶瓷身上，用来寄托人们的美好理想以及宗教思想。
魏晋时期的佛教与道教
魏晋时期的佛教与道教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佛教和道教对于中国的宗教文化和思想文化的形成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个时期，佛教和道教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信徒，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佛教的传播在魏晋时期，佛教逐渐被引进中国，开始在中国传播。
佛教阐扬的空灵、超凡脱俗的教义给当时中国的社会带来了一种新的思想文化。
与此同时，印度的佛教信仰也对于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魏晋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最初是在东晋时期，一个叫做康僧会的印度僧人首次抵达中国。
此后，佛教的传播逐渐增多，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僧人来到中国，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教徒加入佛教。
佛教文字和印刷术的引入，使得佛教的广泛传播更加便捷。
在魏晋时期，很多知识分子也开始应和佛教思想。
佛教小说《梵净山》即是此时期产生的。
佛教文化的影响也弥漫至武术、唱戏、厨艺等各个领域，形成了稳固的文化基础。
二、佛教对于魏晋文化的影响佛教的传播不仅在宗教层面产生影响，更在文化建设方面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佛教与当时中国文字艺术、雕塑艺术、壁画、音乐等方面都产生了交融，共同促进了魏晋文化的繁荣发展。
在魏晋时期，佛教逐渐引进了印度的雕塑艺术，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的佛像雕塑，这些佛像雕塑不仅在艺术层面有了极高的成就，也反映了佛教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交融。
在音乐方面，佛教也对于魏晋时期的音乐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佛教的经文文化贯穿了佛教的音乐文化，使得当时的音乐文化呈现出了一定的宗教色彩。
三、道教的发展与传播在魏晋时期，道教也开始在中国广泛地传播。
道教弘扬的教义与当时社会的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围绕着实现人的追求，强调道教的神秘性和丰富性。
最著名的魏晋时代道家著作是《道德经》，中国历史上对于道家影响最大的两位大师之一，就是这部哲学典籍的作者——老子。
道教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演变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与道家文化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与道家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动荡的时期，不仅政治经济上发生了很多变化，文化也有了极大的转变。
在这个时期佛教文化与道家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也有了很多交流和融合。
本文主要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家文化的发展和互动。
一. 佛教文化的传入与发展1.1 佛教的传入随着东汉末年民族游牧民族的侵袭与经济萎靡，社会动荡不安。
此时一股宗教风潮开始兴起，佛教与外国传教士也逐渐传入中国。
西域的僧人们带着佛教传说、经典与雕刻艺术来到了中国，佛教文化逐渐在中国定居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化体系。
1.2 佛教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佛教高度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大众文化，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禅宗思想和道教等文化元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出现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佛教文化人物，如康僧会、慧远、善导、慧能、道信等人。
其中，康僧会被誉为“佛法之祖”，他在中国定居之后推广佛教的事迹被后人称为“康僧会传”。
1.3 佛教的影响佛教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方面，佛教强调了“无我”、“生老病死”的人生观，这种哲学自然地呼唤着佛教的涵养、自觉、信仰等元素。
另一方面，佛教借助布施、忏悔、戒律、禅定等方式，强调了自我修行和自我修养的观念。
通过修行和修养可以达到自我完善和解脱的目的，这种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形成了非常深刻的精神内涵。
二. 道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互动2.1 道家文化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五胡乱华的动荡，大家开始了思考、追求生命、宇宙的意义与价值，这一时期道家文化逐渐成为当时的一种坚韧文化。
2.2 道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和道家文化在交流互动上是非常频繁和深入的。
道家文化对佛教文化的发展起着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道之云物有以生，有以为之、亦有以息之”的思想思想都有一定的包容与融合。
同时佛教也吸收了道家自由自在的文化态度和生活态度，如庄子的“周身无事”的思想成为了禅宗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晋朝的宗教多样性佛教道教与儒教的共存
晋朝的宗教多样性佛教道教与儒教的共存晋朝的宗教多样性：佛教、道教与儒教的共存晋朝（公元265年-42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也是一个宗教多样性较为突出的时期。
在晋朝期间，佛教、道教和儒教三大宗教共存并互相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文化氛围。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晋朝时期的宗教多样性，并分析佛教、道教和儒教三者在晋朝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
一、佛教在晋朝的发展与传播佛教作为晋朝的重要宗教之一，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与传播。
在晋代初期，佛教的传播主要依赖于外来僧人的入华传教和民间人士的信仰。
当时，晋朝王朝对佛教并无特别的支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皇帝开始重视佛教的影响力，并对佛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庇护和扶持。
晋朝时期，佛教庙宇的兴建愈发频繁，佛教的修行和信仰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
