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恶性通货膨胀的特征与成因

国民党政府恶性通货膨胀的特征与成因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共出现过两次恶性通货膨胀，一次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1923年德国的纸币马克流通量达到496×10[18]天文数字（注：《简明金融词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4页。

），价格指数由1922年1月的100上升到1923年11月的10[13]（注：[美]萨缪尔森等：《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374 页。

），另外一次则发生于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最后几年（1945-1949），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金圆券的发行量折合法币高达2,038,374,000,000亿元，上海的物价总指数由1937年6月的100，上升为36,366 ×10[11]。

这两次通货膨胀都被作为恶性通货膨胀的典型例子载入史册，成为世界货币史上的两大恶梦。

本文试就国民党政府严重通货膨胀的特征与成因作一分析。

一、恶性通货膨胀的特征
何谓通货膨胀？国际经济学界似乎还没有"被普遍接受或令人满意"的定义，萨缪尔森、米尔顿·弗里德曼及Laidler和Parkin 四家的观点是目前公认比较权威的解释。

萨缪尔森对通货膨胀下的定义是"在价格和成本的一般水平上升……的时候出现通货膨胀"（注：[美]萨缪尔森等：《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页。

）。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永远是个货币现象，过多地增加通货量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注：米尔顿·弗里德曼：《论通货膨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111页。

）。

Laidler和Parkin 则认为"通货膨胀是一个物价持续上涨的过程，或者等价地说，是货币价值持续下跌的过程"（注：[奥]赫尔穆特·弗里希：《通货膨胀理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页。

）。

综合他们的论述，通货膨胀即通货供应量过度增加，物价持续上涨，货币不断贬值；而恶性通货膨胀，则是一般通货膨胀在程度上的恶性发展。

证诸国民党政府1945～1949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我们或可获得更为具体的感性认识。

（一）发行屡创天量。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法币的发行额是5,569亿元（注：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0页。

），比1937年6月的14.1亿元增加了392倍，增加幅度已不小，但与以后的发行量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1945年底，法币发行量已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0,319亿元，与8月相比，几乎翻了一番；1946年底更增至37,261亿元，比上年底增加了2. 6 倍；1947年12月高达331,885亿元，在1946年的基础上又增加近8倍；1948年8月21日，竟高达6,636,946亿元之巨，短短的8个月里增加了19倍，"币值已贬到不及它本身纸价及印刷费的价值"。

于是当局孤注一掷，发行新的通货金圆券来取代法币，以1∶300万的比例收兑无限膨胀了的法币。

1948年8月19日付诸实施，规定新币每元含金量为纯金0.22217公分，发行总限额为20亿元。

但政府当局很快自食其言，1948年12月，金圆券的发行量已达83.2亿元，超过限额4倍多，1949年1月，再增加至208 亿元，相当于发行最高额的10.4倍，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更猛增至679,458亿元，是金圆券发行限额的33,972倍，如果以1∶300 万的兑换率折合成法币，则数量高达2,038,374,000,000亿元的天文数字，相当于1937年6月的144,565,531,900倍。

票面额也越发越大，从100元额到1万元、10万元，最后竟出现50万元、100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

金圆券最后遭到人民拒用。

早在该币改方案实施以前，金融界专家就指出，法币已流通10多年，"虽然贬值，但至少还为人民所熟悉、接受，而新币则办不到"（注：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

）。

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极其动荡，加上政府弥补巨额赤字完全依赖印钞机的做法没有任何改变，因此决定了金圆券的命运只能以短命告终，并且加速通货制度的彻底崩溃。

