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中的儒道思想

魏晋玄学中的儒道思想
摘要：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的时代精华，它的产生标志着一个哲学思潮的崛起。

魏晋玄学的政治主题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即儒与道的关系。

儒家贵名教，道家明自然。

关键词：魏晋玄学理想社会完美人格儒道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

其特殊性在于经过了秦汉政治、经济、思想的大一统之后，中国出现了混乱分裂的局面，社会长期处于动荡状态：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民族矛盾尖锐激烈，错综复杂，战乱频仍，政权更迭迅速，动乱时期长，然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却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时期。

在这个悲苦的时代，玄学产生并盛极一时。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代的思想潮流和时代精华，从中可以看到魏晋士人的精神风貌和这个时期所独有的时代特征。

玄学的产生是从两汉到魏晋思想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这标志着两汉儒学的没落和一个哲学思潮的崛起。

而且，在整个中国思想学说的发展过程中，它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魏晋玄学的政治主题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即儒与道的关系，儒家贵名教，道家明自然。

儒家学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儒学实质上是一种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实践性的社会原则和社会理想。

由于儒家思想已经稳固地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因而在当时错综复杂、混乱不堪的社会斗争中，它依然起着支配性的影响。

无论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还是
在社会生活方面，儒家的传统观念仍然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然而，随着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激化，传统的儒学暴露出其固有的缺点，儒家思想伦理规范变得形式化和虚伪化。

这时，就需要道家思想来进行调节，社会思潮出现巨大转变，崇尚老、庄成为一时的风尚。

老庄哲学因而成为了玄学的源头活水，以道释儒，折中儒道是玄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及理论特色。

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道家思想为下层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和人生痛苦进行批判。

一、正始时期的儒道融合
曹魏正始年间，是玄学的开创时期，核心人物是何晏和王弼。

作为正始玄学的领袖，何晏是忠实于曹魏政权的，但是由于从小被曹丕所憎恶，在曹丕、曹叡执政的黄初、太和年间得不到统治者的信任，受到排挤而无所事任，他高超的识见和政治理想都无法实现。

士人们面对境遇之限，并不能完全保持内心的宁静，即使是沦为曹叡文学侍从的何晏，也没有忘记在文学作品中陈述政见，对实际政治的弊端进行批判，追求合理的社会秩序，实现儒家倡导的社会理想。

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深重的忧患意识，让士人们虽然身处乱世，对合理的社会统治秩序和理想的政治仍然充满了向往之情。

由于时代的苦难，政治环境的恶劣，士人们深切地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外王的道路已经明显受阻。

此外，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越来越黑暗、毒辣，如何保全自身性命就显得尤为重要，向内的追求因而也变得强烈起来。

以何晏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了哲
学的探索，希望这样做能够调解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超越黑暗社会的痛苦并求得的内心的安宁。

道学思想对黑暗社会现实和人生痛苦的批判意义符合了这个特殊时代的要求，玄学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

庄子人生哲学是以对人生困境的观察为起点的，探讨的是如何从人生困境中超越出来的问题。

以庄学为理论基础，建立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哲学，要求从具体的、繁杂的、现实的、有限的局部事物中超脱出来，以达到和把握整体的、无限的、抽象的本体。

对哲学理论的单纯探索，既可以免遭杀身之祸，也能摆脱外在的规范制度对心灵的压抑、束缚，从而找到真正的自我。

通过精神的自我修养，实现对自然的理性回归，达到精神上的自由，庄子人生哲学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就是实现了对人生困境的超越的精神状态。

所以，庄子理想人格的人生实践实际上就是企图克服、消解痛苦，完善自我的一种努力，这其中既有真实的因素，也有理想和幻想的成分，它体现为十分独特的精神修养方法和处事态度。

二、竹林时期的儒道融合
魏晋玄学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到了阮籍、嵇康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就阮籍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他早年本来受儒学思想观念的熏陶，认同儒家观念理想为其观念理想。

《晋书》本传载其“本有济世志”。

[1]阮籍之所以由崇信儒学思想转向激烈的疾“礼法”、反“名教”，是因为此时看到了名教的种种虚伪性，曾经笃信的儒家伦理道德变成了掩盖丑恶行为和卑劣目的的工具。

巨大的幻灭感促使他们转向老庄之学，既然现实的世界与想象中的相差甚远
而又无能为力时，寻求精神的出路就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

