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智力

语言与智力

作者：刘晗

来源：《现代语文》2019年第11期

摘; 要：比克顿提出语言先于智力的观点，认为大脑突变产生语言，语言提升人类智力，让人类产生与其他物种不同的特殊行为。他首次提出线上思维与线下思维的概念，解释行为与智力的依存关系。虽然其论点和论述过程都有些许缺陷，但他的创新视角和反叛精神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比克顿;语言;智力;语言中心论

一、引言

英国语言学家德里克·比克顿（Derek Bickerton）原是加纳海角海岸大学的英国文学教师，为克服教学中的文化障碍，遂赴利兹大学学习语言学。正是这一年的学习和探索让他发现，语言学才是自己的毕生追求。比克顿任教语言学的第一个关键任务便是解答“为何聪明的圭亚那孩子英语成绩极差”[1]（1P10）。许多人认为这与他们的母语是洋泾浜语（Creole，即克里奥尔语）有关，于是比克顿从洋泾浜语入手，開始了语言学研究生涯。他先是研究洋泾浜语的起源、儿童习得这种语言的过程，然后逐渐过渡到研究人类语言的起源与进化、人类的语言习得行为与其他物种交流行为之间的差异。

1996年，比克顿出版了Language and Human Behavior（《语言与人类行为》），此书观点新颖、言辞激烈。全书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了人类语言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比较人类语言和动物类语言的特点、发源和进化的异同;二是比较传统行为主义和语言学的论述。比克顿就语言进化以及语言与智力、思维的关系展开大胆论述，一反传统的新达尔文进化论，提出语言先于智力的观点：大脑突变产生语言，从而提升人类智力，让人类获得意识，由此拥有与其他物种不同的特殊行为。成晓光称之为“语言中心主义”，将此书（共四章）中的三章纳入《西方语

言哲学教程》，足见比克顿立意之新、地位之重。本文总结比克顿的语言中心思想，分析其意义及合理性，以期为比克顿的语言观研究提供参考。

二、语言与智力

语言与智力一直是生物、心理和语言学界的共同话题。最初，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综合自然学科和行为主义，用科学实验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探究动物种群与人类的差异，强调理性、逻辑、实证。后来语言学家的加入，为这项研究注入更多社会性、文化性的思考。一直以来，受新达尔文主义影响，哲学、进化论、心理学和语言学领域的研究者都认为：人类的智力先于语言。即语言进化与其他技能进化过程相似，人类演化程度比高等灵长类动物高，发达的大脑产生高级的智力，从而将低级的动物语言演化成高级的人类语言。比克顿却不赞同这种简单的智力增长模型。他详细分析人类语言与动物交流系统的异同，又从智力的内容、用途和分类入手，解构传统的“智力产生语言”的观点。

（一）关于语言

人类语言和动物交流方式都是用于交际的表征系统[2]（P12），但二者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Edward Wilson的研究表明，很多鱼类、鸟类以及哺乳动物在交流系统丰富性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唯有人类远居所有生物之上[3]。Premack曾用黑猩猩和儿童做实验，证明动物只知道自己的思想状态，却不知其他生物是否与自己所想是否相同，也无法干涉对方的思想[4]。Dennett将这种动物交流等级称为“一级意向性（first-order intentionality）”。而人类语言至少具有三级意向性，可以讲如“我给他留了便条，让他知道，我已知道你知道这件事了”这样的语句[5]。这不只是表述丰富性的差异，更是开放性的问题。因为语言是开放系统，而动物交流方式是封闭系统[2]（P16）。蜜蜂跳舞、狼群嚎叫等都只能表示在时间、空间上最直接的信息，而人类语言则不受时空限制。换言之，语言具有位移性，可以指称或谈论远离当时当地的东西[6]（P2），如讲远古传说、谈国际时事等。