（二）物价疯狂上涨。

通货恶性膨胀必然导致物价疯狂上涨。

抗战结束后，上海重新恢复了领导全国物价的地位，上海的物价走势较能代表战后物价的总趋势。

与全国一样，战后上海的物价也经历了一个短暂回落又急剧上升的过程。

1945年8月，上海的物价正处于疯狂上涨的顶峰，物价指数为8,640,000（1937年1～6月＝100，下同）。

8月中旬，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出后，群情鼓舞，人心思定，物价突然下跌。

同时，人们顾虑债务会在币制改革中吃亏，一改过去借债囤货、重物轻币的风气，纷纷脱货求现，甚至贬价求售，物价更急剧下泻，上海9 月的物价指数较8月下跌36.4％，黄金价格由中储券1,400万元跌至230万元，跌幅达83.57％，许多股票价格跌去2／3。

但是，这种下降趋势只是昙花一现，10月以后，上海的物价指数迅即回升，12月已达88,544，比9 月上涨5倍。

步入1946年后，物价涨幅加大，12月物价指数为681,600，较上年涨6.7倍；黄金每10两市价从731,374元涨到3,164,680元，上涨3.33 倍；美元从1,390元涨至7,600元，上涨4.47倍；大米每石从7,625 元涨至62,333元，上涨7.17倍。

1947年物价涨势更猛，特别是2 月中旬黄金政策失败以后，物价上涨速度成倍提高，全年共发生6次大涨风，涨势一次比一次猛烈，两次涨风之间的间歇期一次比一次短，年底物价指数为10,063,000，比上年上涨13.76倍。

至1948年，上海物价则如脱缰的野马，奔腾不止，涨风的间歇期也越来越短，从一个月缩短到半个月，再缩短到一星期，6月以后，整个物价已呈疯狂上涨的态势。

至8月19日，物价指数已达564,570,000，比1947年底上涨了55.1倍。

1948年8月19日，为配合金圆券发行，南京政府对物价、工资实行冻结，即"八·一九"限价。

"上海的批发商在官定物价公布后，便停止了营业"（注：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

）。

公开交易冷冷清清，黑市交易却十分火暴，黑市物价上涨约3-10倍。

10月，上海突然刮起了抢购风，人们见货就抢，甚至连锡箔、棺材也在抢购之列。

在抢购风潮期间，四大百货公司的存货被抢购去2／3～3／4；绸布店的呢绒存货被抢购一空，150万匹棉布只剩1／5。

据估计，限价期间上海工商业的总损失约值金圆券（指初发行的金圆券价值）2亿元。

继抢购风潮后，上海又发生了抢米风潮，"一天达27处之多"，最后范围扩展到一切可以充饥的食物（注：千家驹编：《经济通讯》，1948年10月。

）。

强制执行了70天的限价政策，再也维持不下去了，11月1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限价。

于是整个物价犹如决堤的水，一泻千里。

11月中旬，米价已从限价时的每石20元9 角，一度突破了2,000元大关，上涨近100倍。

其他各类物品价格也平均超过限价20多倍。

11月物价指数比10月上涨675％。

1949年2月以后上海的物价已再现法币崩溃前疯狂上涨的状态，4、5月物价已是天天上涨和一天数涨，5月米价最高每石3亿元以上，金价每10两430亿元，美元8,000万元。

物价总指数高达36,366×10[11]的天文数字。

（三）通货不断贬值。

通货价值分对内、对外两种。

对内价值指货币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对外价值则通常以黄金、外汇来度量。

抗战后中国通货不断大幅贬值，到后来基本失去了国内实际购买力。

100 元法币1937年可以买2头黄牛，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只能买2 个鸡蛋，1946年只能买1／6块固本肥皂，1947年只可买1只煤球，1948年8月19日只能买0.002416两大米（每斤16两），1949年5月只能买1粒米的千分之2.45。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通货对内价值严重贬低，必然导致对外价值暴落。

由于物价疯狂上涨，货币实值持续下跌，受预期心理和恐慌心理驱使，为了保值、增值，除了物资，人们还竞相追逐黄
金、外汇，引致对黄金、外汇的超额需求，价格遂盘旋而上，节节攀高。

