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选继承人的标准

中国古代选择接班人有五个标准2006年03月16日17:381、重要的是政才帝王夺取天下好比摘人参果，你想吃，他想吃，大家都想吃，于是大家都想方设法捷足先登，争取优先权。

得了天下，做了皇上，就好比人参果到口。

可是这果子不仅可口、长寿，而且今生今世吃也吃不完，它可供子嗣世代享受，以至无穷。

如此说来，人生易老而人参果不老，打天下的帝王君主不可能长命不衰，那么这使帝王享用不尽的王位就得传给后代儿孙。

可古代帝王妻妾成群，儿孙也就多，而王位只有一个，到底传给谁，这一点不同帝王各有标准，但最要紧的，一是要传给自己最喜欢的、自己认为最可靠的人，二是要传给有能力保住这位子的人。

为此，帝王们为这传位问题同样需要运筹算计。

人世间有各色人等，而各色人等又各有各的才干。

才能分为多种，或有文韬，或有武略，然而作为政治家，特别是作为皇位继承人，那选择的标准恐怕主要是政才。

比如魏武帝曹操，起初最爱小儿子曹冲。

这曹冲也确实聪颖早慧，他7岁用船称象，语惊四座。

9岁时巧用计谋，救了御马官一条性命，也史上留名。

可惜神童早逝，这使父亲曹操大伤其心。

曹冲死后，魏武帝曾一度把立嗣之心转移到文才颇盛的曹植身上。

可这曹植终因缺乏“深自砥砺”的工夫和“矫情自饰”的韬略，眼瞅着这太子宝座被哥哥曹丕不费吹灰之力给抢走了。

想来以曹操的聪明和机诈，不会识不破曹丕在自己面前玩弄的小小把戏，但曹操心里十分清楚，曹植虽然文才过人，可他的桀骜不驯和潇洒倜傥绝对守不住那众人觊觎的王位。

曹操从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中得出一个结论，要想稳坐天下，必不可少的就是乔装打扮自己，要比别人做事更隐蔽，更多几个心眼，这是曹操对儿子的政才要求。

而曹丕就具备这样的条件。

后世许多文人墨客常对曹操不立曹植大发感慨，殊不知曹操掌握的是政治家标准，在这个问题上他不需要文人的理解。

与曹操立嗣选择的坚定明确相比，汉高祖刘邦实在有点相形见绌。

嫡长子刘盈的软弱儒文，刘邦比谁看得都清楚，作为一个创业皇帝，他本也知道自己需要怎样的接班人，所以他打心里喜欢与他性格相同的赵王如意，而不喜欢曾一度打算废掉的太子刘盈。

但由于他的态度不如曹操明确，手段也不如曹操强硬，再加上吕后竭尽全力阻挠，致使刘邦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这一问题处理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常常使后人不禁扼腕叹息。

试设想，如果当初刘邦当机立断改立赵王如意，疏远外戚吕氏，那后来吕后的肆意专权和吕氏的篡权作乱还会发生吗?可是历史没办法假设，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

这中间吕太后听从张良的主意请来“商山四皓”，为阻止刘邦改立太子起了最后的决定性作用。

故事颇有意思，一并叙述于此。

吕后对刘邦改立太子的想法既清楚又担心，但却不知怎么办才好。

左右为难之际，有人向吕后建议，说：“张良很有谋略，皇上又很信任他，不如求他想想办法。

”张良是很了解刘邦的人，他知道此事已在刘邦心中酝酿了很久，仅靠口舌争辩是不可能使刘邦改变主意的，因此他就建议吕后去请“商山四皓”。

因为此时天下已经平定，于安邦治国有用的人才大都被刘邦起用，只有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由于刘邦对人轻慢无礼，一气之下逃入商山，发誓终身不做汉臣。