比如著名的白马寺便是晋朝一处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佛教寺庙。
佛教所提倡的慈悲、禅定和智慧的思想，与晋朝当时社会的动荡以及人们对于心灵安抚的需求相互契合，因此受到了大量民众的追随和信仰。
此外，佛教在晋朝期间还受到了一些儒家学者的影响和倡导，他们以儒释合一的思想来解决佛教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进一步促进了佛教在晋朝的传播。
二、道教的兴起与发展晋朝时期，道教成为了一个独立发展的宗教体系。
道教起源于中国古代的自然崇拜和巫觋信仰，并在晋朝时期逐渐形成独立的教派体系。
晋朝时期著名的道家学者庞生便在晋代道教的发展中功不可没。
晋朝时期道教的传播主要依靠宫廷和贵族，特别是晋武帝司马炎对道教的庇护和信奉，进一步促进了道教的兴盛。
据史书记载，晋武帝还曾经亲自创作并宣扬道教经典《黄庭经》。
这一行为使道教在晋朝社会中得到更多的推广，让更多的人开始接触并信仰道教。
晋朝时期的道教主要以修炼神仙和追求长生不老为主题，强调生命力的提升和灵修的方法。
晋朝时期道教的发展，既继承了秦汉时期的道教文化传统，又与当时社会的政治和文化融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
三、儒教的持续影响与发展尽管佛教和道教在晋朝的发展呈现出较高的活跃度，但儒教仍然是统治阶层的政治和文化信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与艺术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与艺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佛教文化和艺术也备受关注。
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成为当时文化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将从佛教文化和艺术两个方面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与艺术。
一、佛教文化1.佛教的传入与传播佛教起源于印度，最早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汉朝。
但是，真正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带来深远影响的佛教，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的。
当时，佛教的传播有多种途径，既有通过中亚和西域传入的东晋佛教，也有通过南海传入的南方佛教，并在中国本土逐渐发展壮大。
佛教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文化，受到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青睐和追捧。
2.佛教思想的影响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对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佛教主张“空”、“无我”的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有为”、“有我”思想产生了很大冲击。
佛教的禅宗思想，强调内心的平静和反思，影响了中国后来的文学、艺术和哲学等方面。
同时，佛教也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产生了密切联系，为当时的社会提供了一种精神寄托。
3.佛教文学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学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和特点。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楞严经》和《法华经》。
这些经典作品，不仅具有很高的思想内涵，而且语言和结构上都具有独特的特点。
此外，《大智度论》、《华严经》等佛教文学作品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
二、佛教艺术1.佛教造像佛教典故表现的造像被晋代人深刻理解并在造像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佛教造像通常以佛陀本身为其主题，也可以是佛祖的不同化身。
这些造像不仅在当时的艺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对后世的佛教艺术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佛教壁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壁画也得到了广泛发展。
佛教壁画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浅浮雕、浮雕、线刻等多种表现形式。
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敦煌艺术”，这种艺术形式将浅浮雕、刻线、彩绘相结合，在视觉上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效果。
3.佛教建筑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建筑得到了广泛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佛教建筑的出现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教文化的整合——以西晋墓葬出土的青瓷堆塑罐为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教文化的整合——以西晋墓葬出土的青瓷堆塑罐为例堆塑罐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造型、功用很特殊的一类器物，此期墓葬中常有出土。
其纹饰按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模拟现实社会生活类纹饰。
包括建筑纹饰，如亭台、楼阁、门阙等；现实人物，如乐舞杂技、胡人、骑马武士、跪坐人物、侍立人物等；现实动物，如犬、猪、羊、鸡等家禽家畜及熊、狮、飞鸟等禽兽。
第二类为人们虚构的祥禽瑞兽类。
如虬龙、麒麟、辟邪、天禄、朱雀（凤凰）等。
第三类为宗教类纹饰。
如乘龙羽人、骑兽仙人、佛像等。
通过分析的堆塑罐上的宗教类纹饰，我们可以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教文化在中国的整合。
（一）西晋墓葬出土青瓷堆塑罐1979年1月，江苏吴县狮子山四号西晋墓出土的随葬器物中，发现了一件青瓷楼阁堆塑罐。
该罐通高46.2、底径15.6厘米。
罐身高26.4厘米，微鼓的腹部，中间镂有一孔，饰有两排模压而成的片状贴饰，共31个。
有铺首衔环、天禄、仙人骑神兽、蜥蜴、佛像和侍者等。
罐上堆塑高19.8厘米，大致可分为三层：上层为罐口，略呈四方形，四面各带一个“凸”字形镂孔，四周栖息着飞鸟，口上覆盖着一个四出攒尖宫殿顶式盖，与罐口合为一体。
中层塑有四个伸出的“玄武”头，头上各顶一四方形小角楼。
下层的前、后各有一座三层楼阁，廊柱上分别饰有仙人骑神兽、跪而示敬的奴仆等形象。
前面楼阁的两边，各有门阙一座。
后面楼阁两侧，各有龟趺驮碑一座，分别刻划着“出始宁，用此……宜子……”等字样，除以上几字外，其余字均不能辨认。
在门阙与龟趺碑之间，各有三尊跪地的人像，头戴冠，身着短衣，均两手握于胸前作“扠手示敬”状。
人像的外边，还饰有鹿、狗等走兽。
该罐釉色黄绿，腴润而光亮。
垂釉之处，釉呈玻璃状，有开片。
近底部露胎处，呈豆沙色。
该罐出于前室东南角。
