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批评

从《答李翊书》中看韩愈的为文之道一、闳中肆外韩愈认为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是为文的前提。

他在《答李翊书》的开头说：“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有日矣，况其外文乎？”由此可见，他认为德是文章的内核，文是德之载体，或者说是外在的表现形式。

这和他所一贯倡导的“文以载道”说是相一致的。

如，他在《争臣论》一文中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

”在《答李秀才书》中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

”那么，“道”和“文”怎样能相促相长，达到较高的水准呢？他在《答李翊书》的第二段形象的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食，加其膏而希其光。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要写好文章，不要只是想去寻找一盒能让东施变西施的外用美丽霜，不要被狭隘的功利所驱谴，而要像为树养根，给灯加油那样，去加强道德修养，有了教高的道德水准，诗之树、文之灯才根深叶茂、光焰万丈！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就有了经济苍生的使命感，就有了悯难怜弱的同情心，就有了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遇不平则鸣，有愤激则书，敢于为民请命，敢于为一切正义和真理摇旗呐喊、奔走呼号。

金银财色不能动其心，酷刑利刃不能钳其口。

想不说话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呀，何需挖空心思、搜肠刮肚、冥搜虚饰以敷缀其文呢？二、学养修文但“德”是不是天生可致，文是不是因道生可不学而能？不是，韩愈在《原性》一文中虽然提出了“性三品”说，在此说中，他认为人性是秉天命而成的，人性有上、中、下三品，教育只能在等级差别之内发生作用，但并不是说因此就不需要教育和学习。

教育和学习的作用是：对于上品的人，教育能使其先天具有的仁义善性得到发扬光大，使君为圣明之君，臣为忠孝之臣；对于中品的人，可引导他向上品靠拢，也可引导他向下品靠拢，这部分人存在着被改造的可能性，教育和学习对这部分人的改造起着重要作用，这部分人占社会的大多数。

但具体如何学养以修文呢？在《答李翊书》书中，作者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这个问题：（一）源正流清韩愈自述他为文之初，在积累的过程中，“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

这就是说要写好文章，不仅要积累，而且积累要纯正，源正才能流清。

这里，他所说的“三代两汉之书”，是指什么样的书？为什么只把“三代两汉之书”视为正源，这要结合其人生经历和一贯的文学主张来加以理解。

他生活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那时佛教泛滥，道教盛行，作为封建社会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反而削弱了。

从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来说，唐王朝的统治开始动摇了。

国家的多难，人生的不幸（指其因直谏先后两次被贬），并没有使他意志消沉，反而造就了他敢于进取、勇于奋斗的良好品格。

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韩愈，站在维护皇权的立场上，猛烈抨击佛老，极力维护儒家的道统及其独尊地位。

力图改革齐梁以来那种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文风，发起了“古文运动”，提出“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即文章的内容和形式要统一起来，写作的目的要体现和宣扬儒家的仁义之道。

因此，他这里所指的“三代两汉之书”也应该是指儒家的经典著作。

这，他在《原道》中说的很明白：“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二）入境浸思怎样从儒家的经典著作中汲取清流作为自己的创作之源呢？在《答李翊书》书中，韩愈说了这样几句话：“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

”这里，他强调一个“入境浸思”以“内化察省”的过程。

学习，要品味咀嚼，时时思考体会，要入乎其境，进入庐山之中，才能感受庐山的氤氲之气。

“入”是以“勤”字为前提，“处若忘，行若遗”不管是“处”是“行”，都要不辍其思。

在他的多篇文章中，都阐述了这个“勤”字的重要。

他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戏；形成于思，毁于随。

”要想取得学业的长进，靠近“古之立言”者，就必须经过这个艰苦的涅槃过程。

《符读书城南》他说：“诗书勤乃有，不勤腹中空。

”另外，“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入”还必须有一个“收视反听”的过程。

在《送高闲上人序》中，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可作为上面一句话的很好的诠释：“虽外物至，不胶于心”。

即学道学文要专心一致，入定省察，不为外物干扰。

（三）入境去芜入乎其境，还要能出乎其外。

跳出庐山，跳上云端，才能清晰的俯视庐山的峰峰岭岭。

在《答李翊书》书中，韩愈说了这样一段话：“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

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矣。

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

当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

其观于人，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存也。

”在这里，韩愈谈到了出乎其境的几个方面：（1）去陈言韩愈强调文章的“复古”，强调观“三代两汉之书”但并不是要求不加选择，生吞活剥。

相反，在《答李翊书》书中，他提出“陈言务去”的写做准则——“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

在《答刘正夫书》中他也强调了这一点：“师其意不师其辞”。

强调学古不必拘泥于章句文辞，要学习文中的思想以及为文的方法。

反之，一味地模仿古人，只能成为别人的奴隶。

“手披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上襄阳于相公书》）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尤其是为文“抒立其言，自成一家新语”（同上），要立意新颖，内容丰富，文辞要挥洒自如，不能“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同上），跟在别人的后面跑。