此时如果能请他们四位出山，明确站在太子刘盈一边，那么刘邦就一定会取消改立太子的念头。

吕后听了张良的话，就派人厚礼卑辞去请四皓。

汉十二年，刘邦打败英布回到京城，病情一天天加重，而改立太子的念头也越发坚定。

一次宴会上，太子刘盈陪侍刘邦，四皓也随太子进了皇宫。

4个人年龄都在80岁以上，个个须发尽白，衣冠严整。

刘邦看到这四个陌生面孔问道：“你们四个人是干什么的?”四皓一一上前报上姓名。

刘邦听后大吃一惊，说：“我寻找你们多年，你们弃我而去，现在为何要和我儿子在一起?”四皓说：“陛下轻慢士子，随便骂人，我们不愿受辱，所以就隐居了。

现在听说太子为人仁爱孝敬，恭谨知礼，天下人没有不愿意为太子效力的，所以我们也就辅佐太子来了。

”刘邦听四皓这么一讲，只好彻底打消改立太子的念头。

但事实上，商山四皓这次可真是帮了个大倒忙。

毫无疑问，没有刘盈的上台，也就不会发展到后来吕后及吕氏集团的为非作歹。

看来，帝王选择接班人，其标准只能是政才。

没有政才，其他才能都派不上用场。

中国历史上出过不少有名的才子皇帝，像南朝梁氏诸帝，唐明皇，特别是那以写诗填词而著称的南唐二主，都是因为其文才、诗才而妨害了其政绩。

本来是个不错的文人、艺术家，却偏偏强人所难让他去做皇帝，这岂不既害了国家社稷，又害了他本人。

如此想来，我们还是认为曹操做得对。

他本人是个多面手，既是诗人，又是学者，但归根结底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选择接班人的眼光和标准更显示出他超出常人的智慧。

2、棋看两步稍懂弈道的人都明白，下棋时每落一子至少要看到下面的两步以上。

同理，有远见的帝王为皇室的长治久安考虑，在立嗣问题上常常想得很多，他们不仅虑及子辈，而且对孙辈也常常打定算盘，晋武帝司马炎就是如此。

司马炎的儿子司马衷是个白痴，智商极低，在皇帝位子上闹出不少笑话，历史上最有名的是，臣下向他报告说某地因遭荒年百姓多被饿死，他却反问百姓“何不食肉糜”?这样的皇帝一遇政事便束手无策，那是可想而知的。

但这白痴父亲却有个聪明过人的儿子，叫司马遹。

一次宫中失火，晋武帝司马炎登高观望，年仅5岁的司马遹硬拉着皇帝爷爷躲入房中，说：“救火时仓猝之间，秩序混乱，皇上不可轻易暴露，要防备不测之事发生。

”这话出自一个5岁小儿之口，可真是天生的皇帝坯子。

司马炎就是考虑到傻儿子继位之后便是这个聪明的孙子继位，所以，为长远计，就决定由司马衷做皇位继承人。

但是，司马炎死后，司马衷的妻子贾氏心狠手辣，由于司马遹非贾氏所生，所以贾氏先下手为强，捏造罪名，陷害司马遹致死。

此后诸侯讨伐贾后，致使晋朝酿成连续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

西晋倾覆，晋武帝司马炎的计划未能实现。

贾后干政，葬送西晋，这是晋武帝始料不及的。

但他越过子辈，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更远的孙子身上，也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了。

明太祖朱元璋与晋武帝司马炎出于同样的想法，只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孙辈的想法直截了当地予以实施了。

朱元璋把帝位越过包括燕王朱棣在内的众多儿辈，直接传给了孙子朱允炆，很明显这一举动不是因为一时爱憎，而是为长远打算和考虑的。

尽管朱允炆仅在位4年就被燕王推翻，没能用事实证明太祖与常人立嗣方法不同的正确性，但我们仍不得不正视古代帝王为永保江山，由司马炎、朱元璋们提供的一个新思路。

思路的成败由多种因素构成，而思路本身却是一个永在的事实。

3、品行第一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隋文帝杨坚对立嗣问题的考虑更加周到，顾忌也更多。

首先，杨坚自觉地不与宫妃们生儿育女，只是有计划地和独孤皇后生有五子。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前世天子，溺于嬖幸，嫡庶分争，遂有废立，或至亡国；朕旁无姬妾，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有此忧邪！”之后，五子虽出同母，但杨坚坚持长幼有序的规矩，先立长子杨勇为太子。

后来见杨勇个人生活上不像自己那么检点，后宫多女宠，就果断改立“不近女色”、生活俭朴的次子杨广为太子。

当然，隋文帝杨坚的不近女色是有他个人苦衷的。

据载，杨坚称帝后曾爱上后宫中一位佳丽。

杨坚召幸过几次，后来这消息传到独孤皇后耳朵里。

一次独孤皇后趁杨坚不在时派人杀掉了这位薄命女。

文帝事后得知，他悲不自胜，单骑驰出宫门，径向荒郊野外跑去。

后经尾随而来的大臣高干、杨素等人苦苦相劝，杨坚才在“我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的喟叹声中重返皇宫。