物价飞涨、币值日跌，货币逐渐丧失了价值储藏和交换媒介的职能。

人们拿到纸币后，就象拿了烫手的红薯尽可能马上扔掉。

"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

人们在核算成本、利润时纷纷改用米、金、银、外汇等为单位，支付工资采用米、生活指数或者外汇。

上海市场大宗交易，如买卖房屋、地产、机器，甚至顶房子，都以黄金计价，商品交易甚至蜕化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

二、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
回顾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恶梦，值得深思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战后通货膨胀恶性到如此的程度呢？
（一）财政赤字巨大，完全由发行弥补。

恶性通货膨胀最主要的特征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货币发行超量。

印刷大量纸币，应付政府用款，这是恶性通货膨胀的源泉。

问题在于政府明知饮鸩止渴，为何还要一意孤行？关键是财政收支无法平衡，赤字巨大。

财政赤字对南京政府来说是个老问题，自其政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

但抗战以前物价稳定，税收在总支出中占相当的比重，财政不足部分可以通过向上海金融界发行公债筹集，虽然不宽裕，但还能应付。

1936年发行统一公债，等于宣布南京政府第二次债信破产，自此开始，政府已无法通过发行公债筹措军政费用，弥补财政赤字。

于是政府便更多地倾向于向国家银行垫款。

为应付政府垫款，中央银行便不得不大量增发纸币。

1946年财政部长俞鸿钧就坦言，"从1月到5月……税收只2亿5千万元，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补足"。

抗战后，随着内战的爆发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加剧，摧毁了国民党政府平衡财政的可能，赤字呈几何级数上涨。

1947年以后，政府财政赤字几乎完全由发行钞票来弥补。

见下表：
1946-1948年政府赤字、银行垫款和钞票增发
单位：百万元法币
年份赤字银行对政府垫款钞票增发额
1946年4,697,8024,697,8022,694,200
1947年29,329,51229,329,51229,462,400
1948年1～7月434,565,612434,565,612341, 573,700
资料来源：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第110页。

（二）决策失误。

抗战胜利之初，南京政府拥有黄金600万盎司，美元9亿元，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法币10万亿元，相当于当时法币发行额5569亿元的20倍。

此外，还有美国给予的救济物资和美军剩余物资约20亿美元（注：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1页。

），这些都为政府整顿税收，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但是，国民党政府的决策失误却丧失了这种机会。

第一，对中储券处置失当。

1945年9月28日，政府宣布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例为1∶200，这一兑换率的确定是极不合理的。

当时的实际物价水平，上海仅比重庆高约50倍，与整个法币流通区域的物价相比，上海物价只高约35倍，可见，中储券的购买力被严重低估了，法币的购买力无形中增加了好几倍。

于是后方头寸纷纷流往上海，其时重庆、昆明对申汇率每1000元高达1300元。

后方游资涌向上海低价竞购物资，刺激一度下跌的物价又飞速上涨。

政府还规定中储券限于4 个月内兑换完成，每人最多兑换5万元法币，在兑换期截止以前，中储券仍准许在市上流通，因此持有低价伪币者在兑换期前也尽量套购货物，并把兑换限额外多余的伪币都用来抢购物资。

不合理的兑换率、兑换期限过长及无根据的限额兑换等措施的出台，助长了抢购风的兴起，对战后上海乃至全国的物价很快由跌转升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第二，对战时压抑的购买力在战后喷发掉以轻心。

在漫长的战争年月，由于物资严重匮乏，人们的消费需求受到很大的压抑，随着胜利的到来，国际贸易的次第恢复，战时长期积累下来的消费需求，在战后得到了总爆发，旺盛的消费需求拉动了通货膨胀。

对此南京政府因过高估计了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和社会总供给能力，从而在决策上作出完全相反的决定，对战时所采取的各项管制措施一律予以废除，从而使通货膨胀更加漫无限制。

在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尚未恢复常态以前，过早地放弃对物价、分配、资金等管制，事实证明是极为有害的，将使社会久久不能走出无序状态。