此外，比克顿还认为，与动物的交流方式相比，人类语言富有组合性（combined）和系统性（systematic），缺乏象似性（iconic）和梯度性（gradient）[2]（P17-19）。他综合时贤的实验和研究结果，从以上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两种交流系统的差异。如：动物表达信息的内容和形式都更直接、更显而易见（鸟乍起羽毛，让身体看起来更大，表示强势或征服），同时可以通过改变音高、音长、响度、姿势等来表达情绪的变化（领头鸟的鸣叫声比鸟群其他鸟更响亮持久），但它们的表达单位为分散方式、没有系统联系，也大多无法通过组合得到新意义。

我们认为，人类语言并非不具有梯度性。词汇重音（word stress）和音调重音（pitch accent）是自然语言韵律结构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前者固定作用于词汇内部，后者作用于话语层面，主要通过与语句中其他词项相比，在音高、音长以及音强等方面所表现出的显著性来体

现[7]（P94）。虽然比克顿举例“A l-o-o-o-o-ng journey is not necessarily longer than a long journey”[2]（P19），以此证明人类语言无梯度性。但从音系学角度考虑，拖长音的“l-o-o-o-o-ng”的确有助于说话者强调旅程的时间跨度久，或路程极远，甚至表现出因无聊、尴尬、厌烦等情绪所带来的“冗长”之感。因此，我们不便绝对地否认语言的梯度性。此外，语言的象似性和任意性（arbitrary）一直以来都是语言学界争论不休的难题。而比克顿也只是强调动物交流方式的象似性极强，并未确认语言没有这种特质，也没有限定语言象似的维度。考虑到拟声词（如英语中的“bang”“woof-woof”，汉语中的“叮咚”“哗啦”）和复合词的构成（如英语中的“blackboard”“shepherd”，汉语中的“房车”“马路”），我们也不应绝对地否认语言的象似性。因此，比克顿所言“动物交际系统和人类语言的差别不是程度上的，而是类别上的”[2]（17），似有可商榷之处。尽管如此，二者在程度和类别上的差异也足以说明人类语言的先进了。

（二）关于智力

化石记录表明，原始人类使用的最早石器出现于两百万年前，而其他轻便的工具却是在近四万年突然出现的。在这期间，人脑大小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这表明，人脑在四万年前发生结构重组，导致智力产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我们通常通过考察人类和动物的学习能力、解决问题的灵活性、记忆力、理论论证、抽象思维、计划能力、沟通能力以及语言能力，来判断被试者的智力程度[8]（P27）。智力涉及的方面越多，这些因素就越不可能齐头并进、同步发展。相较而言，更有可能发生的是，一种新的智力因素产生，从本质上拉动了其他所有因素[2]（P86）。而在比克顿看来，这个因素就是语言①。也就是说，语言的突现让人类智力迅速提升。

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智力是指让生物达到自动平衡（homeostasis）的方式[2]（P87）。这里的平衡并非物理稳定的平衡（balance），而是生物在生态系统或社会环境中的体内稳态，即如何调整自身、更好地适应环境。从生物学角度上来说，智力水平高意味着生物能在恶劣的条件下作出最好的选择，或者说，面对低智力生物能用极其简单的办法来解决的问题，高智力生物能想出更为复杂高级的解决方案[9]（P12）。后半句话看似矛盾，实际上的确有其道理。例如，刺猬遇到天敌时，会把身体团成球，让毛刺竖在外面保护自己;如果臭鼬想吃刺猬，就会排出臭气，把刺猬熏晕，让它无法抱成一团。这些都是生物本能的应激反应。反观猿猴、黑猩猩等高级灵长类动物，它们遇到天敌时，则会使用工具或利用群体合作等手段躲避、制服天敌。这说明猿猴和黑猩猩的智力水平要比刺猬和臭鼬高，遇到同样的问题，采取的解决方式较后者更为复杂高级。

显然，物种之间的智力水平差距极大。英国比较心理学家McPhail把智力分为三个层面：S-R层面（Stimulus-Response Level，刺激—反应）、S-S层面（Stimulus-Stimulus Level，刺激—刺激）和语言层面（Language Level）[10][11]。“刺激—反应”指的是生物对外界环境的直接反应，哪怕像变形虫、草履虫这种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也能受物理刺激或环境酸碱度等因素影响，改变自身形状或发生运动。这种智力等级最低，为所有生物共有。“刺激—刺激”指的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