物极必反，有为有志者常能做出一生中最不愿做的事情，日后杨坚的轻恋情、重社稷就是这样一个情结。

经过这次情感磨炼，杨坚在日后统一天下的很长时间里，始终保持着克己俭朴的个人生活准则。

自然，选立太子他也坚持以此为重要尺度，废杨勇改立杨广时，他就是这么考虑的。

隋炀帝杨广身后为万人唾骂，是家喻户晓的荒淫无道的坏皇帝典型，但在他被立为太子的时候，杨广不仅不近女色，厚以待人，生活节俭，而且天赋甚高，文笔极好，统兵将将无所不能。

他不满20岁时就做了行军元帅，指挥由六合一方面的军队，节制其他各方面军事长官，连宿将杨素都受他管辖。

人是受各方面条件制约和影响的，隋炀帝也不例外。

文帝杨坚选立杨广为继承人，无疑是经过反复考虑的。

隋炀帝后来断送隋王朝，并不能因此就断定隋文帝杨坚择非其人，隋文帝在立嗣问题上仍然显示出他不同于常人的心术。

立嗣问题上，古代帝王们常常把品行放在第一位，这在我们这个道德冠天下的国度里实在是不争的事实。

此种事实完全应该当做一般现象对待，所以例子便不用多举了。

4、排除宗室之外的威胁皇帝选立太子，对入选对象有种种要求，因为这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基业问题。

但立嗣也往往受各种条件制约，有心计的老皇帝不仅注意太子本人的自身条件，而且对太子身边的顾命大臣也要选配得当。

一个好汉三个帮，将来太子要掌管天下，身边的忠臣良将智多星虽不能少，但对有可能对幼主造成威胁的也必预先除之而后快。

像唐太宗李世民，起初把长子李承乾立为太子，谁知这李承乾继承娘舅突厥氏的粗鲁野蛮的种性，剽悍不驯，他在几乎所有场合都穿突厥服，行突厥礼，说突厥语，行为放荡不羁。

后来竟发展到勾结叔叔元昌等人密谋造反，事发后被贬为庶人，徙往边地黔州。

除李承乾外，唐太宗喜欢的另一个儿子是李泰。

贞观二年，唐太宗封李泰为越王，扬州大都督，十一年加封为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

之后，唐太宗又给过李泰许多荣誉。

照常理发展，在李承乾被废后，李泰的立嗣当不成问题。

可是半路上又杀出程咬金，李泰虽然聪明英武，但耐心差了点儿，没等到帝位到手，就犯罪被贬为东莱郡王。

两次立嗣失败，对唐太宗打击颇大，于是由刚强转柔弱，这次他改立的是以宽仁著称的九子李治。

唐太宗立嗣标准的改变，颇能说明前面“品行第一”中讨论的问题，选才和选德可以并行不悖，但事实上，选才易出背叛者，选德又导致无能者执政，这真是帝王择嗣的二难。

以太宗的为人，他所喜欢的应是“英果类我”者，而李治的懦弱在立嗣之后不久就被太宗发现了。

但经李治的舅父、老臣长孙无忌的劝说，李治最终还是做稳了太子。

太宗不再易储，又要稳保帝业，所以他就不能不在辅佐大臣身上下工夫。

想来想去，觉得宠臣李世工于心计又忠于朝廷，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这李世绩原来并非唐室旧部，他原本也不姓李。

《隋唐演义》里的徐茂公，就是后来的李世绩。

徐茂公原名徐世绩，曾是瓦岗军首领翟让的部下，翟让被杀后转隶于李密。

后来李密投降大唐，而徐世绩看出大唐乃天命所归，就再次跻身做了唐室的顺臣。

他之所以被唐太宗看作是辅佐李治的最佳人选，这与他本人善察时变大有关系。

比如他能洞察李氏父子的为人特点，并且很好地处理自己与新旧主人的各种关系。

李密降唐不久，“其旧境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都是李世绩的辖区。

李世绩这时派人到关中去见李密，将这一大片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人口记录一同带去，请李密献给李渊以示归附。

李渊听说这原来是李世绩“不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盛赞李 世绩“感恩推功，实属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