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批评

从《答李翊书》中看韩愈的为文之道

一、闳中肆外

韩愈认为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是为文的前提。他在《答李翊书》的开头说：“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有日矣，况其外文乎？”由此可见，他认为德是文章的内核，文是德之载体，或者说是外在的表现形式。

这和他所一贯倡导的“文以载道”说是相一致的。如，他在《争臣论》一文中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在《答李秀才书》中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

那么，“道”和“文”怎样能相促相长，达到较高的水准呢？他在《答李翊书》的第二段形象的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食，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要写好文章，不要只是想去寻找一盒能让东施变西施的外用美丽霜，不要被狭隘的功利所驱谴，而要像为树养根，给灯加油那样，去加强道德修养，有了教高的道德水准，诗之树、文之灯才根深叶茂、光焰万丈！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就有了经济苍生的使命感，就有了悯难怜弱的同情心，就有了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遇不平则鸣，有愤激则书，敢于为民请命，敢于为一切正义和真理摇旗呐喊、奔走呼号。金银财色不能动其心，酷刑利刃不能钳其口。想不说话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呀，何需挖空心思、搜肠刮肚、冥搜虚饰以敷缀其文呢？

二、学养修文

但“德”是不是天生可致，文是不是因道生可不学而能？不是，韩愈在《原性》一文中虽然提出了“性三品”说，在此说中，他认为人性是秉天命而成的，人性有上、中、下三品，教育只能在等级差别之内发生作用，但并不是说因此就不需要教育和学习。教育和学习的作用是：对于上品的人，教育能使其先天具有的仁义善性得到发扬光大，使君为圣明之君，臣为忠孝之臣；对于中品的人，可引导他向上品靠拢，也可引导他向下品靠拢，这部分人存在着被改造的可能性，教育和学习对这部分人的改造起着重要作用，这部分人占社会的大多数。但具体如何学养以修文呢？在《答李翊书》书中，作者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这个问题：

（一）源正流清

韩愈自述他为文之初，在积累的过程中，“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

这就是说要写好文章，不仅要积累，而且积累要纯正，源正才能流清。这里，他所说的“三代两汉之书”，是指什么样的书？为什么只把“三代两汉之书”视为正源，这要结合其人生经历和一贯的文学主张来加以理解。他生活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那时佛教泛滥，道教盛行，作为封建社会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反而削弱了。从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来说，唐王朝的统治开始动摇了。国家的多难，人生的不幸（指其因直谏先后两次被贬），并没有使他意志消沉，反而造就了他敢于进取、勇于奋斗的良好品格。

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韩愈，站在维护皇权的立场上，猛烈抨击佛老，极力维护儒家的道统及其独尊地位。力图改革齐梁以来那种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文风，发起了“古文运动”，提出“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即文章的内容和形式要统一起来，写作的目

的要体现和宣扬儒家的仁义之道。因此，他这里所指的“三代两汉之书”也应该是指儒家的经典著作。这，他在《原道》中说的很明白：“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

（二）入境浸思

怎样从儒家的经典著作中汲取清流作为自己的创作之源呢？在《答李翊书》书中，韩愈说了这样几句话：“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这里，他强调一个“入境浸思”以“内化察省”的过程。学习，要品味咀嚼，时时思考体会，要入乎其境，进入庐山之中，才能感受庐山的氤氲之气。“入”是以“勤”字为前提，“处若忘，行若遗”不管是“处”是“行”，都要不辍其思。在他的多篇文章中，都阐述了这个“勤”字的重要。他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戏；形成于思，毁于随。”

要想取得学业的长进，靠近“古之立言”者，就必须经过这个艰苦的涅槃过程。《符读书城南》他说：“诗书勤乃有，不勤腹中空。”另外，“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入”还必须有一个“收视反听”的过程。在《送高闲上人序》中，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可作为上面一句话的很好的诠释：“虽外物至，不胶于心”。即学道学文要专心一致，入定省察，不为外物干扰。

（三）入境去芜

入乎其境，还要能出乎其外。跳出庐山，跳上云端，才能清晰的俯视庐山的峰峰岭岭。在《答李翊书》书中，韩愈说了这样一段话：“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存也。”在这里，韩愈谈到了出乎其境的几个方面：

（1）去陈言

韩愈强调文章的“复古”，强调观“三代两汉之书”但并不是要求不加选择，生吞活剥。相反，在《答李翊书》书中，他提出“陈言务去”的写做准则——“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在《答刘正夫书》中他也强调了这一点：“师其意不师其辞”。强调学古不必拘泥于章句文辞，要学习文中的思想以及为文的方法。反之，一味地模仿古人，只能成为别人的奴隶。“手披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上襄阳于相公书》）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尤其是为文“抒立其言，自成一家新语”（同上），要立意新颖，内容丰富，文辞要挥洒自如，不能“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同上），跟在别人的后面跑。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辉煌的成就正是他一面学习古人，一面又能推陈出新，践行自己的文学主张的结果。

（2）去伪言

他在强调观古书时“入定”、“茫乎其若迷”，并不是要求人们“尽信书”，《答李翊书》书中的这句“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矣”，告诉李翊，古书也有正伪之分，也有正而不至之文，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要在“积累”、“浸思”以及尝试“注于手”的基础上加以辩识。读古书能辨析真伪，必须有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