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辉煌的成就正是他一面学习古人，一面又能推陈出新，践行自己的文学主张的结果。

（2）去伪言他在强调观古书时“入定”、“茫乎其若迷”，并不是要求人们“尽信书”，《答李翊书》书中的这句“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矣”，告诉李翊，古书也有正伪之分，也有正而不至之文，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要在“积累”、“浸思”以及尝试“注于手”的基础上加以辩识。

读古书能辨析真伪，必须有真知灼见，学道学文两方面都有所得，然后才能做到。

这是韩愈告诉学生所应达到的一种境界。

他的学生李汉所撰《昌黎先生文集序》有“书礼剔其伪”一语，应该也是得之于老师的绪论。

韩愈在《论荀子》中所称“荀与杨（雄），大醇而小疵”，即是“虽正而不至焉者”之类。

（3）去俗言《答李翊书》书中有句话：“其（指作者所写的文章）观于人，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存也。

”它的寓意是极其深刻的。

韩愈虽然主张学古，虽然主张“文以载道”，但他并没有抹杀“文”的根本属性——“个性”。

“学古”，正是为了反对六朝以来的千篇一律的骈俪文风；“载道”，正是为了传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

他是达到一定境界之后的“随意婉转”、“率性而作”。

这其中的“意”与“性”，既不是人云亦云的俗说，也不是刻意反观的奇说，而是来自于济世救物的坚明之志与生活的不断撞击中发出的火光。

他的“不平则鸣”说可为诠释。

他在《送孟东野序》中写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

水之无声，风荡之鸣。

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炙之。

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

人之于言也亦然。

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凡出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在这里，他一反“主文而谲谏”、“温柔敦厚”之类的要求。

继承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所言及的“发愤著书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着”。

“柔靡”者，是遁世之音；“和顺”者，多为“悦俗”之音。

强调“发愤”，则是鼓励直言不讳，大胆地抒发感情和批判现实。

这才是不媚俗的“救世之音”。

（四）行游养正饱读了圣贤之书，把握了作文技巧，是不是就完成了任务可以任意为文了呢？不是。

韩愈在《答李翊书》的后半部分说：“虽然，不可以不养也。

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为文是终身之事，要有源头活水，才会有不竭的创作之源。

另外，要认准方向，源头要正，源流要清。

要做到这些，必须注重一个“养”字。

如何“养正”呢？在这里，韩愈提出了两个主要方法：一为“行”，一为“游”。

“行”就是要带着“仁义”之心，怀揣“经济苍生”之志，去立身行事。

不仅要以“仁义”为标准，时时省察自己有无偏离方向，而且在自己的行动中去撒播“仁义”之种，推行“仁义”之道。

“游”就是要反观源头，从源头中寻找行事的圭臬，从源头中寻找精神动力。

让自己时时能正道直行，刻刻能力量充盈。

通过“行游养正”，就会不辍其志、不惮其苦，百折不回，九死不悔。

这样，就有了伟大的人格力量，有了高尚的道德修养。

他的内在东西，就会像发光的太阳，自内而外辐照万物，自会使川媚而山辉，辅化为道道亮丽的风景！这样，文章就会滔然随地而出，信手信腕皆成律度。

关于这一点，他同样以自己的生活实践和写作实践诠释了自己的主张。

在行动上，他虽屡遭贬谪，仍不辍进取之志。

多难的人生，反而为他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

在《荆潭唱和集序》中，他提出了文学创作中的“穷言易好”的这一现象。

他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

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

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时时能“养正”之人，就不会被困难击倒，穷且益坚，“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在“独善其身”之时，仍不忘“兼济天下”。

反之，“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安于现状，不事“行养”，所写之文，只是附庸风雅、自鸣得意的浅薄之作，当然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五）气盛言宜韩愈在《答李翊书》书的后半部分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

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这里的“气”是什么呢？早在先秦时代，孟子就提出了“气”的概念，提出了“知言养气”说，他在《孟子·公孙丑上》中有句话：“吾知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知言”，是指对于作品的鉴别力。

“养气”，是一种内省的修养功夫。

他所说的“气”，是指自我修养达到一种较高的精神境界，同义与道相辅而行，经过义的长期积累而产生。

他的“知言养气”说基本上是讲个人道德修养问题。

到了魏晋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这里，他把“气”引入创作批评之中。

但他这里的“气”，基本上是就作品所体现的创作主体的个性而言的。

到了韩愈这里，他把创作主题的人格修养和作品的创作个性有机的结合起来，发展了前人的观点。

他所说的“气”，就创作主体而言，内蓄为气质、性格；就创作对象而言，发而为个性、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