其他类似的还有出土于江苏江宁赵士岗M7，吴凤凰二年的；出土于江苏江宁上坊，吴天册元年的；出土于浙江宁波慈溪，西晋太康元年的；出土于浙江平阳鳌江，西晋元康元年的；出土于江苏吴县狮子山M2，西晋元康二年的各种相似有纪年的青瓷堆塑罐。
曾一统天下的魏晋南北朝青瓷
曾一统天下的魏晋南北朝青瓷作者：兰丹凤来源：《中华瑰宝》2021年第10期說起中国瓷器，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唐代的秘色瓷、宋代的青白瓷、元明时期的青花瓷及清代的粉彩瓷，而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瓷器却鲜有人知。
事实上，魏晋南北朝的青瓷烧造工艺已达相当水准，为后世制瓷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周身遍布纹饰的青釉莲花尊。
此尊高67厘米，口径19厘米，足径20厘米，1948年出土于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北魏封氏墓群，是北朝青瓷的代表。
这件瓷尊的独特之处在于工匠在它身上综合运用了雕刻、刻划、模印贴花等装饰方法，将莲花、飞天、宝相花、菩提叶等佛教装饰题材共同纹饰于器身，又巧妙地突出了莲花这一主题。
据了解，当年，封氏墓群共出土有4件青釉莲花尊，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其中1件，其他3件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河北博物院等处。
如此大型的青瓷器连出4件，难免引人注目，也让人惊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工匠竟能烧造出如此精美的瓷器？事实上，这样的瓷器不止4件。
从地域上看，当时同类型的青瓷莲花尊在中国南方地区也有出土，只是胎釉的化学元素组成有所差异。
由此可见，随葬青瓷莲花尊应是当时南北方皆流行的丧葬风俗。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青釉莲花尊的出现既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对瓷器的艺术影响，也展现了南北之间陶瓷艺术的交流。
当时的人们不仅热衷于雕造佛像，还将雕刻工艺运用于制瓷业，烧制出诸多造型独特又复杂的瓷器。
青瓷一统天下纵观中国瓷器史，最早的成熟瓷器非青瓷莫属，而成熟的青瓷又最早出现于东汉末期。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青瓷为主的制瓷业发展迅速，已能烧造出瓷化程度相当高的青瓷。
总体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瓷器身厚重沉实，远不如唐宋时期的青瓷那般釉色纯净、胎底透薄，但这一时期的青瓷吸收了前代陶器、漆器和木器等器物的特点，还融合了雕刻、刻划和堆塑等装饰手法，在造型上大胆创新，留下了诸多精品。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制瓷业的发展，这一时期，青瓷已逐渐取代两汉时甚为流行的漆器而成为主要的生活用具，在日用品和明器上应用甚广，形成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及其历史意义-中国古代史论文-历史论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及其历史意义-中国古代史论文-历史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汉魏时期，道教处于酝酿和初创时期，还远未成熟; 原本占优势地位的传统儒家思想也因时衰世乱而渐趋崩坏。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一般认为是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但对传进的具体时间，学术界说法不一。
据三国魏人鱼豢的《魏略西戎传》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 公元前2 年) ，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记载。
佛教初传入中国时，并未产生较大的影响，只是被视同方术之流，徒众不多，传播不广。
外来佛教在传入时难免会与本土儒道文化有所冲突和，同时也要融合吸纳本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并做出适当的妥协。
此时三教之间的互动以佛教对道教的依附和对儒教的吸收为主要特征。
佛教徒在翻译佛经和传播教义时，也常常援引、借用道家和儒家的名词术语，以便于理解和沟通。
还有不少佛教徒乃是由儒、道入佛者，原本精通儒学，旁通老庄，后来接触佛教，自叹儒道九流，皆糠秕耳，遂出家为僧。
此时，道教的发展已经使它可以与佛、儒鼎足而立，佛教的发展壮大也使它有了足够的力量与儒、道抗衡，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会通成为主流趋势。
一、汉末魏晋时期儒释道在山东的融会与发展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儒学在中国经历了由汉代之独尊儒术到魏晋南北朝的儒不独尊等一系列演变。
山东地区的形势也大抵如此。
山东本是儒学传统源远流长、大师辈出的地区。
魏晋玄学的兴起对传统儒学形成了一定的冲击，特别是八王之乱以后，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和各地的战乱对以儒家文化传统为主的汉族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山东地区许多世家大族被迫迁移至江南。
总之，在长期战乱的破坏、新兴学说的冲击和人口迁徙的影响下，山东地区深厚的儒学传统已经式微，山东儒学在全国的领军地位也已逐渐丧失。
东汉末，山东道教发展较慢。
东汉光武建武中，有山西道人纪冉，寓东镇太山祠，数年后徙仰天。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与道教的交融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与道教的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佛教与道教在中国本土进行交流与融合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时期，佛教与道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与传承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逐渐流行起来。
佛教是一种来自于印度的宗教，它的教义主要以解脱人间苦难为核心，强调个人的修行与悟道。
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的宗教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佛教也开始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相互交融。
佛教与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交融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看。
首先，佛教与道教的经文中出现了大量的相似内容。
佛教经典中的一些概念如“空”、“无我”等，在道教的经典中也有所体现。
这种相似性导致了佛教与道教信徒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理解的可能性。
其次，佛教与道教在修行方法和道德指导上也有所交融。
佛教强调个人修行，通过打破尘世的束缚来达到解脱，而道教则强调修道与养生，通过修炼内丹来达到长生的目标。