在庄子的思想中，构成人生困境的生死之限、时命之囿、哀乐之情都是人的生活之中的客观存在，摆脱由此产生的精神纷扰，形成一种宁静的心理环境，应给说是对这一人生情境的真实的反映和理智的态度。

[2]庄子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同样具有真实性，它实际上是指一种安宁、恬静的心理环境。

对理想人格的执着追求表现了士人对世俗生活的高傲和精神上的自信，消极避世的态度则表现了他们对名教虚伪化的冷漠、失望之情，反映了情绪上的消沉。

阮籍在他的《大人先生传》里，表现出了“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谟之初，虑周流于天外，志浩荡而自舒”的超越自然、高扬自我的精神。

以此来表达自己保持独立人格，砥砺名节，寻求生命真谛的心愿。

嵇康则把对“名教”的理论批判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认为真正的君子是超越了对是非利益的考虑，而追求精神上的真自由和真解放。

阮籍、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成了很所人排遣苦闷的必然选择。

他们把寄情山水的隐逸情怀以及追求自食其力的田园生活，作为理想人格的实践和寻求心理安逸的最佳归宿。

不仅在理论上追求理想人格，而且在行动上也进行了大胆的实践，以追求完美人格为理想，把完美人格的形成和完善，看成是一生努力的人生理想。

三、西晋时期的儒道融合
西晋时期是玄学发展极为兴盛的时期，儒学对玄学的渗透呈现
出了更为复杂多样的状态。

任何哲学思想的产生和飞跃必将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息息相关，西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士人们经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所带来的国破家亡、生灵涂炭后，对如何摆脱现实生活的苦难陷入了深沉而又紧张的思考之中。

其中既有对国家未来命运的担忧，也有对个人安身立命之道的探索。

生活在一个失去理想的现实世界中，重新寻找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是这一时期士人们的普遍选择。

“八王之乱”过后，郭象对现实的态度是既想超越，又在努力迎合，他致力于调和自然与名教之间的矛盾，追求和谐的社会统治秩序，把社会看成统一的整体，希望自然和社会处于和谐的状态。

他认为一个国家应该在统一政权的领导下自然发展，君主所要做的就是实行“无为而治”。

“无为”是君主治理国家时应该遵循的原则，并不是要君主放弃对国家的治理责任，而是要让君民、君臣之间的关系在最“自然”的状态中和谐发展，让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都各安其位、各得其所。

在他看来：现实的一切都是合乎自然的，人们无需在现实社会之外去寻找理想的社会，而应各顺其性、各安其分。

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否定制度、礼法，而是应该去努力调整其中的不合理之处，使之与理想相符合，从而达到理想与现实、理想政治与合理社会统治秩序的统一。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玄学，已经朝着儒道融合的方向发展了，郭象的学说体现了将儒学观念纳入玄学理论体系之中，以玄理阐释儒学思想的倾向。

魏晋玄学作为特殊时期产生的特殊思想，它的意义首先在于打
破了儒学在汉代被定为一尊的局面，使道家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改变着士人们的自我意识和精神境界，缓解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儒与道的融合，共同打造了中华文化的思想基础。

其次，指引广大知识分子以及普通民众摆脱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促进了人的解放和觉醒。

这是他们长期生活在混乱、痛苦时代人性的爆发，是对人生价值的自我珍视。

总之，魏晋玄学无论是作为艰难时世中缓解士人紧张焦虑情绪的一剂良药，还是作为一种政治谋略，它的产生都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朵光耀千古的奇葩。

与之相关的特立独行、不滞于物，洒脱自如，处世维艰而幽默对之的魏晋风度也被人们景仰一时，它作为儒道互补精神的开端，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可谓影响深远、广泛。

注释：
[1]刘振东：中国儒学史.[m].广州：广州教育出版社. 1998年6月第1版. 第93页.
[2]崔大华：庄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156页.
参考文献：
[1]余敦康：魏晋玄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2]刘振东：中国儒学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

[3]崔大华：庄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第1版。

作者简介：殷超（1984-），女，辽宁朝阳人，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1级研究生，中国哲学方向。