第三，不合理的汇率、进出口政策。

1946年3月4日南京正式开放外汇市场，把法币的对外汇率定为1∶2020美元，中央银行奉命无限制买卖外汇。

以当时国内的物价上涨程度来说，法币的对外价值是被严重高估了，加上巨额的延期购买构成的有效需求水平提高，外国货排山倒海般地涌入中国市场，出口因汇率高估，不敷成本，而处于完全停止状态，外汇有出无进，国际收支急剧恶化，外汇储备逐渐枯竭，外贸没能成为战胜通货膨胀的有力武器。

而在社会动荡背景下滋生的人们对外汇的偏好、资金外逃和外汇投机等，更加剧了国家外汇储备的消耗。

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放弃维持固定汇率的政策，改为采用机动汇率。

8月19 日将官价汇率提高到3350元，上涨约60％，市场汇率也立即从2500元升至3700元，引起整个物价波动。

为了防止官价汇率低于市场汇率，利于吸收侨汇和出口结售汇，1947年8月设立平准基金。

但由于通货膨胀不断恶化，基金汇率频频提高，一方面直接刺激进出口物品价格提高，在比价效应的驱使下，一般物价水平也随之高涨，另一方面由于进口物资越来越少，国内物资供应更稀缺，更多的纸币追逐更少的商品，物价上涨更甚。

因此汇率及进出口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成为促进物价飞涨的直接诱导因素。

（三）货币流通速率加快。

从1945年底开始，上海的物价上涨指数大大高于通货发行量及其指数，以1937年6 月的发行指数和物价指数都为100，1945年12月发行指数为73,200，上海的物价指数为88,500，物价指数是发行指数的1.21倍；1946年12月物价指数已是发行指数的2.16倍，1947年12月为3.56倍，1948年8月已增至10.47倍，1949年5月，更是达到25.16倍（注：各年的发行指数、物价指数见《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49、47、95页。

）。

同时，物价的上涨速率也越来越高于通货发行的增加速率，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大加速，增加了社会有效货币供应的数量，加速了物价的飞涨。

抗日战争前，上海存款通货月流通速率为2 （注：《中央银行月报》，新二卷，第10期，1947年10月。

），1947年上海商业行庄存款通货每月平均流通速度，1月最低为19.77，2月即跃升至24.63，5 月已高达36.6，即通货的月流通速率已超过每月金融机构的营业天数（当时上海银行的月营业日数为26天），12月最高为61.49；1948 年底存款通货的流通速度已高达每日3.88次，一笔活期存款一日之间四易其手，存款流速超过月营业日数原因在于上海商业行庄盛行"抵用"制度（支票当天抵用），即支票在未交换以前，就可以变成随意支用的存款，从而使通货流通速度大大增加。

美国货币流通速度最高的一年是1929年，但纽约每月平均流通速度不过10.37（注：《中央银行月报》，新二卷，第10期，1947年10月。

）与美国相比，上海的货币流通速度已高得可怕。

通货流通速度加快，促成物价上涨率几倍于通货量的增加率。

物价上涨越快，存款不如存货的心理越发展，存款通货的流通速度就更快。

而货币的流通速度越快，社会有效货币供应更多，物价越发上涨，形成螺旋式推进，加速了货币制度及国民经济的崩溃。

另外对通货膨胀的敏感度，心理预期等对通货流通速度的加快也有一定的影响。

经抗战后期通货膨胀后，中国人民对通货膨胀已十分敏感，因此一旦物价由跌转升，人民马上会作出反映，重物轻币，尽最大可能变钱为物。

而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物价大涨小回或有涨无跌，使人人对物价看涨，通货的流通速度也会因此变得更快。

国民党政府恶性通货膨胀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诫我们，一个国家只有建立健全的财政经济政策，才能保持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如果弥补财政赤字完全建立在发行纸币的基础上，则必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恶性通货膨胀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非人力控制的力量，伴随着通货流通速率的加快，物价上涨的速度会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纸币发行速度，发行与物价赛跑，循环相因，最后，货币制度与国民经济必将一起走向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