这两种修行方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社会中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新的综合修行方式。
此外，佛教与道教也相互借鉴了一些宗教仪式和礼仪。
佛教寺庙和道教观寺的建筑风格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僧侣和道士在仪式中的服装和礼仪也有所借鉴。
这种相互借鉴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也为佛教和道教在中国社会中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此外，佛教与道教在思想与哲学上也产生了一些交流与融合。
佛教的“诸法无我”与道教“无为而治”有着相似的思想核心，都强调个体的虚无与无为。
这种思想交流为佛教和道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
总体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教的交融是一个相互借鉴、相互渗透的历史过程。
佛教和道教在中国社会中的传播与发展，既保持了各自的独立性和特色，又出现了一些共同的文化元素和信仰方式。
这种交融与融合，不仅扩大了佛教和道教在中国的影响力，也为中国的宗教文化传承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思想与理念。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教的交融是一个开放与包容的历史过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和道教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和道教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正值佛教和道教蓬勃发展的时期。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和道教，不仅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今天的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而道教则是本土宗教。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一度在东汉时被禁止，但在三国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重新盛行。
随着佛教的传入，佛经译出，寺庙兴建，僧侣聚集，佛教教团开始形成。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影响了中国的文化、艺术、哲学和社会。
佛教通过其禅宗和天台宗的诞生，影响了中国的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宋元时期的文化。
佛教倡导的“空”，“缘起”，“六度”，“四谛”等思想，对于中国人的思想和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也在中国繁荣发展。
道教首要强调的就是“道”，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道而来。
通过修炼内丹和外丹，达到神仙的境地。
在道教的影响下，中国的文学、文化艺术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世界著名的“道德经”就是道教文化的代表作品。
道教的文化传播
对中国的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影响。
同时，道教也为中国创造了自
己的神话传说和传统节日。
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和道教是中国文化历史中不
可忽视的一部分。
不仅对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也让今天的人们更好地了解和领悟中国的文化。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传入与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传入与文化交流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与文化交流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议题。
这段历史时期，涌现了许多有趣的现象和文化碰撞，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是一种源自印度的宗教思想，通过丝绸之路等途径传入中国。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汉地政权的削弱和北方民族政权的兴起，佛教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
佛教的教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相辅相成，吸引了许多士大夫和平民百姓信仰。
文化交流的融合
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文化、中亚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深入的交流。
佛教经典的翻译、艺术作品的创作、寺庙的建造等活动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体现在宗教信仰上，还体现在艺术、哲学、文学等多个领域。
文化碰撞的影响
佛教的传入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的教义启发了中国人对生死轮回、人生苦难的思考，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的发展。
佛教的传入也促进了中国与印度、中亚等地文化的交流，为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入与文化交流，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重要篇章。
佛教的传入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宗教文化，也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入与文化交流，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文化的多元发展和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艺术表现与典籍传承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艺术表现与典籍传承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政治权力的分裂而引发了各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
佛教文化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富有特色和影响力的文化之一，佛教的艺术表现以及典籍传承是这个时期的两大亮点，本文将会从这两个方面来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进行阐述。
一、佛教文化的艺术表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艺术高度发展，它以强烈的“禅意”和“超脱”精神为主要特征，广泛地体现在佛教寺庙、佛像、佛经的物质文化遗产上。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洛阳白马寺上天龙像、云冈石窟中的佛像、和昌陵石窟中的佛教造像等。
首先，洛阳白马寺上的天龙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杰出艺术品之一。
这个雕塑高达17米，是世界上最大的道教龙像之一。
整个雕塑表现出了“禅意”的特点，是一种追求超脱境界的精神抒发。
整座雕像气势恢宏，它展示了天龙的尊荣和权力，表现出了佛教中神化自然的思想。
其次，云冈石窟中的佛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另一个著名的佛教艺术品。
云冈石窟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有着千余年的历史，其造像以半像和浮雕为主。
这些佛像具有极高的技艺水平，展示了佛教中大乘佛教教义和观念的精神。
最后，和昌陵石窟中的佛教造像同样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佛教艺术品。
和昌陵石窟是安徽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是古代大型石窟群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和昌陵石窟保存有大量佛教造像，其制作工艺也十分精湛。
总的来说，佛教文化的艺术表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得非常突出和独特，这众多的艺术品为后世的佛教文化研究提供了有力的遗产和参照。
二、佛教典籍的传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典籍的传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佛教有着独特的文化和哲学体系，其中传承的典籍就承载了佛教文化的体系和观念。
佛教典籍的传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得十分突出，此时期宗派繁多、语言互异，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典籍所依的嘉会法系和瑜伽法系，代表作品有《阿含经》、《华严经》等。
其中，阿含经是佛教学中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是佛家教义的基本文献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工艺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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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工艺美术
列女古贤图屏风漆画（之三局部
楚莊樊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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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金属工艺
六朝的金属工艺，以铜、铁、金、银为主。由 于战争的影响，冶铁发展，大量用于兵器以及农 具。随着佛教兴盛，铸铜造像兴起，工艺制品远 不及秦汉，在冶铁铸造和工艺技巧上颇有发展， 尤其是将金属工艺与佛像艺术相结合，有雕塑家 直接参与，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一、制铜工艺 从历史的发展角度而言， 其金属工艺是一个衰 落的时期。 1、种类：日用铜器较少，只有铜洗、铜奁、铜 熨斗、铜炉等，大体都是汉代的传统用品。
江西科技学院
《中国工艺美术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工艺美术
供养人像刺绣 北魏 长49.4，宽29.5厘米
这是刺绣佛像的供养人部分，原绣已残为几块。图示的主体是五个女 性供养人，题名尚存，右方为比丘尼，袒右肩，左肩低蓝绿色偏衫，身 着红袈裟，其左方的四人右起依次为元嘉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女儿，她 们头戴紫褐色高冠，身着窄袖对襟长衫，其上的花纹为红或褐色的桃形 忍冬和卷草忍冬，下有绿或黄色的长裙曳地，是孝文帝改革服制前的鲜 卑贵族女装。这幅佛像是在黄褐色丝织物上以辫绣针法绣出的，针针相 接，十分紧密，绣地几不可见，色彩颇丰富，用工很多。在佛家看来， 布施物越精工，信仰便越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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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艺美术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工艺美术
三、夹纻造像 用漆灰造形并用麻布粘贴作为漆胎，在战国、两 汉时已经流行。六朝时期，佛教盛行，教徒们为了传 播教义，为了扩大宗教的影响，开始利用夹纻工艺来 造佛像，以便于装在车上游行。这种佛像比铜像轻便， 又比泥佛像坚固，一时极为流行，称之为“行像”。 晋代的戴逵就以制作夹纻像而著称。他曾为南京瓦棺 寺制作夹纻像五躯，与顾恺之的维摩诘像、狮子国 （斯里兰卡）的玉雕佛像，称为“瓦棺寺三绝”。夹 纻像，后世又称为“干漆像”、“脱空像”、“搏换 像”、“脱纱像”、脱胎像“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与道教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与道教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佛教与道教融合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的社会环境和宗教信仰发生了很大变化，佛教和道教的相互影响和融合愈加明显，形成了一种新的宗教文化。
本文将从社会环境变化、佛教和道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佛教和道教之间的异同以及融合后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社会环境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变革。
政治上，中原地区先后被魏、晋、南北朝各个王朝所掌控，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局势动荡不安。
经济上，农业逐渐衰退，商业繁荣，城市化进程加快，文化上，墨家、道家、儒家、法家、阴符经、红楼梦等新思想不断涌现，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也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特点。
社会上，阶层分化和地域差异更加明显，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人们的信仰和精神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些变化共同促进了佛教和道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和宗教，随着汉朝的灭亡而逐渐传入中国。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变化，佛教也逐渐融入到中国文化和宗教体系中。
道教则始于汉朝末期，经历了多次变革和发展，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体系。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愈加明显，形成了一种新的宗教文化，对中国文化和宗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佛教与道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愈加明显。
首先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佛教的“空”、“无我”、“因缘”等思想，对道教的“无为而治”、“无为而尽”等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道家的道祖庖丁和老子，曾经和佛教讲解过“太极图”，此后，“太极图”成了道家和佛家相互影响的一个载体，特别是在佛教中，太极图被称为“性相即一”之说。
其次是在文化艺术方面，佛教和道教的美术、建筑、音乐、舞蹈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融合。
比如，佛教寺庙的建筑和布置，与道教古庙的风格相似；佛教诗歌和道教诗歌都是以法义为主题，形式上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入文化与信仰的融合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入文化与信仰的融合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同时也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时期，佛教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信仰发生了深刻的融合，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从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佛教与道教的融合、佛教与文化的交融等方面来探讨这一时期佛教传入文化与信仰的融合。
一、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国的重要阶段。
在这一时期，佛教通过西域传入中国，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迅速变化。
佛教的理念和信仰体系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成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种宗教信仰。
二、佛教与道教的融合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教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融合。
两者在信仰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开始相互融合。
佛教的一些信仰理念和仪式在中国传统的道教信仰中得到了吸收和融合，形成了新的信仰体系。
而道教的一些神明和神话故事也进入了佛教的信仰系统中。
这种佛教和道教的融合为中国社会的宗教信仰提供了新的选择和多样性。
三、佛教与文化的交融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的文化产生了深刻的交融。
佛教寺庙的建筑风格受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出现了许多独特的中国式佛教建筑。
同时，佛教的艺术形式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出现了许多融合了中国传统美学和佛教理念的艺术作品。
四、佛教传入文化与信仰的影响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文化与信仰的融合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佛教的传入使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重要的变革，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思想和信仰。
其次，佛教的教义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相结合，为中国的道德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借鉴。
此外，佛教的传入还极大地促进了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发展，佛教寺庙成为了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推动了当时社会的进步和繁荣。
总结起来，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入文化与信仰的融合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的传入丰富了中国的宗教信仰，与道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深刻的交融。
这一时期的佛教文化和信仰体系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与道教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与道教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变革与创新的时期，其中佛教和道教的兴起与发展更是一大亮点。
本文将从佛教和道教的历史背景、教义、理论与实践等方面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和道教。
一、佛教的历史背景佛教起源于古印度，经过长期传播，于3世纪初传入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时期，社会变革与思想转型也在不断发生。
佛教的道家哲学优势，与中国陶渊明、陈寿、张衡等人的禅修经历相辅相成，佛教思想在中国大陆上迅速发展起来。
二、佛教的教义佛教有“三无”、“四谛”、“八正道”等基本教义。
其中，“三无”即无我、无常、无空；“四谛”分别是苦、集、灭、道；“八正道”指的是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精进、正念、正定、正生活，强调了正邪二道之分以及在道德和行为上的规范性。
三、佛教的理论佛教的理论虽然绵长复杂，但最重要的是涉及人生中最深刻与根本的关系。
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缘起论”，缘起论反映了佛教对生命和宇宙本质的认识。
佛教认为因果是宇宙的重要规律，而所有事物都是相互缘起而成，没有单独存在的事物，因此它也提出了“诸法无我”的观念。
四、佛教的实践佛教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而其实践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戒、定、慧。
佛教认为只有通过持戒、修定、习慧三大行为，才能真正摆脱痛苦和束缚，获得内心的安宁与平和。
五、道教的历史背景道教是早在汉朝时期就已经形成的一种道家思想与传统文化的综合产物，而其发展和兴盛，主要取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时空因素。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科学、文化艺术、哲学思想等领域都有空前发展的时期。
六、道教的教义道教的教义与佛教相对比较简洁，其中最重要的是“阴阳”、“五行”和“道器”的概念。
道教也采用了一个“无为而成”的哲学观念，认为只有通过自然、自发、自然而成的方式，才能获得真正的灵性和智慧。
七、道教的理论道教的理论相对佛教也显得特别简单和通俗。
主要包括“道家五行学说”、“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道教内丹功法等。
魏晋时期的佛教与道教思想融合
魏晋时期的佛教与道教思想融合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背景非常复杂。
它是一个战国时期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发生了佛教和道教思想的融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
本文将介绍在魏晋时期佛教和道教思想融合的历史背景、原因和影响。
一、魏晋时期的历史背景魏晋时期的历史背景非常复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时期经历了一个政治制度从封建制到官僚制的转变。
在这个时期中，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佛教和道教的融合影响非常大。
此时的中国社会相当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促进了宗教的兴起，成为了当时的社会流行。
二、佛教和道教思想的融合原因佛教和道教思想的融合原因非常复杂，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佛教和道教都有共同点。
在魏晋时期，道教开始走向宗教化，开始有文化宣传的要素，而佛教是一种比较丰富的宗教，其中含有道教思想的元素，这一点是对于两种宗教相互融合是非常有益的。
同时，在这个时期中，佛教和道教两种宗教都遇到了一些困难问题，互相借鉴和融合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三、佛教和道教思想融合的影响魏晋时期佛教和道教思想的融合对于后来的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首先，这个时期的许多文化遗产和精神文化都是在这种融合之后产生的，这在历史上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同时，佛教和道教思想的融合也改变了这两种宗教的发展方向，促进了两种宗教互相发展和共同进步。
结语：总之，在魏晋时期佛教和道教思想的融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这个时期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当时社会，对于后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
这就表明，在历史上文明和宗教的融合是非常有益的，这种融合可以促进文化互相学习和发展。
魏晋南北朝文化融合——佛教美学与陶瓷装饰
魏晋南北朝文化融合——佛教美学与陶瓷装饰
徐滔
【期刊名称】《陶瓷》
【年(卷),期】2022()1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全面盛行,从人们的精神信仰到现实生活的物质膜拜,都可以看到宗教美学符号贯穿到人们生活中去。
陶瓷作为人们重要的生活物资,在反应到装饰艺术中,可以看到佛教美学符号对于人们审美的情趣改观,从而洞见社会的文化思潮。
笔者将结合佛教思想和社会文化背景去探讨魏晋南北朝陶瓷装饰的变化。
【总页数】4页(P113-116)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佛教文化;陶瓷装饰
【作者】徐滔
【作者单位】景德镇陶瓷大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TQ17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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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
晋南北朝城市文化的特色——以建康佛教文化为例5.交融与图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在陶瓷艺术设计中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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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思想的融合体 胡人骑羊青瓷插座
儒释道思想的融合体胡人骑羊青瓷插座
张秋华
【期刊名称】《大众考古》
【年(卷),期】2015(000)012
【摘要】<正>浙江安吉县博物馆藏有一件三国末西晋初越窑胡人骑羊青瓷插座,目前国内仅此一件。
此器物内涵丰富,包含了儒家孝道思想,道家长生不老、灵魂升天思想以及佛教文化,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载体,反映了西晋初期人们的世界观和宇宙观。
【总页数】4页(P52-55)
【作者】张秋华
【作者单位】安吉县博物馆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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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教文化的整合
——以西晋墓葬出土的青瓷堆塑罐为例堆塑罐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造型、功用很特殊的一类器物，此期墓葬中常有出土。
其纹饰按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模拟现实社会生活类纹饰。
包括建筑纹饰，如亭台、楼阁、门阙等；现实人物，如乐舞杂技、胡人、骑马武士、跪坐人物、侍立人物等；现实动物，如犬、猪、羊、鸡等家禽家畜及熊、狮、飞鸟等禽兽。
第二类为人们虚构的祥禽瑞兽类。
如虬龙、麒麟、辟邪、天禄、朱雀（凤凰）等。
第三类为宗教类纹饰。
如乘龙羽人、骑兽仙人、佛像等。
通过分析的堆塑罐上的宗教类纹饰，我们可以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教文化在中国的整合。
（一）西晋墓葬出土青瓷堆塑罐
1979年1月，江苏吴县狮子山四号西晋墓出土的随葬器物中，发现了一件青瓷楼阁堆塑罐。
该罐通高46.2、底径15.6厘米。
罐身高26.4厘米，微鼓的腹部，中间镂有一孔，饰有两排模压而成的片状贴饰，共31个。
有铺首衔环、天禄、仙人骑神兽、蜥蜴、佛像和侍者等。
罐上堆塑高19.8厘米，大致可分为三层：上层为罐口，略呈四方形，四面各带一个“凸”字形镂孔，四周栖息着飞鸟，口上覆盖着一个四出攒尖宫殿顶式盖，与罐口合为一体。
中层塑有四个伸出的“玄武”头，头上各顶一四方形小角楼。
下层的前、后各有一座三层楼阁，廊柱上分别饰有仙人骑神兽、跪而示敬的奴仆等形象。
前面楼阁的两边，各有门阙一座。
后面楼阁两侧，各有龟趺驮碑一座，分别刻划着“出始宁，用此……宜子……”等字样，除以上几字外，其余字均不能辨认。
在门阙与龟趺碑之间，各有三尊跪地的人像，头戴冠，身着短衣，均两手握于胸前作“扠手示敬”状。
人像的外边，还饰有鹿、狗等走兽。
该罐釉色黄绿，腴润而光亮。
垂釉之处，釉呈玻璃状，有开片。
近底部露胎处，呈豆沙色。
该罐出于前室东南角。
其他类似的还有出土于江苏江宁赵士岗M7，吴凤凰二年的；出土于江苏江宁上坊，吴天册元年的；出土于浙江宁波慈溪，西晋太康元年的；出土于浙江平阳鳌江，西晋元康元年的；出土于江苏吴县狮子山M2，西晋元康二年的各种相似有纪年的青瓷堆塑罐。
○1
（二）堆塑罐的宗教类纹饰解析
“羽人乘龙”和“骑兽仙人”，是中国传统道家形象。
《易·乾》曰：“飞龙在天。
”《楚辞·远游》云：“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
”汉魏以来，由于统治阶级信奉黄老之术，道家思想成为主流。
堆塑罐上的这些铺首衔环、天禄、仙人骑神兽、蜥蜴形象就是道家所宣扬的灵魂不灭、长生不老、羽化升天观念的表现。
堆塑罐上的佛像，面目似胡人，眉心有白毫相，很可能是当时西域僧人的形象。
佛像分列在门阙的两边，正襟危坐，双手抱拳作拱揖状，正在接引死者乘龙上西天极乐世界。
东吴时的僧人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记载：佛陀有三十二相，其中有“躯体金色，顶有肉髻，其发绀青，眉间白毫，顶出日光”之相。
堆塑罐上往往将表达灵魂不灭、追求长生不老思想的神仙、瑞兽放在一起。
而不见单独以佛像为饰，这是与当时社会流行的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以及中国早期佛教的社会状况分不开的。
而中国早期佛教最重要的教义是神灵不灭、轮转报应。
《后汉书》卷四十二《楚王英传》李贤注引袁宏《汉纪》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国有佛道焉……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善恶皆有报应。
故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
”这种教义与我国传统的道家思想灵魂观一致。
而佛教在东汉时期才传入中国，此时是其在华初步发展时期，它自身的力量还很弱小，作为外来宗教，为了发展，它必须有所变通。
所以此时的佛教往往与中国传统的神仙道教混杂而行，表现在器物上就是堆塑罐上所见到的佛
像与骑兽仙人等道家形象并存。
从另一个角度讲，尽管三国西晋时期佛教在吴已较为流行，
译经活动较多且兴建了佛寺，但这并不意味佛教在当时社会取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对于吴地的统治者和人民来说，它只是一件新奇的东西。
工匠把佛像装饰于器物之上只是当作神仙、瑞兽一般对待，而不是当作偶像崇拜，不具特殊意义，与后世不同。
可见，堆塑罐纹饰主要表达了三方面的含义：第一，表达了人们希望死后在另一个世界里仍像生前一样丰衣足食，幸福安康；第二，希望自己及家族受到神瑞的庇护，禳福去灾；第三，妄图“去世而仙”或早日轮回超生，有一个美好的来生。
○2
（三）佛教在中华的传播历程
佛教入华，当在纪元前后的西汉末年。
但长久以来，人们熟知的佛教入华开端，却是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的“永平求法”。
初入中土的佛教，因传播媒介的种种限制，速度较为缓慢。
其时佛教入华的传播路径主要是交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其传播方式主要是设立庙寺。
传播范围也颇为狭小。
佛教真正在中国社会大流行还是在东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血泪横融的时代，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战乱不已。
社会各阶层人们普遍有一种“人命若朝霜”、“人生若晨露”的“忧生之嗟”。
强烈的生命忧患催动人们往四面八方去寻找安身立命之处。
玄学的兴起，为相当一部分士人开拓出超越有限进入无限玄妙之境。
道教的展开，使人们在对“神仙乐园”的向往与“学道，可得长生”的信念中得到精神满足。
而东来的佛教，又为人们辟出了精神解脱的新天地。
首先，佛教为人们树立了大慈大悲，能把人们从现实危难与苦痛中解救出来的威力无边的“救世主”，这便是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弥勒佛、阿弥陀佛等菩萨、佛。
这对于身陷苦难中的民众无异为绝望中的光明。
如此社会心理，当然推动了佛教的迅速传播。
佛教向中国社会奉献出它解除“忧生之患”的第二件法宝，就是“轮回”说，“轮回”说以为，人死是必然的，但神魂却不灭：“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
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岂有终亡。
”人死后不灭的灵魂，将在天、人、畜生、饿鬼、地狱中轮回，“随复受形”，而来生的形象与命运则由“善恶报应”的原则支配，“此生行善，来生受报”，“此生作恶，来生必受殃”。
道教对人们最大的诱惑是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然而，长生不死是不可能的，这是道教在实践面前的最大障碍。
“轮回说”却不同，首先，它承认人肉身必灭，但“散之必聚”，人的灵魂经过轮回后，还将“随复受形”，这一说教使人们对现世的死亡不那么恐惧，而有一种“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希望。
（四）佛教与道教文化的整合
南亚佛教与中国儒学两大古老文化的相遇，佛教文化以一种异质文化进入中国文化系
统，其传播决不可能畅通无阻，它不仅受客观条件的影响，如地理环境和传播媒介，而且受到本土文化的强大排拒。
进入中国文化系统的佛教，不仅受到传统伦理观念的抵制、夷夏观念的排斥，而且还受到中国本土无神论思想的挑战。
僧祐和颜之推对于中国文化系统排拒佛教的多面性有所总结：分别从理论、政治、历史、经济、文化各个角度对佛教展开抨击，指斥佛教虚妄不真，不合古法，有碍国政，有乖华俗，由此显示出本土文化系统对外来的佛教文化的强大排拒。
在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中，儒家自然扮演维护正宗文化的主力军角色，而道教则给予儒家强有力的支持。
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强大抗拒力面前，佛教文化表现出惊人的调适性，即积极依附、融合本土文化思潮，改变自身面貌，以适应中华文化的生态环境。
虽然道、佛二教相互拮抗与冲突，但文化不仅具有排他性，而且具有整合性。
即以不同群体意识与价值观念为内核的不同文化，在相互冲突与对抗中，相互吸收，相互融化，逐渐趋于一体化。
（五）结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佛二教便是在这样的“冲突——整合”的模式中趋于融合。
作为宗教，佛教与道教具有相近的目标取向，其间隐藏着统一性或一致性。
由于道教在组织结构上、宗教理论与宗教仪式上都远不如佛教那么严密，于是，道教在对抗佛教的同时，不断从佛教处吸取营养以完善自身。
佛教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也促使一些道教徒“依傍佛教”。
陶弘景一手创立了道教的神仙世界，却在晚年宣称自己是胜力菩萨下凡。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玄、道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文化整合运动终至推动中国文化系统产生出儒、释、道“三教调和”的理论。
○3其形而下的物化载体，可以从最能体现中国人信仰体系的随葬品中窥见一斑。
参考文献：
○1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县狮子山四号西晋墓》；《考古》1983年第3期
○2宋柏松，袁胜文：《魏晋南北朝瓷器纹饰三题》；《中原文物》；2004年第6期
○3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版
12考古学
陈航宇
201201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